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还没上市，前华为员工的公司就已经先上市了。
12月3日，人瑞人才（HK.6919）宣布通过港交所聆讯，预计将于12月13日上市，发售股份数目3420万股，每股最高发售价为28.9港元，募集资金接近10亿港元。
人瑞人才拥有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创始人张建国，他不仅是华为的25号员工，还是华为首任人力资源副总裁，参与了华为的薪酬、考核体系建设。而人瑞人才所从事的灵活用工业务，是2012年才传入中国的新型招聘业务。
高速奔跑的新经济独角兽与年轻职场人的共同选择，创造了灵活用工这一风口。九年之间，从无到有，又一名华为前员工实现了财富自由。
任正非穿着裤衩给我面试
“进门以后，他跑到浴室里冲了个凉，然后穿着裤衩出来给我面试。”张建国在离开华为后，这样向大众描述第一次见到任正非时的情景。
1990年4月，拥有兰州交通大学硕士学位的张建国辞去了大学教职，南下来到了深圳。经朋友介绍，他通过电话获得了华为的面试机会。从深圳火车站出发，他坐了一个半小时的车，在南油A区的一间民房里，见到了任正非。
当时的华为只有20多人，任正非会面试每一个求职者。据张建国透露，当时任正非得知了他曾学习通信专业并拥有研究生学历，面试时没问什么问题就录用了他。第一个月的工作是去车间组装散件，月底张建国拿到了300块钱。
直到2000年张建国以人力资源部门副总裁的身份离开华为，他已经在研发、销售和行政等多个岗位上工作过。在这期间，他曾在福建做了三年销售，后来在1995年担任市场部考评办公室主任。1996年，华为员工数已经达到1000人时，还没有系统的薪酬体系，张建国在那时参与了华为薪酬体系和任职资格体系的制定，著名的《华为基本法》也是在其任职期间成书。
离开华为后，张建国曾在2004年应徐新的邀请空降至中华英才网担任CEO，但后来因为与投资人理念不合于2009年出走，召集了自己在英才网的老部下张锋和张建梅开始了创业。
发现新风口，为独角兽找合同工
张建国在2010年创办了人瑞人才的前身成都天符。一开始创业，张建国甚至没有想清楚具体要干什么，先从大学生的职业培训做起，但是由于企业的战略方向模糊不清，做得很不成功。直到2012年，张建国偶然接到一家美国跨国电商招聘200个本地客户的单子，他才知道了“灵活用工”这一商业模式的存在。
据国盛证券的研究，所谓灵活用工是指灵活用工中介向客户企业派驻短期员工，以解决客户人员编制紧张、旺季人才短缺、项目用工短缺和三期员工短期替补等问题的特殊用工形式。这些外派的员工大多从事替代性、临时性、辅助性的岗位工作。
整个灵活用工的服务过程是这样的：用工企业根据需求向灵活用工中介提交订单，中介会按照要求招聘灵活员工，招聘来的灵活员工与用工企业签订服务合同。在灵活员工为企业提供劳动后，中介会向员工支付工资，在1~2个月后用工企业才向中介支付工资及中介服务费。
一般来说通用类和办公行政类的岗位需求为客户预估的需求人数，而专业类的岗位需求则由客户指定业务成果，灵活用工中介以此来估算所需人数，并进行总体报价。
在这种雇佣关系中，灵活用工中介替代了企业去承受法定雇主的责任与潜在用工风险，快速地招聘大量合约员工，并为其提供对应的薪酬与培训。得益于专业化和规模效应，灵活用工中介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完成招聘与培训流程，因而企业能够获得大量灵活、低成本的人力，提升了劳动力的配置和使用效率。另外，由于中介会先行支付灵活员工的公司，因此对于用工企业来说，公司还因此获得了1~2个月的账期。
这样的用工方式，十分适合需要在短时间内在全国进行业务扩张的互联网企业，和体量较小成本压力较大创业公司，张建国偶然间发现了一个十分符合当下中国经济的业务模式。
从财务数据上也能够看出来，人瑞人才的成功，乃至发展到能够上市的规模，完全得益于抓住了这种新型雇佣关系的风口。据人瑞人才的招股说明书，其灵活用工业务收入在2018年达到了15.1亿元，到今年上半年，灵活用工业务收入占比达到了95%，是公司的绝对核心业务。在2017年和2018年，人瑞人才的灵活用工业务收入连续两年实现翻倍增长，一举成为行业第一。
