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10月19日，星期一。《纽约时报》称这一天是“华尔街历史上最坏的日子”。
道琼斯指数暴跌22.61%、标普500指数暴跌20.47%、可口可乐下跌36.5%、通用电气下跌33.1%...
5030亿美元的股票市值在这一天之内化为乌有，相当于美国当年GDP的1/8。
1987年10月19日的道琼斯指数
许多百万富翁一夜之间沦为贫民，更多的普通投资者亏光了多年积存的血汗钱。
就连“世界短线之王”也没能避开1987年的股灾。
迈克尔•斯坦哈特（Michael Steinhardt）：
华尔街史上最成功的对冲基金经理、“世界短线之王”。与索罗斯、罗伯逊并称“对冲基金三巨头”，扛起了70年代至90年代华尔街对冲基金的大旗
迈克尔•斯坦哈特
从他的自述中，可以看到即使是最顶尖的投资人，也无法准确预测市场，也会因为上涨而盲目乐观、忽视风险，在股灾到来时也显得那么无助：
1我预见到了崩盘，但没坚守自己的信念
在1987年，我觉得自己既是一个天才，又是一个傻瓜。
那年年初，我预见到了即将到来的股市崩盘。
然而，我的自满情绪和业绩上的压力，导致我没有坚守自己的信念。最后，我的亏损和那些业余的普通投资者一样多，甚至更多。
1987年4月，即股灾前半年，我给基金的投资者发了一封信：
当然，股市可能继续涨，或许涨很多。但是，对于传统投资者（不管好不好，我就是）来说，现在的市场呈现出一些令人不安的因素。
和历史相比，市盈率太高而且股息率太低，有价值的公司很难找到。
更重要的是，低增长、低通胀和低利率水平这样的宏观环境很难维持下去。经济要么走弱，要么走强，而且如果走强的话利率水平将会抬升。在这种环境下，因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公司间的并购及公司股票回购支撑着市场，但市场下跌的风险非常大。
我算是有点远见，继续说：
这种环境下我倾向于更加谨慎和保守。
但是，市场上涨的趋势仍在，我也不能忽视错失投资机会的潜在后果。我始终把合伙人的资金当作自己的资金那样去投资，因此我一直在寻找下行风险可控的投资机会。总体来说，因为我们对后市持谨慎态度，因此我们会降低仓位，在牛市中我们将跑输大市。
回想起来，那封信的判断是正确的。
但是，六个月是个漫长的时间，尤其在投资界，因此我在信中表达的担忧没有持续太久。
几个月内，我们又重回净多头，因为我觉得不参与市场的后果比参与更加严重，因此我在狂热氛围中在高位买入了股票。
衡量一个投资者的年度业绩有其合理性，但也会引诱投资者忽视风险。我们做多，赚了钱，然后我们继续加大多头仓位，一切看上去都是那么简单。
到8月底，我们当年的净值上涨了35%，所以我们感觉良好。
几乎每一天，我都会思考一个问题：究竟什么因素才能把这个高估的市场打下来？
令人困惑的地方是，虽然从历史标准的角度衡量，这个市场实在是高估了，但我们似乎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我们是否处于估值长期趋势性扩展的时期？
股灾那天我还想着抄底，但后来傻眼了
整个9月份，市场的走势比较错乱，但我们没有减仓，因为我们对自己的股票组合还是比较满意的。
股灾前的那个星期五，道琼斯指数下跌了100多点。
大宗交易成交的股票都是以很深的折价卖出，这通常是很令人担忧的现象。
那天下午我召集公司的投资经理、分析员和交易员开会，征询大家对市场的看法。难道我们忽略了什么大的事件吗？
讨论并未得出什么有用的结论，或许是因为我没有之前那么谨慎。
即便是在周末，空气中弥漫着恐慌的情绪，但我居然对这种情绪没有太强的感受。
星期一早上，股市以暴跌开盘。
到10点半，道琼斯指数下跌了120点，而且新闻报道里全是大面积的恐慌抛售。
午盘收市，道指跌了200点。
我感觉市场可能超卖了，或许已经见底，于是我开始买入标普股指期货（当时标普期货以很大的贴水交易）。我对股指期货的交易很熟练，对升水和贴水也很敏感，所以我认为期货的折价很大，是个很好的机会。
我用的是自己惯常的买入方法：股指每跌10个点就买入10手的股指期货。
午后随着市场继续下跌，卖盘抛出的速度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
