来源:海清FICC频道
2018年2月14日，央行发布《2017年第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重点关注以下内容：
1、货币政策边际变化，流动性拐点已经确立，“紧货币”担忧是杞人忧天。尽管此次四季度央行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再提“管住货币供给总闸门”，但这仅仅是为了保证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基调一致，其实际意义仅限于货币政策不可能重回2015-2016年偏宽松，并不代表货币政策将进一步收紧；
我们更需要注意的是，此次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对流动性表述从“基本稳定”到“合理稳定”，强调“综合考虑金融监管政策的宏观效应及对金融业态和市场运行格局的影响”，以及超储率的跃升，均能反映货币政策已经出现边际拐点：虽然货币政策重回2015-2016年的偏宽松是不可能的，但2018年“紧货币”也没有可能性，但流动性拐点已经出现。
2、监管政策边际利好债券市场。关于2018年监管政策的焦点，主要包括两大方面：一是MPA考核，二是“大资管新规”。本次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MPA并无增量利空，而“大资管新规”的表述则体现了重视民意，确实正在根据“社会意见”进行“修改完善”。由于几乎所有的社会意见都是提出“大资管新规”征求意见稿的不足之处，这意味着对市场而言，最终版本的“大资管新规”只可能比11月的征求意见稿更为友好。
3、“通胀回归正常”不代表“通胀压力”，在中国央行货币政策早已先于CPI之前收紧的背景下，2018年货币政策更不会因为CPI再收紧。2017年CPI水平过低、仅为1.5%，2018年通胀较2017年上行是必然，但这并不代表着“通胀压力”。全球因素看，“大宗商品价格拖累、劳动力结构、工资增长缓慢、通胀目标、全球价值链与技术进步”，国内因素看，蔬菜水果的季节性回落、猪肉趋势未现、医疗价格冲击已过、原油价格大跌、PPI下行，2018年通胀因低基数上行、但压力非常有限，全年中枢在2-2.5%，货币政策也不会由此而收紧。
4、对于M2低位，从资产端和负债端的解释是不同的。央行专栏重点从资产端的角度解释，即2017年M2同比低位是由于银行股权及其他投资科目萎缩、债券投资规模下降等导致；但我们从负债端的角度来看，M2主要受居民和非金融企业存款增速下滑影响，这与房地产调控导致房地产销售下滑密不可分。
5、“适时推动前期出台的逆周期调控政策回归中性”特指汇率，即在汇率正常化之后，“逆周期因子”的调控作用将弱化。2017年人民币兑美元贬值预期明显的情况下，央行通过“逆周期因子”来对汇率市场进行调控，等到人民币贬值预期好转的时候，央行希望通过降低“逆周期因子”的作用来更多地由市场决定汇率价格。不过，考虑到汇率市场化改革的背景下，央行创造“逆周期因子”的变相调控干预汇率市场，存在一定的争议性。
6、2018年外部环境难以乐观。由于贸易保护、地缘政治、美国经济复苏受阻、全球金融市场稳定等因素，都将为2018年的外部环境蒙上阴影，2018年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恶劣局面，和政府、市场投资者千万不能误判形势，需要如履薄冰！
7、作为“中国债市第一多头”，海清FICC频道认为：其一，货币政策边际变化，流动性拐点已经确立，“紧货币”担忧杞人忧天；其二，目前债券收益率水平已经price-in了充分的严监管利空，债券市场危险期已过；其三，2018年通货膨胀上行压力有顶；其四，海外风险利空中国经济；其五，中美利差只是果、不是因，以及在美国货币政策正常化下，中美利差收窄存在可能，美债上行并不会制约中债下行。总体上，从经济基本面、货币政策等传统分析框架看，债券市场已经超调、配置价值凸显，而且监管冲击高峰已过，债券收益率将重回价值中枢，2018年最好、最确定性机会是利率债，重申“十年期国债3.8以上闭着眼睛买”！
