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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任泽平李晓桐华炎雪

来源:泽平宏观(ID:zepinghongguan)

实习生晋对本文有贡献

婚姻是家庭的基本组成部分。对于个人而言,婚姻是情感的升华,家庭是切实的归属感。对于社会而言,长期和谐的婚姻家庭关系有助于社会稳定。

但杂质,多种选择和无奈之下,中国人结婚少了,结婚晚了,离婚多了。进行社会发展,可以产生新一代的追求独立自由,认为婚姻是束缚。从人口角度看,人口少子老龄化问题正在削减适婚年龄人口,结婚“主力军”减少。“婚都不想结,还生什么孩子”,正成为富裕年轻人的选择,结婚率下降,增长率下降和老龄化加重是互为因果的。

本文重点分析了中国婚姻现状,原因及影响,并提出建议。

1中国婚姻现状

1.1结婚少了,离婚多了,结婚晚了

随着经济发展,中国婚姻状况发生很大转变,主要体现在结婚率转变,离婚率持续攀升,初婚年龄增长。具体来看,

一是结婚对数和结婚率自2013年开始下滑。2013- 2020年,我国结婚登记对数从1347万对的历史高点持续下滑至813万对,2020年同比下降12.2%.2013- 2019年,,粗结婚率从9.9‰被6.6‰。其中,初结婚人数从2386万上升1398.7万人,再婚人数从307.9万升至455.9万人,复婚对数从29.9万对攀升至61.9万对。

二是“晚婚”现象突出; 25-29岁接替20-24岁人群成为新的结婚“主力军”,高年龄层段(40岁以上)结婚登记占比大幅上升。2005- 2019年,20- 24岁结婚登记人数(含再婚)占比从47.0%降至19.7%,25-29岁从34.3%升至34.6%,30-34岁,35-39岁,40岁以上结婚登记人数占比分别从9.9%,4.9%,3.9%增至17.7%,8.1%和19.9%。

1987-2020年,内部离婚登记对数从58万对攀升至373万对。1987-2019年粗离婚率从0.5‰攀升至3.4‰。三是离婚对数和离婚率长期持续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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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经济越发达的地区,结婚率超越越明显

2013年以来,中国大部分地区结婚率出现减少。但地区之间存在差异,与GDP大体呈负相关关系,也受人口流动,老龄化等因素扰动。具体来看,

一是东部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结婚率普遍偏低 2019年上海,浙江,山东,广东,福建,天津结婚率全国倒数;其中,上海,浙江,山东排名倒数前三,分别为4.1‰,5.0 ‰和5.3‰。最高,北京结婚率6.0‰,在全国排名倒数第八,在全国平均6.6‰水平。

二是西部欠发达地区结婚率普遍偏高 2019年贵州,青海,宁夏回族自治区,西藏自治区,甘肃,云南,四川结婚率全国排名靠前,超全国平均水平;其中,贵州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排名前三,分别为9.9‰,9.6‰和8.8‰。

三是受人口流动和老龄化影响中国“深度老龄化”省份分别为辽宁,上海,山东,四川,江苏,重庆,浙江,安徽,老龄化严重的省份,适婚年龄人口相对较低,如果山东,辽宁结婚率分别为5.3‰和5.9‰,全国排在倒数第三,七位; 2013-2019年山东结婚对数以上接近40%。而人口流入的老龄化省份,结婚“主力军”相对较高;四川,重庆,安徽结婚率分别为7.3‰,7.6‰和8.5‰。

四是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口流动也会影响离婚率,经常经济发展较弱,人口严重严重的地区,离婚率相对较高。夫妻长期两地分居动摇感情基础,是导致离婚的重要原因。吉林,辽宁离婚率分别为4.5‰,4.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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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选择还是无奈?

2.1自我选择:高学历,独立,社会包容

本科及以上高等学历在校学生人数攀高,受教育年限增加引发“初婚推迟效应”。国家统计局数据,2015年至2019年年博士在校学生数32.67万人增至42.42万人,硕士在校学生数从158.47万人增至243.95万人,硕士及博士学历占比10.81%增至14.06%。受教育时间增加,教育年限延长延长失业平均年龄,长辈结婚平均年龄。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由1982年的5.3年提高到2017年的9.6年,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从1990年的22.0岁上升到2016年的25.4岁;男性同期从24.1岁上升到27.2岁。

经济发展和受教育的水平提高给女性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社会进步幅度不断提高,新一代年轻人追求独立自由与高品质生活,对婚姻持开放态度;尤其是女性自我独立的实现与自我意识的觉醒。。女性不再只作为“家庭主妇”,或者进入职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1998-2017年,在读女生占比从38.3%增至52.2%,女性在高层人群中开始占地。 2000-2015年中国30岁及以上未婚女性从154万攀升至590万;其中,2015年30岁及以上研究生学历女性未婚占比高达11%,远超过本科学历及以下女性未婚率的5%。

