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一路走来，我们习惯了“摸着石头过河”，先干再说，效果好，推广，效果不好，自行湮灭。这种模式不预设门槛，不过多干预，比FCA的监管沙盒更有效率。
不过，金融领域容不得“万类霜天竞自由”的放任式创新，那样必然出问题，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则产品是虚拟的、数字的，容易扩散。往往还没等到风险暴露，规模已经很大，难以做到可控试点。
二则风险隐蔽性强。理财类业务，若资金池旁氏运作，拆东墙补西墙，运转几年都不会出问题；贷款类业务，只要允许借新还旧滚雪球，借款人再差都是零不良，都是假象。
三则与钱打交道，容易引发道德风险。很多本性纯良的创业者，也终究抵不过金钱的“诱惑”；更不用说还有各色人等假借金融的名义蓄意行骗。
2016年之前，互联网金融自由生长，也的确出了很多问题。放任不管容易出问题，类似消费金融公司、民营银行、个人征信那样的牌照试点，门槛又太高，所以，金融科技需要更轻便的监管沙盒。
但FCA的沙盒也有种种局限性，我们需要探索自己的监管沙盒。在此之前，需厘清几个问题。
1、审视金融的边界
随着金融与场景融合，场景方越来越多地嵌入金融流程之中，很多时候，场景方的商业行为与金融机构的金融服务重叠交错，边界越来越模糊。
把场景方的所有行为都纳入金融监管并不现实，所以需要重新审视金融的边界。边界清晰后，才能确定哪些行为需要纳入监管沙盒，哪些行为可完全交给市场。
最典型的如导流，于场景方是流量变现，于金融机构则是获客营销，算不算金融行为？再往细了说，导流过程中的精准营销必然要求用户初筛，对于贷款产品，这种初筛是否应算作前置的授信审批？要不要管？又该如何管？
2、谁来实施沙盒监管？
在我国现阶段牌照监管的框架下，监管机构各管一摊，但科技之于金融，是一对多的关系，即一种科技创新可同时应用于多种牌照业务，这种情况下，该由谁来实施沙盒监管呢？即便指定牵头方，协调沟通成本是少不了的，又如何能确保沙盒足够轻便、高效、低门槛呢？
3、确定沙盒监管的核心原则
“既要，又要，还要”是不切实际的。既然是创新，就存在效率与风险的跷跷板，沙盒环境中也是如此，只有明确核心原则，才能有效取舍。
FCA的核心原则是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在2016年监管沙盒落地前，关于效率与风险的平衡，FCA曾设想了四种准入模式，第四种要求最高，即“只要企业承诺向客户赔偿任何损失（包括投资损失），并可以证明他们有足够的资源（资金）来做到这一点，那么就可以加入沙盒”。后来觉得对初创企业门槛太高，才选了其他折中方案。
问题是，就国内而言，我们实施监管沙盒的核心原则是什么？如果也是金融消费者保护，那是否只要企业承诺赔付用户任何损失，就可以进行自由创新呢？如果不是金融消费者保护，又该是什么呢？
随着金融领域风险整治逐见成效，全面从严这种“非常态”必然要回归“常态”。当前，民营银行、消费金融公司以及法人直销银行牌照都有了开闸迹象，多地也相继推出沙箱监管试点方案。
没有任何制度是完美的，同样，寄希望于通过监管沙盒来解决创新风险与效率的平衡，是不现实的。无论如何设计，中国版监管沙盒也必然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但问题不在这里，问题是迈出这一步，干中学，边实践、边优化。
过去几年里，企业常说“拥抱监管不等于等待监管”，科技创新拽着监管走；但未来几年，或许只有“等待监管才算拥抱监管”，在这种情况下，需要监管推着科技创新往前走。
此时，监管创新的下限，可能决定着行业创新的上限。
本文由“洪言微语”原创，作者系苏宁金融研究院院长助理薛洪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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