很快，我就积累了大量的多头头寸。
有一段时间，市场有所反弹，我还深受鼓舞。
在大约一个小时内，道指从下跌250点，到下跌200点，涨到只下跌100点。
我开始自我赞许，我真是了不起的交易员啊，抄到了市场的底部。
但市场很快重新开始下跌，到下午3点，下跌提速：先是300点，然后350点。
恐慌情绪四处弥漫。
新闻上说收盘后里根总统将宣布暂时休市。
那一刻，我们都傻眼了：指数直线下挫了450点。
收盘的时候，市场的下跌幅度令人震惊，道指跌了508点，或者说22%的跌幅，是大萧条之后最糟糕的一天。
我想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但徒劳无功。
从基本面上来说，世界没有什么变化，但金融市场跨了。
3一天损失了一年的盈利，我不想干了
周一我们在公司一直待到午夜才回家。晚上的时候，我想了又想，决定第二天要继续买入。
我认为，市场已经跌了那么多，总该会有个反弹吧。
如果这还不够乱的话，第二天早上我接到了摩根斯坦利的电话，说我们的保证金不够，要存入更多的现金。
大摩一直是我们的券商，没想到在这个时候会将我们一军：大摩威胁说，如拿不到更多的保证金，他们要开始平仓我们的期货头寸。
太可气了！我立刻打了几个电话，迅速将我们的持仓转移到了高盛。那之后，好几年我都没有跟大摩做过一笔交易。
之后的几年里，我一直试图忘掉在“黑色星期一”我们究竟亏了多少钱。这么说吧，仅仅在1987年9月的时候，我们的基金净值上涨了45%，而到了年末，涨幅只有区区4%。
在那一天以及随后的几天里，我们损失了几乎一整年的盈利。
跟往常一样，在亏钱的时候，我一般会大幅降低仓位并持有更多的现金。所以，最后当市场终于开始反弹时，我们的仓位太低，导致净值增长缓慢。
那个秋天我觉得极度压抑，都不想再干下去了。
我非常自责，择时的问题困扰了我。
关键是，那一年早些时候，我明明预见到了市场的崩溃，这让我感到格外刺痛。也许我失去了判断的能力，也许我不如以前那么出色了；我的直觉告诉我要谨慎行事，但我却像那些指数基金经理一样行事。
看看我干的好事！总之我的自信心被严重挫伤，我感到非常孤独。
随后的几周，关于股灾的报道充斥着媒体。记者说我们正在经历一个金融史上的特殊时期，可是我怎么也看不出特殊在哪里。
那一刻之前，我习惯了大幅跑赢市场，可现在我却输了，而且输的这么窝囊。
从事后看，1987年的股灾没有预示啥。
经济继续正常运转，生活依旧。政府组织专家们做了大量的调查，最后把崩盘的原因归结于新的发明，比如当时流行的“投资组合保险”策略和衍生品交易，以及监管的缺失。
另外，罪魁祸首还包括美联储和德意志银行的升息，以及对于未来经济衰退的担忧。但最后，我并不觉得经济学家从这次股灾中学到了任何有用的东西。
下雨偏逢屋漏，如果说我们的股票投资损失还不够大的话，我们的可转债套利策略也出了大问题。
一般来说，我们在这块一直是赚钱的。
股灾后的第一天，我看了可转债套利的盈亏报告，发现我们当月盈利10%，虽然没有多少钱，但我还是松了一口气，毕竟不是全都在亏。
可是第二天，新的报告送来了，原来前一天报告上债券的价格被标错了，因此我们实际上亏损了30%。
这也太不专业了，我真是气炸了，冲着负责套利交易的投资经理咆哮。
当他终于有勇气回话时，颤颤巍巍地说：“我真想去自杀。”
我记得当时自己冷冷地问：“我能旁观吗？”
长话短说，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华尔街上的情绪都非常压抑。同行们聚会或者参加活动的时候，都努力避免谈论股市。
第二年，我们的业绩提升了很多。
我侧重于自下而上的基本面选股，做多的同时也做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从股灾的打击中恢复过来。
后来我认识到，在一个“正常”的市场中，不管是涨还是跌，我总是可以赚钱的。我统计了一下，我亏钱的月份不超过总月份的5%。这样一想，我总算感觉好受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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