2015年至2018年审结一审离婚纠纷案件近600百万,思想独立与社会包容性增强,离婚不再是一个“谈虎色变”的话题。经济独立使女性逐渐扩大婚姻的束缚,完全底气承担离婚的不利后果。件。根据司法大数据报告,2017年全国法院共审结为140余万件。离婚纠纷案件数增加,感情不和(77.5%),家庭暴力(14.9%)为大部分。其中73.40%的案件原告为女性,婚后2-7年为婚姻破裂的高发期。夫妻双方只有一方认为离婚的案件占比为91.09%。

2.2无奈:社会压力,婚育成本

在中国传统观念下,结婚意味着,婚前彩礼,财产,婚后还房贷,继承等一系列问题。而当前高房价,高教育支出导致年轻人在婚姻面前望而却步,大城市尤为明显。

房价快速攀升,年轻人面临“买婚房”,“还房贷”双重压力。 1998年房改以来,房价总体保持增长,给家庭抚养孩子和为子女结婚购房带来了很大压力,1998-2018年全国新建商品住宅均价从1854元/平增长至8544元。2004-2018年中国个人购房贷款余额从1.6万亿增至25.8万亿美元,增长16.1倍,占居民贷款余额的比例大致在50%以上,2018年为54%。房贷收入比(个人购房贷款余额/可支配收入)从16.2%增至47.6%,带动住户部门债务收入比(居民债务余额/可支配收入)从28.6%增至88.4%。现实中还有大量居民通过消费贷,信用贷等形式凑集购房资金,实际的房贷收入比可能更高。

教育成本明显攀升,“教师减负,家长增负”,接送,育儿压力增加,导致家长承受时间,收益,财力三重负担。教育成本主要包括幼儿园学杂费,幼儿园及小学初高中阶段辅导班费用,大学学费及生活费等。根据新浪教育《 2017年中国家庭教育消费白皮书》样本统计,学前教育阶段教育支出占家庭年收入的26%,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阶段占21%,大学阶段占29%。公立幼儿园供给有所下降,许多家庭被迫选择价格昂贵的私立幼儿园。2001-2019年全国公立幼儿园占比从60.1%降低38.4%,公立幼儿园在园人口占比从83.1%降低43.8%。当前双职工父母面临中小学子女的接送难题;一些地方甚至还要求由父母批改学生家庭作业,并讲解错题,“家庭作业演变成为家长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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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婚姻背后是人口问题:出生率降低,性别比失衡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计划生育政策带来了两个问题,一是出生率下降,二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

出生率下滑长期影响适婚年龄人数,进而导致结婚对数下滑。根据2010年中国人口普查资料,80后,90后,00后人口分别为2.19亿,1.88亿,1.47亿,90后比80后少约3100万,00后比90后少4100万。当前结婚年龄主力25-29岁(90后)人口分布倾斜,对结婚对数产生扭曲影响。根据结婚率的计算公式,结婚率=某年结婚对数/某年的平均总人口数1000‰,分子掺杂影响结婚率下降。

2015年末中央决定全面放开二孩,2016年出生人口升至1786万,但2017年减少至1725万,持续减少,2019年为1465。未来十年的结婚主力持续减少,或影响结婚率持续下降。万。1979-2019年人口出生率从17.8‰降低到10.5‰。在长期低出生率背景下,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及规模分别在2010、2013年见顶,结婚主力人口见顶。

男女比例自计划生育后严重失衡,造成婚姻市场匹配困难,进而影响结婚对数。 1982年出生人口性别比(男性:女性,女性为100)为107 6,1990年超过110,2000年接近118,之后长期超过120。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00后男女性别比达119,男性比女性多近1300万; 90后男女性别比达110,男性比女性多近9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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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客观看待中国婚姻现状

3.1正面效应:促进单身经济兴起

民政部数据显示,2018年全年单身成年人口高达2.4亿人,大约英国,法国,德国人口总和。其中超过7700万名成年人处于独居状态,预计到2021年这个数字将上升到9200万人。