一、货币政策边际变化，“流动性拐点”到来！
2018年2月5-6日，2018年央行工作会议中去掉了“管住货币供给总闸门”的说法，但此次2018年2月14日央行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再次提到“保持货币政策的稳健中性，管住货币供给总闸门”，沿用了2017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提法。
对此，海清FICC频道认为，加上“管住货币供给总闸门”主要是出于保证央行货币政策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基调的政治一致性，其实际意义仅限于货币政策不可能重回2015-2016年偏宽松，并不代表货币政策将进一步收紧。
相反，我们认为，货币政策可能“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尽管重新添加了“管住货币供给总闸门”的说法，但对流动性的表述反而出现了边际缓和的情况，其主要论据包括以下三点：
其一，对流动性表述从“基本稳定”到“合理稳定”。此次央行四季度货币政策报告中，提出“维护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稳定”，对比以往可以发现：2015年四季度-2016年三季度的提法是“合理充裕”、2016年四季度-2017年三季度的提法是“基本稳定”，从“合理充裕”到“基本稳定”再到“合理稳定”，表明货币政策边际拐点到来。
如下图所示，2015年四季度-2016年三季度货币流动性处于利率低中枢、低波动的情况，这一时期的表述是“合理充裕”；2016年四季度-2017年三季度货币流动性处于利率中枢逐步抬升、高波动的情况，这一时期的表述是“基本稳定”；2017年四季度以来利率中枢略微下行、波动幅度降低，反映出当前“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稳定”正好介于之前两个时期，较2016年四季度-2017年三季度时期出现了流动性的边际拐点，符合“合理稳定”的表述。
图1:流动性表述从“合理充裕”到“基本稳定”再到“合理稳定”
其二，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下一阶段主要政策思路”，着重强调了“综合考虑金融监管政策的宏观效应及对金融业态和市场运行格局的影响，加强监管协调，灵活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组合，合理安排工具搭配和操作节奏，削峰填谷维护流动性合理稳定”。以往该部分更多地是强调了“流动性收紧去杠杆”的层面，但此次报告则更多突出了“流动性的稳定性与协调性”，反映出政策层对流动性态度的更为友好；
其三，2017年末，金融机构超额准备金率为2.1%，较2017年三季度超额准备金率大幅回升了0.8个百分点，尽管超储率回升存在季节性因素，但回升幅度高于季节性规律，这反映出了央行货币流动性投放的更为积极性，以及对市场流动性的更为呵护。
图2:2017年四季度超额准备金率跃升0.8个百分点至2.1%
总体上，尽管此次四季度央行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再提“管住货币供给总闸门”，但这仅仅是为了保证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基调一致，其实际意义仅限于货币政策不可能重回2015-2016年偏宽松，并不代表货币政策将进一步收紧；
相反此次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无论是对流动性表述从“基本稳定”到“合理稳定”、还是更多地强调“综合考虑金融监管政策的宏观效应及对金融业态和市场运行格局的影响”，以及超储率的跃升，均能反映货币政策已经出现边际拐点：虽然货币政策重回2015-2016年的偏宽松是不可能的，但2018年“紧货币”也没有可能性，流动性拐点已经出现。
二、MPA没有增量利空，“大资管新规”重视民意
