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稻葵 厉克奥博/文 新冠疫情对当前经济带来一定的负面冲击，如果政策应对得当，当前的新冠病毒爆发对经济增速的负面冲击将是可控的，总体影响将是有限的。如果疫情的实际影响在一季度末或者上半年末得到控制、从而实现全面复工，那么疫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别为-0.17或-0.36个百分点, 原定的全年经济发展目标能够实现。
新冠疫情相比SARS对经济影响的最大不同在于中国的经济增长处于不同阶段，同时新冠病毒的特点与SARS非常不同，此次抗击疫情过程中，安全顺利地实现全面复工最为关键，比任何的财政和货币刺激政策都更为重要。
全面复工过程面临挑战，应该推出防感染型经济活动的规范和标准，严防复工后的疫情大面积反弹。同时，应该明确只要在复工期间严格执行了疫情防控科学规范，由复工产生的新增病例不追究地方政府和企业责任，防止地方政府一心保疫情数据，无心复工。此外，还要对关键产业链进行梳理，对部分关键的短缺环节要进行产能兜底，防止关键企业不复工，导致其他企业复工后窝工，防止社会心理对于疫情过度恐惧。
一、新冠病毒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根据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的模型预测，在政府对疫情应对得当、能够像2003年应对SARS时那样及时出台到位的疫情防控及经济稳定措施的情况下，如果新冠病毒疫情能够于2020年第一季度得到控制，实现全面复工，那么它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总体影响将为-0.17个百分点；如果疫情持续到2020年第二、第三或第四季度，预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别为-0.36、-0.55和-0.77个百分点。此前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在疫情发生前公布的对2020年经济增速的预测为6.1%，考虑新冠疫情的影响后，根据疫情结束的时间不同，2020年中国经济增速应在5.3%--5.9%之间。
因此，我们认为如果政策应对得当，当前的冠状病毒爆发对经济增速负面冲击是可控的，总体影响是有限的，能够实现既定的政策目标。首先，尽管短期来看和消费相关的各项指标的总量会发生明显下降，但增加值的下降不会十分严重。第二，不同于SARS疫情，新冠疫情发生在第一季度，恰为全年经济活动最少的时期。第三，近年来物流运输、电子商务和网络协同办公的发展，使得在防疫期间继续开展部分经济活动成为可能。第四，此次疫情过程中，政府在经济运行方面应对措施的出台较SARS疫情明显前移。以上原因均会相较SARS疫情部分程度上减小此次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但是也同时要注意到，SARS疫情发生时中国经济正处于上升期、经济加入全球化的加速期，而此次疫情发生时中国经济则处于下行趋稳期、全球化逆流的复杂期，因此，在战胜新冠病毒的过程中，关键之关键就是要安全顺利地实现全面复工，这比任何的财政和货币刺激政策都更为重要。
新冠病毒有两个主要特点：第一，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和隐蔽性。研究人员发现，该病毒的R0（人际传播指数）为2.2（95％置信区间：1.4至3.9），相比之下，SARS的R0约为3，而HIV的R0约为2至5。新冠病毒还拥有较短的倍增时间，每6.4天感染病例数就会增加一倍[1]，与之相比，SARS的倍增时间为14.2天，是新冠病毒的两倍多[2]。与此同时，新冠病毒的潜伏期相对非常长，因此要有疫情长期存在和反复的思想准备。 第二，致命性不及其他严重的流行病。目前它的死亡率为2-3％，且死者多数是老年人或患有慢性疾病的人。相比之下，SARS和MERS（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的死亡率分别为9.6％和34.5％，一般流感的死亡率要低得多，约为0.1％，但其影响面更广，据世界卫生组织报道，全世界每年死于流感的人数约为25万至50万人。
根据以上分析，与SARS相比，新冠病毒疫情的特点很可能是弱而不死，死灰常在的情况，比较难于彻底消失，但其实际杀伤力会得到有效控制。有效疫苗需要一年半以上的时间才能研发成功、投放市场。因此，寄希望于比较快的出现零新增感染的情况不太现实，应对的关键点是降低其实际杀伤力。