单身人群普遍储蓄低,追求高品质,预期,高消费的生活,助推新消费模式,以及促进文娱,宠物消费。单身人群具有便利性消费;尼尔森的《中国单身经济报告》显示,42 %的单身消费者为悦己而消费,远高于非单身消费者(27%);单身消费者中97%会选择网购,62%更容易外卖从而,单身人群呈现年轻化,高学历化特点,注重自我投资。关于对未来一年的时间规划方面,“22%的单身消费者期望去读书,18%的单身消费者希望学习新技能,17%的单身消费者希望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均高于非单身消费者的13%,11%和14%。同时,在对未来一年的消费预期方面,分别有16%和14%的单身消费者更愿意在自我提升和运动尼尔森数据显示,单身人群关注感情寄托,在就餐,娱乐的支出预期超过非单身人群;发生单身青年宠物消费占比高于非单身消费者,未婚人群占比达达57% 。根据《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报告,2019年年度城镇宠物犬猫消费市场规模达2024亿美元,较上年增长18.5%,北京,上海,西安,成都消费规模达486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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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后果:降低出生率,加重养老负担

在晚婚的同时,晚育现象也有所增加,初育年龄每超过一个月,大概会影响总和生长率下降8%左右。 1990-2015年女性平均初初年龄从24.1岁增长至26.3岁,平均年龄(所有孩次)从24.8岁改为至28.0岁。1990年主要初育年龄,主要发育年龄处于20-27岁,生育一孩数,繁殖子女数占比分别为86.6%,74.9%。而到2015年,主要初育年龄达到22-29岁,且生长一孩数占比替代66.7%;主要增长年龄到23-30岁,且拥有子女数占比替代59.1%。并且,1990年-2015年30岁以上高龄产妇的出生一孩数占比从4.2%增至近19.2%,土著子女数占比14.0%增至32.3%。

晚婚晚育,不婚问题加重中国养老负担,严重拖累国家财政,对其经济活力。中国将逐渐成为世界上养老负担最重的国家之一;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看,2015-2019年中国基金收入算术平均增速约14.5%,支出算术平均增速约17.2%,养老金抚养比(在职人数/退休人数)减少2.53。增量结余可支付时间自2012年见顶后逐年减少,从18.5个月逐步下降至2019年的13.4个月,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区域差异较大,2019年有16省养老金入不敷出;黑龙江,青海,辽宁,吉林和内蒙古仍低于中央调剂制度规定的,可支付月数警戒线。其中,黑龙江养老保险基金从2013年开始持续“入不敷出”,2016年逐步结余转负,2019年缺口达433.7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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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政策建议

给予年轻人自由选择权的同时,减少因为娶不起和生不起导致的不婚和晚婚现象,为适婚人群提供保障和社会福利,改善住房,教育,医疗问题;婚姻背后是人口问题,应全面放开出生,长期有利于扩大适婚年龄人口。

4.1从居住,就业,教育上缓解年轻人生活压力

一是坚持“房住不炒”定位,完善以常住人口增量为核心的新人地衔接,建立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长效机制,完善住房市场体系和住房保障体系,让所有人都住得起居所。

二是进一步完善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补充,进一步推进延长产假哺乳假假等制度,妥善解决延长增长假,男性陪产假等的必要保障,对损害女性就业权益的单位进行经济或行政干预。方面,根据单位女员工规模和年度成长情况,实行一定程度的降低优惠以降低企业承担的培育成本。加快发展成本在国家,企业,家庭之间合理有效的分担机制。

三是加大财政教育保障性支出。探索建立从怀孕保健到孕期分娩再到18岁或学历教育结束的全面鼓励生育体系,包括孕期保健补助,住院分娩补助,托育津贴,教育津贴,家庭个税抵扣,以及对不符合交税标准的低收入人群实行直接经济补贴等。并且,根据实际情况可在国家政策基础上进一步差异化。

四是托育服务供给和津贴保障。将九年义务教育延伸至十二年,同时推进教育改革,切实根除“家庭作业变成家长作业”现象。大力鼓励和支持用人单位和社会力量,兴办婴幼儿托育服务机构;同时,提高祖辈隔代照料的积极性,减轻父母的照料压力。

4.2应立即全面放开生育,让新生权重新回归家庭

“立即”是因为人口增长率紧迫,当前正处于第三波婴儿潮中后期出生人口的发育阶段。中国第三轮婴儿潮的发生在1987年,中后期人口尚处于35岁之前的主力出生年龄,特别1990后的出生人口尚处于25-29岁的最佳年龄。一旦错过第三轮婴儿潮,未来再想提升出生人口,则将事倍功半。

全面放开出生,原本不想生的人还是不会生,但一些想生三孩的人能生,不用担心部分人群,部分区域会导致多生导致人口激增。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 2010年,2015年中国乡村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44、1.27,其中2015年一孩,二”的“全面二孩”政策实行后,出生人口将迎来暴增,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孩,三孩及以上总和出生率分别为0.61、0.53、0.13。这意味着乡村居民的培育意图也不强,愿意生二孩的也没有60%,更别说三孩。

建议先放开三胎,渐进式改革,以缓解保守派人口增长爆炸的增长,总之不宜再久拖不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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