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虽然不能对每个人每顿饭摄入多少热量设上限，却能对借款人的借款额度设上限。所以，虽然应对肥胖问题任重道远，解决过度借贷却并非无计可施。
先来看看监管机构常常使用的“三板斧”：
一是严打高利贷、套路贷，废除不合理的债务，减轻还款负担。不仅中国监管者如此，世界各国莫不如此。如英国FCA曾于2014年出台规定，将现金贷总成本（包括利息和所有其他费用）控制在本金的100%以内，以确保“任何借款人的还款额都不会超过其借款额的两倍”。
二是严打暴力催收，让欠钱的人也能体面生活，保障其合法权益。严打暴力催收，能够给借贷行为圈定边界，避免借贷从一种金融现象演变成社会现象。毕竟，相比贷款逾期后的不良损失，暴力催收衍生的社会问题更加棘手难控。
三是严格贷款发放关，以管控多头借贷为抓手，避免债务滚雪球。明确单一借款人的最高额度和余额，这一点最关键，理论上可完美避免过度负债问题。但也只是理论上，在现实中，金融机构既无从得知借款人的真实负债，更无从得知借款人能承受多少负债。
纵观这“三板斧”，确保借款人在借贷过程中受到公平合理的对待是可以实现的目标，至于过度借贷问题，虽然需要监管方面付出更多努力，但从结果上看，更多地取决于借款人自身。
借款人恰恰不可控。正如不少心理学家相信，“要让消费者控制预算，需要消费者具有惊人的自制力”。作为消费者，不能避免冲动消费，作为借款者，往往也不能避免过度借贷，内在的原因，实际上是一致的。
1930年，宏观经济学之父凯恩斯在《我们子孙在经济上的可能性》一文中，认为科技进步带来物质的极大丰富，以至于100年后的人类将无需劳动，反而会为无处不在的闲暇担忧:“人类自从出现以来，第一次遇到了他真正的、永恒的问题——当从紧迫的经济束缚中解放出来以后，应该怎样来利用他的自由？科学和复利的力量将为他赢得闲暇，而他又该如何来消磨这段光阴，生活得更明智而惬意呢？”
他还乐观地憧憬道：“他们不会为了生活的手段而出卖自己，能够使生活的艺术永葆青春，并将之发扬光大，提升到更高境界。”
事实如何呢？
诺贝尔奖获得者阿克洛夫在《钓愚：操纵与欺骗的经济学》一书中写道，“2010年，一个普通美国家庭的储蓄，包括现金、支票、银行存款等（这些家庭几乎不持有债券和股票），不超过家庭月收入。”
人们依旧在为经济问题奔波。梭罗曾在150年前评论当时的美国生活，说“大多数人都生活在平静的绝望中”，仅从经济角度看，这句话在150年后依然适用——很多美国人依旧为债务所困，高负债的背后，何尝不隐藏着一种平静的绝望。
当然，并非美国不够富强，阿克洛夫认为，这是现代消费主义盛行的必然结果，即便人均收入再增长5倍，可能还是这样的结果。
现代社会中，借贷、消费、生活，某种程度上已经融为一体。过度借贷，绝不仅仅是个金融问题，已经深深融入社会生活中，甚至成为文化的一部分。
本文由“洪言微语”原创，作者系苏宁金融研究院院长助理薛洪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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