关于2018年监管政策的焦点，主要包括两大方面：一是MPA考核，二是大资管新规。分析2017年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海清FICC频道认为，MPA考核并无新增利空因素，均是存量信息，对市场不构成新的利空；反而是大资管新规，由于监管部门会适当考虑市场意见，正式的发文可能较征求意见稿出现适度缓和的情况，反而会出现利空出尽的利好。具体如下。
第一，关于MPA考核的提法，此次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与二季度、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一致，并无增量利空。货币政策报告中提出，“2017年第一季度将表外理财纳入广义信贷指标范围之后”、“于2017年第三季度评估时，将绿色金融纳入MPA信贷政策执行情况进行评估”、“在2018年第一季度的评估中把同业存单纳入同业负债占比指标，对资产规模5000亿元以上的银行发行的同业存单进行考核，对资产规模5000亿元以下的银行发行的同业存单进行监测”。在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报告开头“将同业存单纳入宏观审慎评估(MPA)同业负债占比指标的准备工作”，但后文明确提出同业存单纳入同业负债时是5000亿以上银行，并没有进一步扩大MPA考核的范围。因此，很明显，此次关于MPA考核的内容与之前的监管规定比较并无不同，MPA考核不会对市场构成新的利空；
第二，关于“大资管新规”，此次四季度货币政策报告明确提及“做好社会意见的研究吸收工作，会同相关部门进行修改完善，按程序报请国务院批准发布”，这表明监管层不会“无视市场心声”，而是确实在进行“修改完善”，“理想化”的目标需要与现实条件进行结合。由于几乎所有的社会意见都是提出“大资管新规”征求意见稿的不足之处，这意味着对市场而言，最终版本的“大资管新规”只可能比11月的征求意见稿更为友好。
回顾“大资管新规”两次征求意见稿，我们可以发现确实是不断完善的过程：在2017年2月第一次征求意见稿中，提出“产品期限与所投资产存续相匹配”、“不得开展或参与具有滚动发行、集合运作、期限错配、分离定价特征的资金池业务”，这几乎没有任何的可行性，因为只要投资股票，必然涉及期限错配；在2017年11月第二次征求意见稿中，删除了“产品期限与所投资产存续相匹配”，将第二句中的“期限错配”从资金池业务中删除，该版本对于标准化资产的期限错配并不限制。
对于11月版本的征求意见稿，我们在当时的点评中提出，该版本依然存在以下问题：(1)监管层对银行理财的定位与其他资管完全相同，而民众对于银行理财的认知就是“刚性兑付”，这种观念之间的差异难以一夜之间得到改变；(2)银行理财作为资管产品需要采用市值法计价，这将导致现有理财产品出现大量浮亏，从而导致挤兑风险，以及债市剧烈波动的风险；(3)对于“分级产品”的表述存在自相矛盾，该版本征求意见一方面沿用了“新八条”对于分级产品的要求，即固收类不超过3:1，权益类不超过1:1等，但另一方面该征求意见稿又规定了“所有公募产品、开放式私募均不可进行分级”，只有“投资标准化资产不超过50%、且投资单一非标不超过50%、且为封闭式私募”的产品才允许分级，这种产品事实上几乎不存在。
我们认为，最终版本的“大资管新规”打破刚性兑付的宗旨不会动摇，统一资管产品监管标准的宗旨不会动摇，但是具体执行方式可能发生变化，部分有待商榷的细节可能调整，完全有可能采用对市场冲击最小的方案，妥善化解金融系统风险，避免“处置风险引发更大的风险”。
总体上，无论是MPA考核不存在增量利空，还是政策层考虑将“大资管新规”适度“友好化”，均表明出了监管层态度的日益明朗化，2018年监管政策对债券市场并不构成利空，反而存在利多的可能性。
三、“通胀回归正常”不代表“通胀压力”
2017年底以来，“通货膨胀压力”一直是市场热点，此次央行货币政策报告中同样表达了一定的通胀担忧压力，报告中明确指出“受去产能、环保督查、大宗商品价格回暖、基数因素等叠加影响，通胀水平可能存在小幅上升压力”，之前的提法则是“通胀预期大体保持稳定”，反映出2018年较2017年通胀上行确实是大概率事件。
