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弘基金熊军
今年是公募基金成立20周年。20年来，资本市场发展很快，基金产品越来越丰富，基金规模明显扩大。但是，公募基金占股票流通市值的比例一直在下降。对比过去五年间迅速发展起来的银行理财，公募基金发展明显滞后，银行理财在较短时间里就形成了29万亿的规模，而公募基金发展了20年规模才10万亿出头，而且大部分还是货币基金。这种现状的原因是什么？
我认为，未能得到投资者的广泛信任可能是公募基金发展滞后的重要原因。 比较银行理财和股票投资，银行理财的年化收益率为4-5%，收益率波动小，刚兑条件下违约风险较小。股票的平均年化收益率为12%-20%，波动率为25%-35%。如果理性投资决策的话，对于投资期限较长的资金，股票是更好的选择。为什么大多数人会选择银行理财呢？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大家对国家有信任，银行是国家办的，所以大家把对国家的信任转移到银行身上，大家并不能区分银行发行的理财产品是表外资产还是表内资产。第二，银行理财收益率稳定并且高于同期银行存款利率，能够满足投资者的预期，由此得到投资者的信任。银行理财的收益稳定是因为采用摊余成本法和资金池，这意味着银行在管理理财产品时把自己作为承担风险的主体，银行理财所提供的稳定收益率，本质上是银行从理财资金的收益率中切出来的一部分。这一点与公募基金本质上不同，公募基金只收取管理费，基金风险由投资者承担，基金投资收益也全部归属于投资者，投资者独立承担波动风险。银行的摊余成本法和资金池做法，看起来给投资者以稳定回报，但实质上加大了银行的运营风险，所以资管新规发布以后这些做法被完全禁止。资产新规明确要求资产管理业务重新回到“代客理财”的定位上来，这也意味着投资机构通过分担波动风险来实现收益稳定的做法不再可行。
信任是公募基金的命根子，这点不难理解，对你不信任，投资者就不会购买你的基金产品。什么是信任呢？在一个群体的内部，成员基于共同认可的准则，对于其他成员有所期望，这种期望就是信任。人性的一部分是固有私欲，另一部分则渴望成为群体中的一员，当群体中缺乏规则和规范来联系个体时，人就会强烈不安，这些规则和习惯是成员之间相互信任的基础。例如，前一段时间媒体报道的火车上的霸座男，他就是因为破坏了乘车时对号入座的规则，让所有人顿觉不安，并由此感到愤怒。
信任与规则密切相关。信任建立在规则的基础之上，但是规则并不能代替信任，只有在群体的全体成员主动遵守规则的条件下，规则才能够成为信任。如果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任何创新之举都会被怀疑成阴谋诡计，为了防范风险，那就只能是对各种可能出现的行为做出广泛而详尽的规定，但这样交易成本就会变得很高。社会的普遍不信任会加大经济行为的交易成本，而高度信任的社会这种成本很低。举一个例子，这几年食品安全问题比较突出，为了吃到安全放心的蔬菜，有的经销商对蔬菜种植过程进行视频监控，配送流程通过电子标签进行跟踪识别，成本何其巨大，而这些仅仅是为了解决信任问题，对蔬菜生产本身并没有大的帮助。
著名经济学家福山有一本著作，书名是《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系统分析了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与社会信任之间的关系，非常值得一读。福山把群体的人们为了共同目标而合作的能力定义为社会资本，他认为一个国家能否建成大型企业与这个国家的社会资本也就是信任度有着密切的关系，信任与资本、劳动力、自然资源禀赋一样，也是经济发展的要素之一。信任度低的社会，通常由家庭所有并经营的企业所主导，产业集中度低，难以发展出大型企业，除非政府干预。而信任度高的社会，更容易发展出超越家庭层面的大型私营企业，产业集中度高，更具有全球竞争力。
信任与文化密切相关。文化是传承下来的伦理习惯，伦理习惯由理念和价值观构成。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特别强调家庭的凝聚力，血浓于水。但是，家庭观念的强大意味着非血缘的关系变得单薄，对陌生人的信任程度较低。有一个典故，孔子和邻国的国君辩论哪个国家的道德水平更高。国君说，在我们国家若父亲犯法了，儿子会把父亲和他的罪行报到官府。孔子说，我们国家的道德水平更高，儿子绝不会以这种方式对待父亲。传统文化之所以把家庭摆在非常高的位置，有历史合理性，自足自给的农耕经济适应家庭为核心的社会结构，加之社会经常动荡不安，只有家庭是可以依靠的避风港。现代社会里，家族企业可以在没有商业法或稳定产权结构的情况下发展兴盛，但是家族的资源无法支撑小企业做大，企业要发展，家庭纽带必须弱化，需要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从家庭管理走向专业管理。受传统文化影响，中国私营企业普遍存在不愿意聘用专业经理人的问题，因为聘用外部专业经理人意味着进入到低信任区域，支持大企业所必须的非个人关系的公司结构发展缓慢。
（作者熊军系天弘基金副总经理兼首席经济学家、中国基金业协会养老金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核心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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