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疾控中心来说,新冠肺炎患者被确诊之后,他们的工作才刚刚开始。和前期配合医院抽血采样相比,后期确认感染源和追踪密切接触者才是最大的挑战。


春节以来一直奋战在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疾控前线的沈喻,最近就遇到了一个棘手的案子——一位自称1月18日就发病,2月11日才到医院就诊的新冠肺炎患者,刚开始对发病过程语焉不详,且对疾控人员的调查工作有抵触情绪,导致他的感染源一度成谜。


历时4天,经历多番波折,才最终确定其感染源为从武汉回来的大女儿。该女子为无症状新冠肺炎患者,前两次核酸检测皆为“阴性”,直到第三次才得以确诊。


以下为沈喻自述:


确诊:感染源扑朔迷离


李建辉的案子是我们主动介入的。2月12日傍晚,邻区疾控中心的朋友打来电话,说接到人民医院通知,有一例来自芦淞区的新冠肺炎疑似患者,现已转至株洲市中心医院,特让我们关注一下检测结果。


虽然这位疑似患者就诊的人民医院在邻区,但按照居住地原则划分,流调的任务依然归属于芦淞区疾控中心。疫情调查宜早不宜迟,挂断电话后,我和同事立马驱车前往中心医院。


向医院的工作人员表明来意后,对方表示李建辉的采样结果还要等一会儿才能出来。我们不想白跑一趟,就待在医院一边等报告,一边调看他的就医记录:李建辉,66岁,1月18日开始咳嗽,2月8日病情加重,出现腹泻、食欲减退,2月11日前往医院就诊。


没有出现发热症状,我悬着的心放下了一半。然而事与愿违,一个小时后,核酸检测结果出来了,显示“阳性”。


面对这样的结果,我的心情顿时沉重起来。从出现咳嗽症状到确诊,整整25天!其间李建辉去过哪些地方,接触了多少人,有没有做好防护……带着一连串的疑问,我和同事拨通了他的电话。


面对我们的询问,李建辉抵触情绪较浓,对发病过程含糊其辞。一开始否认有武汉接触史,在我们的再三追问下,才透露大女儿是1月22日从武汉回来,春节期间一直和父母住在一起。他反复强调“女儿没有任何不适症状”,表示自己发病期间曾去过小区附近的药店和超市,但具体的时间和细节“记不清了”。


患者的“口供”是我们找到感染源的关键。从李建辉这边得不到突破,只能从他的家人那边寻找线索。


芦淞区领导高度重视,当晚立即组织相关部门联防联控。派流调组、检验组、消毒组前往患者居住地,面对上门调查的疾控人员,李建辉的妻子宋青和大女儿李琳并不意外。据宋青回忆,在大女儿从武汉回来之前,李建辉就已经出现咳嗽症状。李琳则表示,回家以后从未出现任何不适,并与父母分餐,认真做了口罩防护。


扑朔迷离堪比破案!疾控人员亲述对一名无症状新冠患者的追踪调查

对母女两人进行了样本采集,并将她们送往集中隔离观察点之后,我们又连夜前往李建辉的小女儿李琪家中了解情况。李琪表示,曾在除夕夜,和丈夫、儿子去父母家吃过团圆饭,回来后一家三口身体无恙。


从李琪家中出来,时间已过零点,我和同事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单位,简单收拾了一下,合衣在办公室睡下。


调查:同事在隔离病房吐了


初步的家庭走访,并未给感染源的调查带来太多突破。次日,我们流调小组4个女生兵分两路,一队前往隔离病房与李建辉面谈,另一队与公安、交警联络,收集李建辉一家的出行痕迹。


征得医院同意后,中午12点左右,两名警察跟随我和同事进入李建辉所在的隔离病房,面对我们的造访,他对发病过程和行动轨迹依然语焉不详。双方僵持了一个多小时,因为隔离病房不能开空调,闷在防护服里的我们早已满头大汗。


李建辉的沟通态度让我有些沮丧,头晕闷热的我想结束这场没有进展的对话。但考虑到很难再进入隔离病房,同事不愿轻易放弃这次机会。来我们疾控中心之前,她曾是一名临床医生,对患者沟通极具耐心。


在跟李建辉交涉几个来回后,站在我边上的同事突然抽搐了一下,紧接着发出一声呕吐声。我以为她并没有吐出来,但事后得知,为了不浪费身上的防护服,她把吐出来的东西又生生地咽了回去。


