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疫情带来的冲击和挑战，如何尽可能有效地解决短缺防疫用品的供给和分配问题？对此，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朱林可副教授2月9日在澎湃新闻网上发表《适当发挥价格机制在疫情防控中的作用》文章。现转载如下：
学者简介：朱林可，鲁汶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任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国际贸易理论与实证。
这段时间，公众和媒体最关心的就是新冠肺炎疫情了。这次疫情对社会的冲击和挑战是全方位的，其中短期内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是防疫物资的供给保障问题。政治局常委会议和国务院办公会议都强调了这一点。
疫情期间，大量经济社会活动处于停滞状态，而防疫物资与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和分配显然不可能停顿。这其中，生活必需品的供给目前似乎并未碰到很大问题，理由也不难理解，因为疫情并不会显著提高人们对生活必需品的需求。而防疫物资这一块，也并非都存在很大问题。比如我看到的工信部的信息是，杀消用品、体温检测仪等产能充足，生产供应可以满足基本需求。真正构成问题的，是医用防护服、N95口罩等重点防护用品。民用口罩也可能存在供给不足的问题，虽然从目前我身边的情况看，还没碰到有人反映没口罩出门的问题。但如果疫情持续下去，随着更多企业开工和学校开学，民用口罩也可能面对供不应求的局面。
所以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尽可能有效地解决短缺防疫用品的供给和分配问题？注意，这里其实涉及到了增加供给和有效分配两个问题。如果仅仅是增加供给，不能实现有效分配（比如不孕不育医院比直接救治肺炎病人的医院拿到了更多口罩），问题仍然会存在。同样，如果仅仅实现现有供给的有效分配，而不能扩大供给，我们仍然会面对供不应求的问题。目前看到的最新数据是，全国口罩日产能刚恢复到1400多万，意味着全中国每一百人一天只能消耗一个口罩。这样的供给量，再怎么有效利用也显然是不够的。
如何尽可能有效地解决上述两个问题呢？一般来说，经济学认为市场价格机制既能帮助解决供给不足的问题，也能解决有效分配的问题。逻辑是，当市场供不应求的时候，价格会上升，这会刺激企业增加供给。另一方面，上升的价格也会激励需求方节约，并且使愿意出高价的需求方优先得到满足。如果我们假定愿意出高价反映了更迫切的需求，那么也可以认为价格机制实现了供给的有效分配。
以上逻辑的成立是有条件的，坦率地说，我并不认为它完全适用于解决当前面对的防疫物资短缺问题。理由也很简单，在防疫物资的需求上，价格不一定反映需求的真实强度。比如在疫情一开始，我看到朋友圈有很多人在抢购N95口罩。也许有很多普通人愿意花高价买这种口罩，但是现在我们知道，对社会来说，N95口罩此刻最应该出现的地方是医院。而且在极度短缺的情况下，还应该优先分配给疫情最严重地区的医院（如湖北武汉）。但在完全市场分配的情况下，我们能保证疫情最严重地区的医院一定是出价最高的吗？不一定。首先，医院是非盈利机构，其行为逻辑不同于盈利机构。其次，疫情最严重地区的医院不一定是财务能力最强的。除了上面说的这种情况，另一种可能是普通人可能因为价格太高而买不起或不愿意买口罩，而对社会来说，我们可能希望每一个人在公共场合都戴上口罩。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政府应该出台规定，要求公共场合必须戴口罩；另一方面，政府也有必要低价或无偿（但限量）给普通人供给口罩，以满足日常基本需求。
基于以上理由，我赞成在当前情况下，政府应该在紧缺防疫物资的分配上起主导作用，保证稀缺资源真正用到防疫最需要的地方。因为在当下，政府实际上比任何个体都更充分地掌握社会各方的真实需求信息。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是在物资分配这一方面，我也不认为政府应该完全排斥市场价格机制的作用。理由是：政府在满足一些防疫的必要需求和基本需求方面，相比于市场可能有信息优势；但是在满足一些相对灵活多变的需求方面，就不一定有优势。比如随着各行各业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工，到底哪家企业应该获得更多的口罩呢？我认为这就应该允许价格机制发挥作用，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愿意出高价反映出企业的产出对社会是更有价值的。