但我们认为，“通胀回归正常”不代表“通胀压力”，2017年CPI中枢仅为1.5%，2018年通胀中枢将上行至2-2.5%，这只是通胀回归正常水平，并不代表所谓“通胀压力”。
此外，中国与海外不同，海外通胀上行是海外央行货币政策正常化的条件，也就是通胀上行将导致加息缩表，而中国央行早在2016年四季度通胀低位时已经开始了货币市场加息，中国货币市场利率早已正常后，债券市场更已经超调。只要中国2018年CPI中枢不超过2.5%，不会引发货币政策收紧。
我们认为，中国2018年CPI中枢难以超过2.5%，理由包括：
其一，关于货币政策报告专栏中的解释，“低通胀现象的成因既可能有暂时性、周期性因素，也可能有趋势性、结构性因素。一是原油、粮食等大宗商品价格处在近年来低位，对通胀上升产生拖累；二是劳动力市场兼职劳动者、临时雇佣合同和低技能劳动者占比上升等结构性因素导致工资增长缓慢；三是主要经济体目前都存在通胀预期较低的问题，影响工资和商品价格的上涨，抑制了家庭和企业的消费与投资需求，导致通胀缺乏上升动能；四是近年来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大多转向以通胀为目标，并对外明示了通胀目标的水平，在主要经济体央行可信度进一步提升的情况下，通胀预期被锚定在通胀目标之下，在稳定通胀的同时，也导致了通胀低迷；五是全球价值链发展与技术进步因素可能带来价格下行压力”；
其二，根据CPI细项的分析，一是2018年1月蔬菜、水果价格明显走高，这主要是由于天气因素导致了蔬菜、水果价格的走高，但是随着天气因素逐渐消退，蔬菜、水果价格的走高将面临回落的情况，类似于2016年2-3月；二是猪肉价格走势具有明显的趋势性，由于当前猪肉价格并未出现市场预期的“猪周期”，猪肉导致通胀上行的可能性很低；三是医疗改革对价格的影响是一次性冲击，这直接导致了2017年医疗保健同比达6%，但随着医疗改革的结束，以及医疗保健细项高基数的情况下，CPI医疗保健细项环比增速已经降为0%附近；四是2018年2月以来原油价格的大幅回落，WTI原油期货价格已经从66.66高位跌至59.35水平，跌幅已经达到10.97%，，石油价格的大跌可能缓解CPI价格的上行压力；五是PPI-CPI的剪刀差将以“PPI大幅向下、CPI小幅向上”而收尾，我们认为，这一轮PPI同比的大幅回升仅是大宗商品的价格洼地回补，相反CPI同比一直来是相对稳定，并不存在PPI向CPI明显传导的情况。
总体上，尽管2018年通胀水平较2017年上行是必然，但这并不代表着明显的通胀压力，考虑到大宗商品价格拖累、劳动力结构、工资增长缓慢、通胀目标、全球价值链与技术进步，以及蔬菜水果的季节性、猪肉趋势未现、医疗是冲击、原油价格大跌、PPI下行，2018年CPI中枢大概率在2-2.5%左右，在中国央行货币政策早已先于CPI之前收紧的背景下，2018年货币政策也不会因为CPI再收紧。
四、M2之谜：资产端和负债端的不同解释
2017年以来M2增速有所放缓，全年M2同比增长8.2%，比上年末低3.1个百分点，M2同比的屡创历史低位，也成为了市场讨论的焦点。
货币政策报告从银行体系资产端的角度解释，2017年M2增速放缓的原因包括三点：一是，银行股权及其他投资科目从之前的快速扩张转为有所萎缩，是导致M2增速回落的最主要原因，这主要与2017年严监管政策导致金融链条收缩有关；二是，银行债券投资规模下降，由于2017年债券市场利率上行较快，地方债和企业债发行较上年明显放缓，债券投资规模的下降同样拖累了M2同比增速；三是财政存款超预期增长，财政存款增长会导致M2相应下降，因为当企业或个人缴税后，其存款会减少，而财政在拿到这笔资金后会上存央行，这意味着财政收入的增长会阶段性导致商业银行体系存款的减少，进而使M2下降，下拉M2增速约0.3个百分点。
上述逻辑集中于银行资产端，即认为银行资产形成派生货币，但我们从银行的负债端的角度分析发现，2017年居民和非金融企业存款增速明显下行，成为了拖累M2增速的重要因素。究其原因，居民和非金融企业存款增速的下行可能与房地产调控有着紧密的联系，在房地产政策调控下，房地产价格与房地产销售出现明显的下行，这直接使得由于购房行为变动导致的存款资金出现回落。