人瑞人才所提供的灵活用工服务多满足企业对于中底层职位的人员需求，例如接待员、秘书、客服、资料审查员、销售及服务人员等岗位。这类岗位的收入占人瑞人才灵活用工业务收入的92%，剩余的少数的中高层职位则是信息技术研发人员。人瑞人才所提供的灵活用工岗位中，占比最高的是前三类岗位分别为信息验证、客服和销售。
从人瑞人才的客户的构成上能够看出，金融、房地产等强销售行业也选择了将大量的销售、客户岗位进行外包，以降低人员流动为企业带来的成本。互联网企业向内容领域的大举进军则催生出了大量的内容审核外包岗位。
人瑞人才的客户中，来自新经济、金融、房地产等行业的客户最多，其中新经济行业是指互联网、商业服务、硬件及软件技术和媒体娱乐等行业。用工需求最能直观地反映一个行业的景气度，随着互联网行业的火热和房地产行业的降温，人瑞人才所服务的该行业的客户也呈现出此消彼长的变化。
人瑞人才在招股说明书提到，在中国的164家独角兽企业中，人瑞人才曾经服务过其中的69家，占比达到了42.1%，包括字节跳动、摩拜和小红书等明星独角兽也是其客户。虽然没有指明公司名称，但从描述中可以判断出，字节跳动正是人瑞人才的最大客户。在今年上半年，为字节跳动提供的灵活用工和专业招聘服务构成了人瑞人才34.1%的收入来源。
新经济的发展，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还在逐渐改变当下年轻人的工作方式。灵活用工这种雇佣关系，不仅是奔跑中的独角兽企业的需求，更是渴望自由的年轻人们的选择。
在中国，128万年轻人选择成为”灵活用工“
据国家统计局在2016年进行的人口调查，1980年后出生的人口已经占适龄劳动人口的28.9%。随着90后、95后们逐渐步入职场，关于年轻一代员工不服管教、频繁跳槽的段子层出不穷，“佛系”、“小确丧”等新的职场文化逐渐流行。
统计数据也证实了，这一代年轻劳动力确实“放纵不羁爱自由”。2018年，约50%的千禧一代（1982年至2000年出生）和90%的Z世代（1995年至2009年出生）表示选择或考虑从事短期或灵活工作。
与此同时，新经济的高速发展也确实给了年轻一代自由工作的机会。灼识咨询的研究显示，中国新经济的灵活用工人数已经由2014年的12万人增加至2018年的42.9万人。这些需求主要来自电商、互联网金融、资讯科技、新制造与新零售行业。
二线城市是我国主要的灵活用工市场。2018年，灵活用工市场规模最大的三座城市分别是苏州、宁波和长沙。虽然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有着最多的就业机会，但灵活用工的收入并不能负担一线城市的生活成本。灼识咨询研究显示，2018年我国灵活用工的平均工资加服务费为3851元/月，
当外部环境导致用工企业压力变大的时候，灵活用工这样低成本的雇佣模式十分受欢迎。在饱受经济增速放缓和人口老龄化困扰的邻国日本，灵活用工市场就蓬勃发展。在1986年-2015年这30年里，日本的灵活用工市场规模以12%的复合增长率发展到了6.58万亿，而这期间日本的GDP增速仅为3%。
我国的新经济蓬勃发展，因此国内的灵活用工市场发展得也比日本迅速，且呈现出量价齐升的发展态势。2014~2018年，大陆地区的灵活用工行业规模复合增速为26%，已增长至592亿，灵活用工人数复合增速为17%，已达128万人，平均工资加服务费复合增速为8%。
但是，成为灵活用工目前仅是少数人的选择。2018年我国劳工市场共有7.76亿名员工，其中128万人为灵活用工，占比不足1%。而在发达国家，这个比例会高出许多。美国有10%的劳动力为灵活用工，日本为4%，欧盟地区为3%。
手上拿着手机，内心向往自由的你，会选择成为一名“灵活用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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