目睹了整个沟通过程的警察看不下去了,对李建辉提出了“警告”——若蓄意隐瞒病情和行踪,查明后将负法律责任。不知道是警察的话起了效果,还是被同事的执着打动,李建辉这才将自己的行动轨迹和盘托出,除了此前提到的药店和超市,还在社区、茶馆、法院、银行、自家工厂等地方逗留过。


从医院出来,司机大哥载着我们和另一队同事汇合后打道回府。在距离单位最后一个岔路口的地方时,其中一个女同事表示“不舒服,想吐了”,车子靠边停下后,三个女同事齐刷刷跑下去,在路边“痛快地”吐了起来,画面既心酸又好笑。


扑朔迷离堪比破案!疾控人员亲述对一名无症状新冠患者的追踪调查

比起生理上的不适,心理上的挫败更让人难受。经过一上午的奔波,我们得到的有效信息依然十分有限。因为李建辉的记忆模糊,公安部门采集到的行动轨迹也只是大致的范围,时间和地点上有着极大的不确定性。


一筹莫展的我们只能进行地毯式的排查。当天下午,我们沿着李建辉一家的生活轨迹实地走访,从楼上邻居到社区活动点,从药店到超市,从银行到法院,从芦淞区城区到芦淞区最远的乡镇,甚至跨越到荷塘区、天元区,调取了大量的监控视频,最终追踪到密切接触者33人。


破案:大女儿是无症状感染者


让我们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从调查结果来看,除了大女儿,李建辉并没有接触过其他的高危人员。难道是这一家人刻意隐瞒了某些细节?我们初步判断,李琳是最有可能的传染源。但当天晚上检验报告出来后,我们的推测被打回原形,李琳的采样结果为“阴性”。


李琳解除嫌疑之后,情况变得扑朔迷离。如果李建辉的感染源不是来自家庭而是外部,追踪将会有非常大的难度。从1月18日首次出现咳嗽症状到2月12日确诊,其间所有密切接触者都超过了14天的医学观察期,且均未出现任何感染症状。


这意味着要进一步锁定李建辉的感染源,需把调查时间再往前倒退14天,也就是1月4日,横跨40天的流行病学调查,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在做好继续开展调查的打算的同时,2月14日,我们对李琳进行了二次采样,但结果依然显示“阴性”。按照国家标准,两次检测阴性即可判定为此时没有感染病毒。陷入自我怀疑之后,流调小组对整个案子进行了复盘,排查有无疏漏的地方。


有同事提到,据药店员工反映,李建辉经常到店里购买罗汉果,像是有慢性咳嗽的病症。为了证实这一点,我们实地查看了药店监控,在所有购买罗汉果的人中,找出了李建辉的购买记录。


如果李建辉其实患有慢性咳嗽,那么他所说的1月18日开始咳嗽的症状,很有可能与新冠病毒无关,他真正的发病时间或在病情加重的2月8日,那么大女儿李琳就是最可能的传染源。


面对药店员工的指认,李建辉对患有慢性咳嗽的事实坦白承认。在询问罗汉果的购买情况时,李建辉无意间透露,他曾因为大女儿身体不适在1月底买过一根体温计,“当时很担心她感冒发烧”。


李琳也承认,自己曾于年后的某日中午,在屋顶晒太阳后出现头晕症状,但持续时间不长,第二天就好了。我们再次前往药店查询监控,准确找到了李建辉购买体温计的时间:1月31日下午18点50分,与李家父女的陈述完全一致。


当我们再三与李琳确认防护情况时,她承认,在家中并没有做到严格戴口罩,只是出门的时候做了防护,而父母是不戴口罩的。至此,这桩病例的时间线基本清晰,李琳1月22日到家,1月31日出现头晕,李建辉2月8日左右发病,符合新冠肺炎流行病学特征。


我们有理由怀疑,李琳是一名无症状感染者,于是申请在2月15日对她进行第三次采样检测,当天的核酸检测结果显示“阳性”。终于破案了!我们如释重负,经历多番波折,总算锁定了感染源。


扑朔迷离堪比破案!疾控人员亲述对一名无症状新冠患者的追踪调查

而在李琳确诊的前一晚,还发生了惊心动魄的一幕。李建辉因新冠肺炎病情恶化,引起糖尿病并发症,进入ICU抢救,最后转危为安。从“鬼门关”捡回一条命的李建辉,在之后的言辞中对隐瞒实情流露出几分悔意。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记者 蒋金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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