图3:房地产销售额与居民和非金融企业存款同比相关性高，房地产调控制约居民和非金融企业存款增速，拖累M2同比
总体上，从资产端的角度来看，2017年M2同比低位是由于银行股权及其他投资科目萎缩、债券投资规模下降、财政存款超预期导致的；从负债端的角度来看，2017年M2同比低位受居民和非金融企业存款增速下滑拖累明显，这与房地产调控政策密不可分。
五、“逆周期因子”与汇率市场化的矛盾
在此次货币政策执行报告的摘要部分，有一句“适时推动前期出台的逆周期调控政策回归中性”，这一句话实际上特指汇率问题，即在汇率正常化之后，“逆周期因子”的调控作用将弱化。
2015年811汇改至2016年底，由于美元指数的不断走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大幅贬值，这一时期的人民币贬值是合理的；但2017年4月之后，美元指数开始走弱，但是人民币兑美元继续持续走弱，为了防止人民币发生恐慌性贬值预期导致的贬值，央行通过增加“逆周期因子”来保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性。
但目前来看，由于人民币兑美元开始持续升值，人民币贬值预期已经出现明显好转，汇率开始由市场供需来决定，此时，政策层希望通过适当降低“逆周期因子”的作用，来进一步加大市场对人民币汇率的决定作用。
此次四季度央行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对此同样进行了明确的说明，“积极完善和推广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适时推动前期出台的逆周期调控政策回归中性”、“在市场环境已转向中性的情况下，有必要使前期为抑制外汇市场顺周期波动而出台的逆周期宏观审慎管理措施也回归中性，强化外汇市场价格发现功能”。
总体上，2017年人民币兑美元贬值预期明显的情况下，央行通过“逆周期因子”来对汇率市场进行调控，等到人民币贬值预期好转的时候，央行希望通过降低“逆周期因子”的作用来更多地由市场决定汇率价格。
六、2018年海外风险巨大，需要如履薄冰！
2018年2与6日，我们在报告《一语成谶！美股暴跌致全球经济复苏夭折》中提示投资者2018年的海外风险，“中国和政府、市场投资者千万不能误判形势，2018年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恶劣局面，美股存在高度泡沫化风险，建立在货币超级放水上的全球经济复苏是尽管很性感、但是脆弱的，今年是中美国运交锋的大国博弈年，要有如履薄冰的谨慎心态，未雨绸缪积极应对，或成为中国提高人民币国际化程度、推进一带一路、提升国际话语权的良机！”
此次，央行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反复强调“海外风险”，与我们的观点不谋而合，比如，报告中指出，“需密切关注美国宽松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正常化组合对流动性、投资者风险偏好和全球金融市场的影响。此外，美国税改政策是否会引起全球贸易摩擦与全球减税潮，也需密切关注”、“需要密切关注发达经济体资产价格变动对金融稳定的影响及其潜在的溢出效应”、“受生产率增长长期低迷、政治不确定性、人口增长放缓及企业债务高企等因素影响，全球投资前景亦承压”、“地缘政治冲突多点爆发，风险因素和不确定性加速累积，对经济金融的影响加大”。
总体上，由于贸易保护、地缘政治、美国经济复苏受阻、全球金融市场稳定等因素，都将为2018年的外部环境蒙上阴影，2018年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恶劣局面，和政府、市场投资者千万不能误判形势，需要如履薄冰！
七、中国债市第一多头：流动性拐点已至，国债3.8%以上闭着买！
海清FICC频道作为“中国债市第一多头”，坚定看好中国利率债市场，从经济基本面、货币政策等传统分析框架看，债券市场已经超调、配置价值凸显，而且监管冲击高峰已过，债券收益率将重回价值中枢，2018年最好、最确定性机会是利率债，重申“十年期国债3.8以上闭着眼睛买”！