我们在以下三种情况下预测了此次疫情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
情况一，疫情实际影响在2020 第一季度末基本得到控制，湖北省以外实现全面复工。
情况二，疫情实际影响在2020年6月底得到基本控制，全国实现全面复工。
情况三，疫情实际影响在2020年年底的得到控制，最终实现全面复工。
我们以2003年在政府积极应对措施下SARS疫情的影响为基准，预测新冠病毒爆发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图1是2001-2007年的GDP增速，仅从该数据很难发现SARS爆发的影响，这表明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是短期的。为了观察这类短期影响，我们使用了2003年的季度数据，图2显示了2003年第二季度（SARS爆发最严重时期）不同行业行业的季度同比增速的相对变化[3]，发现不同行业所受的影响存在很大差异：与制造业相比，服务业受到的影响更为严重，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增速降幅最大（从2003年第一季度的7.7％降至2003年第二季度的2.3％），住宿和餐饮业所受的影响次之（从11％将至7.4％）。
参照SARS疫情对2003年不同行业增加值增速的影响，我们对当前的疫情影响进行预测，其中，我们做了以下两项调整，以反映当前经济形势的变化。第一，由于物流运输、电子商务和网络基础设施的发展，使得在防疫期间继续开展部分经济活动成为可能，由此我们认为疫情对服务业的影响将弱于2003年。第二，由于此次政府更加积极倡导居民减少出门次数，这将会显著抑制批发零售消费的增长。
由此，我们计算出当前冠状病毒爆发对不同行业季度同比增速变化的绝对影响（图3），并通过计算跨部门季度同比增速影响的加权平均值来计算冠状病毒爆发对整体GDP季度增速的影响。最后，我们用加权平均乘以季度产出比重来估算疫情对2020年全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4]
我们的预测表明，如果新冠病毒疫情于2020年第一季度得到控制，实现湖北省外的全面复工，那么它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总体影响将为-0.17个百分点。如果疫情持续到2020年第二、第三或第四季度，预计影响分别为-0.36、-0.55和-0.77个百分点（图4）。我们的预测结果大致上与国内外其他研究机构的预测是一致的。
二、走向全面复工的挑战与应对
根据以上分析，与非典等其他疫情相比，新冠病毒具有传染性较强、隐蔽性强、健康人群死亡率较低的特点，我们认为社会各界应该做好在经济社会基本正常运行的环境下应对新冠病毒疫情弱而不灭、死灰常在的思想准备和政策预案。 我们认为不能期待疫情完全排除之后再考虑全面复工，相反，应该研究在全面复工的过程中应对疫情，从应急反应过度到常态化全面应对。如果不能逐步增加复工面，疫情会很难得到有效控制，包括医疗物资的生产、运输、科学分配以及百姓的生活物资供给也会难以为继。随着疫情的发展，经济能否正常运行正越来越成为能否尽快战胜病毒的关键保障，疫情防控能力与经济的运行密切相关。如果不能逐步走向完全复工，不仅会伤害我们应对疫情的能力、发生各种次生危害，同时也会留下就业、债务、产业链外移等诸多经济领域的后遗症。
我们分析，在走向全面复工的过程中，主要将面临四个挑战，有关方面应该考虑相关对策。
挑战一：严防复工后的疫情大面积反弹
为了避免复工后的疫情反弹，必须推出防感染型经济活动的规范和标准。要针对每一个行业、每一个地区有相应的科学管理办法。目前复工的关键是恢复生产性行业，尤其是制造业和建筑业，建议把当前的社区网格化防疫管理推广到工作岗位的防疫管理，对于员工的工作和生活进行统一管理。
其中最关键是三个步骤，第一是在工作场所要采取严格防控疫情的生产操作规范；第二是改善员工统一住宿、餐饮和卫生方面的条件，修建临时性板房，减少员工的居住密度，甚至可以租用一些经济型酒店来帮助企业解决住宿问题，这也是疫情防控时期帮助相关酒店业恢复经营的一种方式；第三，针对复工人员的身体状况进行不断监控。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应该出台鼓励企业复工的相关政策，帮助企业分担防疫成本。对严格按照疫情防控流程复工的企业，有关部门应该推出疫情复发成本兜底的承诺。
科学复工后的一整套严格的管理流程，反而可以避免因为疫情形势转好后社区管理和居家防护的松懈，尤其是大量制造业和建筑业的就业人员普遍生活在公共卫生基础差和防疫知识薄弱的经济欠发达地区。因此在科学的基础上宣布防疫规范下的复工，实际上有利于在更长的时期控制传染。
挑战二：地方政府一心保疫情数据，无心复工
