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政部部长撰文谈“要引导生育水平提升并稳定在适度区间”，这应该是继“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之后，官方为生育政策调整释放的又一信号。事实上，“计划生育”字眼未能进入“十四五”规划建议之中，本身就是一种历史性突破。再结合最新的文章表述，“十四五”期间生育政策走向更开放，应该可以保持乐观期待。
此次文章中有一个表述最具信号意义，那就是明确“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这应是官方口径中，首次出现这样的说法。应该看到，尽管学界的研究和相关统计数据不断提醒中国应该警惕“低生育陷阱”，如2015年中国社科院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目前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4，远低于更替水平的2.1，已非常接近国际上公认的1.3的“低生育陷阱”，但彼时卫计委的相关负责人回应称，“我们国家的生育水平远不像有些人说的那么可怕”。对照前后两种官方态度，可以发现顶层设计层面对于中国人口发展现状确实有了新的体认。
生育政策的调整，兹事体大，必须慎重。不过，谨慎是相对的，但若“慎重”到忽视对人口发展现状的准确把握，就可能变成过度的保守乃至误判。近几年，从单独二孩到全面放开二孩，应该说生育政策的调整表现出了明显的开放和加快的趋势。但也要看到，这种有限的调整，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低生育率的现状。
这方面有太多的数据可以说明。如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公报，2019年我国出生人口1465万人，比2018年减少58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0.48‰，比2018年下降0.46个千分点。从历史数据看，10.48‰的人口出生率已是自2000年以来的最低值；另外，受二孩政策红利激励，《2016年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披露，当年我国总和生育率达到1.7，高于1.5的警戒线，但随着二孩政策带来的生育堆积效应逐步弱化，2018年和2019年的出生人口比2016、2017年均减少200万以上，导致总和生育率继续下探。所以，目前官方确认“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可以看作是对于出生率现实的一种客观认定。
为什么官方对于生育率的看法会如此重要？这里除了因为官方是政策的制定者，更是因为在中国的国情下，很多事情即便有现实的数据支撑和社会反馈，但若官方不直接“捅破窗户纸”，或者说态度暧昧，就很可能被当作“房间里的大象”，改变的可能性要小得多。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计划生育在过去的很长时间内因为被当作国策，被赋予了过多的“崇高性”，社会讨论以及学界的研究都处于被抑制的状态。这在客观上导致，关于人口发展趋势的社会研究和反思，要落后于人口发展实际，从而也影响到了政策优化调整的进程。
近年来，相关开放、讨论明显增多，包括一些谈论人口的研究和译着不断涌现，这为生育政策的调整提供了更多的参考和积极氛围，也在潜移默化助推着社会人口观念的转变。这种现象，在根本上是由于“形势比人强”，人口发展现实的确到了必须重视的程度，但也离不开官方与舆论之间的良好互动。下一步，生育政策包容性到底如何增强，步子迈多大，也应该建立在更充分的社会讨论之上，如此才能确保政策调整的科学性和精准性。
提升生育率，除了增强生育政策的包容性，通俗说，就是首先在政策层面放松对生育的限制，“十四五”规划建议和最新的文章还强调了要做好配套的生育服务，如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等，这都是必要的举措。但在我们的国情下，要真正实现“生育水平提升并稳定在适度区间”，还有一些看似很“虚”，但实际非常重要的阻力需要突破。
比如，人口观念需要进一步“现代化”。生育率降低是一个全球性趋势，但不可忽视的一点是，中国的生育率走向受政策的影响最明显，这也是与发达国家有所不同，中国呈现出“未富就少生”现象的重要原因所在。而执行多年的生育限制政策，无形中强化了社会把人口当作负担和压力的片面认知。这不仅影响到社会理性看待生育行为和生育价值，也加剧了公共政策对人口的排斥。像大城市对人口的定额管理，就是一个典型现象。近些年，将人口当作洪水猛兽的看法和做法虽然有所改观，但要真正建立一个生育友好型社会，树立现代化的人口观念，正确看待人口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是必须迈过的一道坎。
此外，开放乃至鼓励生育，要摆脱计划思维的惯性，更多尊重人口发展的内在规律。人口学者易富贤就曾指出，当政策作用下的生育率降低到一定程度，有生育能力的年轻人比例变得很低，那时人口结构的可持续发展已经面临危机，再来放开、鼓励生育，难度将大得多。日本、韩国等国家在鼓励生育上见效甚微，已经提供了前车之鉴。因此，放开生育必须抓住最佳窗口。这也就要求，应对老龄化，增强生育政策的包容性，要杜绝权力的盲目自信，多一些“危机意识”，多打一些“提前量”，充分认识和敬畏人口发展规律。
作者系媒体评论员
（校对：张国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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