其一，货币政策边际变化，流动性拐点已经确立，“紧货币”担忧是杞人忧天。尽管此次四季度央行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再提“管住货币供给总闸门”，但这仅仅是为了保证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基调一致，其实际意义仅限于货币政策不可能重回2015-2016年偏宽松，并不代表货币政策将进一步收紧；
相反，此次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无论是对流动性表述从“基本稳定”到“合理稳定”、还是更多地强调“综合考虑金融监管政策的宏观效应及对金融业态和市场运行格局的影响”，以及超储率的跃升，均能反映货币政策已经出现边际拐点：虽然货币政策重回2015-2016年的偏宽松是不可能的，但2018年“紧货币”也没有可能性，流动性拐点已经出现。
其二，监管政策边际利好债券市场。关于2018年监管政策的焦点，主要包括两大方面：一是MPA考核，二是“大资管新规”。本次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MPA并无增量利空，而“大资管新规”的表述则体现了重视民意，确实正在根据“社会意见”进行“修改完善”。由于几乎所有的社会意见都是提出“大资管新规”征求意见稿的不足之处，这意味着对市场而言，最终版本的“大资管新规”只可能比11月的征求意见稿更为友好；
其三，“通胀回归正常”不代表“通胀压力”，在中国央行货币政策早已先于CPI之前收紧的背景下，2018年货币政策不会因为CPI再收紧。2017年CPI水平过低仅为1.5%，2018年通胀较2017年上行是必然，但这并不代表着“通胀压力”。全球因素看，“大宗商品价格拖累、劳动力结构、工资增长缓慢、通胀目标、全球价值链与技术进步”，国内因素看，蔬菜水果的季节性回落、猪肉趋势未现、医疗价格冲击已过、原油价格大跌、PPI下行，2018年通胀因低基数上行、但压力非常有限，全年中枢在2-2.5%，货币政策也不会由此而收紧；
其四，从海外担忧的角度来看，由于贸易保护、地缘政治、美国经济复苏、全球金融市场稳定等因素，都将为2018年的外部环境蒙上阴影，2018年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恶劣局面，这可能会利空2018年中国的出口，进而加大经济的不确定性；
其五，从中美利差的角度，中美利差是结果而不是原因，不能用来倒推中国国债收益率合理水平。2012年之前，中美利差均值为0%；2012年之后，中美利差均值1.2%，这实际上是中国债市收益率中枢不变、美债收益率由于量化宽松下台阶，导致的中美利差被动放大。
从中国与德国债券利差来看，结论更为明显，2009年之前10年中债-德债利差中枢为-0.5%，即德债收益率高于中债，而2012年欧债危机之后中债-德债利差中枢为3%，显然是由于欧央行采取QE、负利率等超常规货币政策导致中德利差被动拉大。
我们认为，随着美国、欧洲货币政策逐步正常化，中美、中德利差也将逐步收窄回归正常化，不能用危机后的超常规货币政策时期的利差水平作为合理利差水平，美债、德债收益率上行，中债收益率下行是可能的。
作为“中国债市第一多头”，海清FICC频道认为：一方面，货币政策边际变化，流动性拐点已经确立，“紧货币”担忧杞人忧天；另一方面，目前债券收益率水平已经price-in了充分的严监管利空，债券市场危险期已过。
从经济基本面、货币政策等传统分析框架看，债券市场已经超调、配置价值凸显，而且监管冲击高峰已过，债券收益率将重回价值中枢，2018年最好、最确定性机会是利率债，重申“十年期国债3.8以上闭着眼睛买”！
(作者：邓海清，“海清FICC频道”全球首席经济学家，人民大学客座教授；陈曦，“海清FICC”大资管频道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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