疫情爆发期，疫情防控的应急性措施是控制传染，因此各地方政府防疫工作的核心是控制感染人数。目前，应该说医疗部门和科研部门已经对新冠病毒的传播特点和致死率取得了很多共识，随着防疫应急性措施开始产生效果，对于地方政府的防疫工作考核指标应该相应发生变化。不能一味看重新增病例数，而是应该强调每亿元GDP的病例数，兼顾防疫和复工。过度强调对于新增病例数的零容忍，一方面政府将对于复工有顾虑，付出过高的经济成本，一方面将可能形成瞒报的动机，反而不利于最终战胜疫情。因此，要对地方政府和复工企业明确一点，只要在复工期间严格执行了疫情防控规范，由复工产生的新增病例不追究地方政府和企业责任，同时由上级财政对于企业发生的隔离费用进行补贴。
挑战三：关键企业不复工，导致其他企业复工后窝工
中国是制造业大国，各行各业有着很长的产业链，由于过去互联网和物流的快速发展，产业链上下游链接十分紧密，国际合作十分密切，如果产业链上的一个供应商出现问题，对整个产业链的影响非常大，甚至可能影响中国经济未来的国际竞争力。目前，一方面一些有能力组织复工的企业在复工后由于上下游供应商无法配套，存在开工不足甚至再次停工的现象；同时另一方面也存在很多企业都互相观望上下游企业的复工状况再决定自己是否复工情况；因此，复工问题既影响着整个产业链的正常运行，同时也具有正外部性的特点。
因此政府应该对关键产业链进行梳理，对部分关键的短缺环节要进行产能兜底，政府承诺补贴最终无法被利用的产能。政府要高度重视当前部分大型企业的零部件供应难题，应与企业密切沟通，给予企业在寻找替代方案时的政策便利。政府特别应该优先照顾两类企业，一类是有出口订单、有出口履约压力的企业；一类是处于全球关键产业链、供应链，为外资企业生产配套产品的企业。保证这两类企业恢复生产，按期履约，对维持中国企业信用有重大意义。中国出口企业在疫情中如能按期完成订单，有助于外商对中国经济保持长期发展的信心，也有助于展现出中国企业生产经营的韧性，以及中国应对危机的强大优势。从而最大限度地保障供应链的安全，防止西方一些国家以供应链断裂为借口，进行制造业的转移。
挑战四：社会心理对复工心存忧虑
在医疗收治和医药研发方面不断推进的同时，还要在社会心理方面加强应对。这两个方面的相关度很强，但是各自规律不同。就社会心理而言，目前大众的关注焦点主要集中在新增病例、重症人数、死亡人数等数字以及部分个体病例遭遇。我们建议要多公布一些更为具体的统计数字，帮助社会更加全面理性客观地认识病毒。比如，建议公布各个年龄段人员和不同身体状况人员的死亡率，由于身体健康的青壮年感染新冠病毒的死亡率是很低的，所以公布这个数字有利于大规模复工人员的心理安抚。同时，应该尽快公布一些有科学根据以及有科学数据支撑的治疗方法和方案对于感染人群的治疗效果，如果能够证明大部分没有其他慢性疾病的健康人群在感染后，经过治疗的死亡率与流感严重程度相当，对于社会大众心理安定将会起到非常关键的稳定作用。
[1] Read , J.M., Jessica R.E. B , DerekA.T. C , Antonia H , Chris P. J. Novel coronavirus 2019-nCoV: early estimationof epidemiological parameters and epidemic predictions.
[2]Lipsitch, M, Cohen T, Cooper B, Robins JM, Ma S, James L, Gopalakrishna G, etal. Transmission Dynamics and Control of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cience. 2003. 300 (5627): 1966–70.
[3] 同比增长的一阶差异除以2003年第一季度的增长率是为了消除规模效应。2003年，中国经济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而在2019年，GDP增长率仅为6.1％。因此，我们认为对相对变化而不是绝对变化进行预测，是更为精确的预测方法。
[4]每个季度GDP的季节性至关重要。根据以前的经验，第一季度GDP通常是占全年GDP比重最低（2019年第一季度至第四季度的GDP份额分别为22.0％，24.5％，25.5％，28.0％）。因此，如果到第一季度末实现全面复工，那么其对第一季度GDP的负面冲击所导致的GDP年度下降幅度将小于2003年第二季度SARS爆发时的情况。
（李稻葵系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厉克奥博系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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