但本文要讨论的重点是另外一个问题：在扩大防疫物资供给方面，政府是否仍然应该占据主导地位呢？我认为不见得。一方面，我们的政府确实有很强的供给动员能力。大家从新闻报道上已经看到很多地方政府在积极帮助相关企业开工和扩大生产。同时因为中国有大量的国有企业，这些企业可能在防疫物资生产的产业链上占据重要位置（比如中石化就为口罩等医疗物资生产提供重要的原材料），这也使得在中国的国情下，政府确实在扩大供给方面可以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但是，另一方面，也要看到，
政府的资源动员能力不是无限的，它也需要大量民营企业和大量劳动者的配合才能真正实现防疫物资的有效供给。而什么机制能在短时间内做到大量有效动员民营企业和广大劳动者，而且执行起来又简单方便呢？那就是价格机制。简单地说，就是要让企业有盈利预期，要让劳动者能获得更高工资。
我们不能否认在这次疫情中存在大量无私奉献的感人事迹，而且这些也是我们整个社会应对疫情的重要力量。但是大疫当前，我们应该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方式，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实在没有理由放弃价格机制这一经过了无数实践检验的简单有效的机制。我看到的一个案例是，武汉雷神山医院在建设过程中，付给焊接工人的日工资是1200-1500元。我想没有人会认为这个工资是不合理的，但这个工资应该是平时工资的5倍左右。当口罩等物资供不应求的时候，我们是否也会希望生产口罩的企业愿意给工人支付5倍甚至更高的工资呢？而此时，我们是否也应该允许他们用远高于平时的价格出售口罩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四十九条规定，“依法从严惩处……哄抬物价……等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浙江省政府发布的《关于加强口罩统筹管理的指导意见》第八条，也强调“加强口罩质量价格监管”。由此可见，政府目前的主流政策导向仍然是不允许价格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此外，在一些新闻报道中，我也看到一些地方政府在采购企业的口罩时，并没有按市场价格支付，造成很多口罩生产企业反映在亏本生产。我也看到一些报道说，由于害怕被举报哄抬物价，很多药店干脆不再销售口罩——合法的销售价格可能已经低于进货价格了。凡此种种，我认为都是不利于充分调动整个社会的资源去应对这次疫情的。
有人可能会觉得，允许企业自由提高价格是否会导致“发国难财”的不公平现象？但是我认为，首先，高价格会刺激高供给，而高供给最终会抑制价格的无限上涨（反而在供给受到抑制的时候，“黑市”上的价格可能会无限上涨）。其次，就算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公平现象，相比于增加防疫物资的生产这一目的来说，这一不公平是否也是可以忍受的代价？何况这只是一个短期现象。
另外一个可能的质疑是，就算政府放开了价格，但是防疫物品的产能在短期内是给定的，不可能快速增加。这样一来，放开价格只是使得企业主获得了更多利润，无助于供给的增加。我不是业内专家，但是有看到《三联生活周刊》记者王海燕的一篇报道中写道，业内人士认为2月底，中国的口罩日均产能有望达到1.8亿只，其中N95口罩约3500万只。这远远超过了官方说的2000万的日产能，更远远超过了当前1400多万的实际产量。当然目前产能之所以远远没有充分释放，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但在同一篇报道中，我也看到一个案例，表明口罩行业中的中小企业，一方面面对成本急剧上升，另一方面又在面对政府采购时，毫无议价能力，“已经开始感到生产困难”。有理由认为，提高价格，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激发供给，挖掘潜在产能。
综上所述，我认为政府应该在紧缺防疫物资的有效分配方面发挥主导作用，以满足医疗机构和普通民众的必要和基本需求，同时允许一部分防疫物资以市场价格分配，以满足企业和社会的灵活需求。另外，政府在获取计划分配的物资时，也要尽可能以合理价格向企业采购，而在政府采购体系之外的新增供给，要允许企业以市场价格销售。对法律规定的“哄抬物价”行为，要避免作过于严格的解读。
责任编辑 | 王丽
本文作者可以追加内容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