钮文新:中国最大金融风险——股市长熊

中国经济界的顶级人物这个周末齐齐汇聚北京,交叉于50人论坛年会和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两个大型会议之间,各种说法、观点、见解不绝于耳,但唯独听不到关于股市方向的声音。说来也怪,中国的经济顶级人物历来好像就有这样的习惯,很喜欢讨论汇率、利率的改革问题,而对市盈率要不要改革,如何改革几乎无动于衷。难道市盈率过低不是中国最大的金融风险吗?

如果我们问:中国最大的金融风险是什么?所有人都会异口同声:杠杆率过高。谁的杠杆率过高?企业杠杆率过高。这也是政策主张所谓“结构去杠杆”的核心要义。但问题的逻辑线不能到此为此,请问:为什么中国企业杠杆率如此之高?如何解决?当我们把问题提到这个层次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意识到:中国股市功能10年失效,至少是中国企业杠杆过高的关键因素之一。

说企业杠杆率高,无非是企业资产负债比例过高,也就是总资产当中,股权资本(自有资本)占比过低,债务资产占比过高。所以,降低杠杆率、降低资产负债比率,要么减少债务规模,要么增加股权资本。一般而言,通过延长企业债务期限可以适当缩减企业债务需求,但效果有限;如果强行收回债务,那企业资金链极易发生断裂,这样的做法不是降杠杆,而是“捅破企业杠杆率的风险”;所以,最有效、也最直接降低企业杠杆率——资产负债比率的方法就是增加企业股权资本。

钮文新:中国最大金融风险——股市长熊

明白这一常识,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如果股市长熊,10年拒绝在企业平衡资产负债比率方面发挥作用,迫使企业只能通过不断增加债务谋求发展,那企业经营中所有的恶性循环都必将发生。比如:资产负债比率越高,企业财务安全程度越低,债务成本也会不断上升,并蚕食企业利润率;企业利润率下降,财务安全程度更低,债务成本更高,利润蚕食更严重。如此恶性循环作用在股市上,就是股价的不断走低,没完没了地下跌,从而越来越不支持企业股权融资,而使得企业降低资产负债比率、降杠杆变成无解之题。

中国经济在微观层面如此恶性循环是否可持续?中国经济屡屡遭受突如其来的下行压力,其实都与企业杠杆过高、负债成本过高,微观经济主体扩张艰难密切相关。而更关键的是:跌跌不休的股市,让企业失去股权资本支持,失去平衡资产负债比率的能力。这难道不是中国经济最大金融风险吗?毫无疑问,基于金融市场的系统性特征,我们关注债务市场的风险,就必须更加关注股市风险,两个风险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辅相成,相互作用,密不可分。

更严重的问题是:一面是不断加大的资本项目开放,一面是不断干瘪的股票市场,两者相加的结果,会不会演变成“中国主权资本控制权、定价权的旁落”?有些人认为,只要我们有控股权,控制权就不会丢失,至于价格,市场说了算。如此简单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认知极易让我们迷失。其实,市场的核心就是价格,谁垄断了价格谁就是市场主导者,谁就是市场中最大的赢家,而且市场价格的主导权将决定一个国家的财富分配权。

钮文新:中国最大金融风险——股市长熊

历史上,以市场价格控制权对抗企业控股权、决策权的事例少吗?尤其是发生极致状况、比如金融危机的情况下,1998年,为什么香港特区政府要通过直接干预市场?其实就是通过强硬的价格干预,把市场价格控制权从金融大鳄手中夺回来。否则,香港多年积累的财富都将被金融大鳄掏空,香港经济主权都将被金融大鳄控制,领土主权回归、经济主权旁落——这样的香港回归祖国还有什么意义吗?

怎么办?按理说,股市风险属于金融风险的重要组成部分,统一管理金融市场风险应当由金稳委或中央银行负责,这是国际惯例,也是中国近年金融管理改革中最大的变化。但鉴于历史惯性,相关股票市场的问题,无论是国务院还是投资者,很多时候还都需要更多地依赖证监会去解决。这不奇怪,除了证监会,还能有哪个部门能够把股市列入金融全局,并全心全意站在股市角度去思考中国金融风险的问题?

也正因如此,中国证监会恐怕要比历史任何时期都更要有勇气和担当。努力让已被边缘化的股市回到中国金融市场应有的位置上,发挥其应有的功能,恢复中国主权资本定价的安全性,这不是部门利益,更不是个人荣辱,而是国之大计、民之大计。

毫无疑问,确立“资本金融为主、货币金融为辅,股权资本为主、债务资本为辅”——中国金融市场宏观结构意义重大,这是中国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本质要求,也是金融结构的关键性次序,更是金融理论常识性规律。应当承认,我们过去的金融发展违背了这一规律,更多醉心于货币市场、债务市场的机灵精巧,而忽视了金融市场创造资本的本质大义,弱化了资本金融、小看了股权资本,现在必须予以尽快的纠正,而这样的纠正工作,恐怕只有中国证监会出面了。

关键性的历史时刻,中国证监会需要更大的勇气和历史担当。

追加内容

本文作者可以追加内容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