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罗辑 北京报道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包含了诸多社会发展领域的目标。加之,新冠疫情过程中,暴露了我国社会事业领域存在诸多短板,暴露了我国社会事业发展整体上与国民经济、新技术新产业发展相比明显滞后。因此,‘十四五规划’应强化社会发展内容。另一方面,生态文明建设,内容广泛,具有与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相并列的必要性。”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钟茂初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今年两会其将带来两份提案,其中一份《关于“十四五规划”强化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内容的提案》中建议将“十四五规划”目标对象准确定位为“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三者并重。


除此之外,就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钟茂初关注到近一时期我国区域发展中出现南北发展差距扩大态势,并提出《关于“以振兴环渤海区域为着力点,遏止南北发展差距拉大态势”的提案》。


在提案之外,今年受疫情影响,全球经济形势错综复杂,诸多问题亟须解答,多个领域需要建言献策。钟茂初围绕疫后全球供应链重塑以及恢复经济方面的货币、财政政策相关问题,分享了观点、建议。


以下为采访实录:


《中国经营报》:今年你将带来哪些提案,主要关注哪些方面?


钟茂初:今年两会上,我将提出《关于“十四五规划”强化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内容的提案》,建议:将“十四五规划”目标对象准确定位为“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三者并重。提出这一建议的主要依据是:其一,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包含了诸多社会发展领域的目标。加之,新冠疫情过程中,暴露了我国社会事业领域存在诸多短板,暴露了我国社会事业发展整体上与国民经济、新技术新产业发展相比明显滞后。因此,“十四五规划”应强化社会发展内容。其二,生态文明建设,内容广泛,具有与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相并列的必要性。


提出的建议有:其一,“十四五规划”之中有关社会发展的规划至少应增加以下内容:(1)四中全会决定涉及社会发展的内容,应转化为具体的社会发展目标;(2)对照新冠疫情过程中出现的各类问题,社会事业各领域急需加紧补齐的各项短板,应转化为具体的社会发展目标;(3)对比国际上进入中高收入发展阶段国家的社会发展水平,应明确提出与国民经济发展水平、新技术发展水平、小康社会目标相适应,着力弥补滞后性的社会发展指标。其二,“十四五规划”有关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容应包含:(1)“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是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应将这一长期目标分解转化为“十四五规划”的阶段性目标。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碳排放总量控制、污染总量控制等,应成为“十四五规划”各项经济指标的前置约束条件。(2)四中全会有关 “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各项内容,应转化为“十四五规划”的具体行动目标,如:统筹划定落实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等空间管控边界以及各类海域保护线。(3)应突出生态环境区域协同方面的规划,如,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长江三角洲、黄河流域、京津冀、环渤海等都应明确其生态环境区域协同治理、协同保护的规划。


钟茂初:今年两会上,我还将提出《关于“以振兴环渤海区域为着力点,遏止南北发展差距拉大态势”的提案》,针对的问题是:近一时期,特别是“十三五”以来,我国区域发展中出现南北发展差距扩大态势。表现为,北方多数省区的增长减缓速度比南方省区更为显著,北方多数省区的人才、劳动力乃至人口都呈现净流出的态势。其中,环渤海区域各省市表现得最具典型性。近年来,环渤海区域与其他区域的发展差距恐将进一步拉大。主要建议有:(一)“遏止南北发展差距拉大”,是推动区域平衡发展的重要主题,应作为“十四五规划”目标之一,“振兴环渤海区域”可作为其着力点。(二)大规模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以此为着力点,推动环渤海区域传统企业与市场经济发达区域企业之间的融入性合作,激活环渤海区域经济活力。(三)中央政府应以环渤海污染治理的协同为着力点,“倒逼”促成形成以环渤海生态联系、产业联系为纽带的区域有效协作、利益共享的长期合作机制,并借鉴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一体化等区域行之有效的体制机制。(四)推动能够大力促进环渤海区域发展与协作的重要基础设施建设。(五)通过“振兴环渤海区域”,促进我国的东北亚区域合作,推进东北亚合作机制的形成和实质性落实。如,将组建“东北亚合作银行”作为推动环渤海区域开放发展的重要举措。


《中国经营报》:受疫情影响,全球产业链遭受严重冲击,围绕疫后全球产业链重塑,中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能否分享你的观点?


钟茂初:机遇方面,一是中国产业企业经济活动率先恢复的先行优势已经形成。中国经济各行各业应当充分发挥这一先行优势,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发挥积极作用,弱化全球产业链断裂的风险,有效修复全球产业链的断点、堵点,并以中国产业企业的正常经济活动及其良好的预期,给全球经济以信心。二是,将抗疫期间形成的各种创新转化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如,将抗疫期间形成的产品创新、服务创新构想商品化、标准化、规模化,将新型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所需的产品、服务、服务平台,进行商业化、产业化,并进一步推广扩大市场需求。


挑战方面,一是全球疫情发展状况,对经济发展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可能通过各种路径转化为风险。二是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受疫情影响关联大的企业,在财务状况、经营成本和其他负担、资金链、原材料供应、产品市场需求、劳动力雇佣、物流等方面存在突出困难,需要各级政府部门及关联产业部门协同解决。


《中国经营报》:在恢复经济方面的货币、财政政策以及节奏把握上,可否分享你的建言建议?


钟茂初:针对经济复苏,应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如投资刺激政策,用于传统基础设施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社会事业基础设施“补短板”;再如,必要的消费刺激政策、就业保障政策,既带动各产业复苏,也保障低收入群体获得收入。


货币政策方面,促进经济复苏与防控金融风险要兼顾考量。着力刺激经济复苏的过程中,同时也要防控金融风险,既包括消减疫情本身导致的金融风险,也包括控制投资等刺激政策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要考虑货币扩张可能带来的通胀因素。金融,还与国际经济活动密切关联。在疫情背景下,还要预防国际金融风险的输入,尤其是要预防美元作为全球经济活动中的主要货币而美国采取“无上限”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给全球经济体系带来的风险。


(编辑:夏欣 校对:彭玉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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