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周刊 记者 王立峰
编者按
截至2020年末，38家商业银行总资产规模208万亿元，占据中国商业银行资产总规模的80%；创造利润1.7万亿元，贡献A股上市公司净利润的40%。
本次的评价建立在2020年的业绩之上，《红周刊》2020年10月发布了第一期《商业银行竞争力排行榜》是建立在2020年中期业绩基础上，略有不同的是，本次评价的范围略有缩小，主要是剔除了仅在香港上市的商业银行，该等银行总体规模较小且经营质量总体一般，剩余共计38家商业银行（部分银行为AH两地上市），从规模角度足以代表中国商业银行。
尽管只有半年的时间，不同商业银行之间的地位已经发生了稍许的微调，关键的变量因素在于2020年下半年围绕不良资产的暴露以及清理、规模扩张不同最终导致的业绩差异。比如，宁波银行这次错失行业第一的位置，建设银行取而代之。某股份制银行排名垫底，取代原来的江阴银行，去年下半年的业绩突然失速，以及不良贷款的集中暴露是导致其行业地位暴跌的重要原因。
分化、扩张同样是商业银行发展的永恒主题；基于地域、文化、性质以及资源禀赋的不同，不同银行间在规模、效率、盈利能力乃至经营风格方面呈现细微但是多彩的差异，恰好是这种差异决定了不同商业银行在行业内的竞争地位。
年初至今，A股市场经历了一场流动性与估值的洗礼，商业银行却成为市场表现最为稳定的力量之一。
统计发现，年初至今，在全部28个申万一级行业中，银行板块以11.06%的涨幅位居行业第三，仅次于钢铁与采掘。银行股的优异表现甚至吸引了中国最大酒庄“庄主”易方达基金经理张坤的加盟。
当然，A股全部38家商业银行股的表现呈现分化，有11只个股涨幅超过10%，另有6只个股跌幅超过了10%，涨幅前五的是江苏银行、招商银行、南京银行、平安银行银行以及宁波银行。
不同商业银行涨跌幅的分化，实际上隐含着不同银行行业内竞争地位的升降。
本周末，《红周刊》重磅推出《2021上市商业银行竞争力排行榜》。这份榜单，完全依据商业银行的历史财务信息进行分析评价，涵盖四大类15个财务与监管指标。值得一提的是，如果将这个榜单与今年以来商业银行的市值表现对比，二者存在相当程度的“雷同”。
中国的商业银行市场化改革推进至今，已经快20年了。过去的20年里面，商业银行经历了市场化改革的阵痛，也享受了改革的红利，经历了经济转型期的发展困惑以及利率市场化的冲击，当然也包括了2020年的新冠疫情冲击，如今，中国的商业银行整体已经达到了258万亿元的规模，是中国GDP总量的252%。如此高的比率，暗示中国经济较高的宏观杠杆率。当然，还是应该承认中国商业银行对于国民经济发展，对于社会融资，对于支持实体经济乃至就业发挥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上市商业银行。
A股第一家上市商业银行是平安银行，彼时的名称还是深发展银行。随后，民生银行、招商银行，以及四大国有银行陆续上市，队伍越来越壮大。现如今，A股上市商业银行已经38家了，未来预计将会有更多的商业银行登陆A股市场。他们是中国商业银行最有力的竞争者。
外界也多认为商业银行的经营“刻板”，缺乏变通，实际上就个体来说，分化、扩张同样是商业银行发展的永恒主题；为了让自己能够比竞争对手在行业中具备更大的优势，商业银行不得不想尽办法积极应对利率市场化以及直接融资兴起的挑战与冲击，这些决定了不同商业银行之间在经营上实际是多姿多彩的。
这与外界的一些“偏见”多少有点不同。基于地域、文化、性质以及资源禀赋的不同，不同银行间在规模、效率、盈利能力乃至经营风格方面呈现细微但是多彩的差异，恰好是这种差异决定了不同商业银行在行业内的竞争地位。
从2020年中期，《红周刊》记者就有一个朴素的想法，希望能够构建一个模型。这样的一个模型涵盖规模（如资产）、增长性（如营收增长）、盈利能力（如净息差）以及安全性（如资本充足率）等在内的商业银行评价指标，利用这个指标体系，能够简单直观地透视不同商业银行在市场中的地位，以及地位的变迁。
《红周刊》于2020年10月发布了第一期《商业银行竞争力排行榜》，本次是第二期。这两次的评价基础略有不同，第一次建立在2020年中期业绩基础上，本次的评价建立在2020年的业绩之上；本次评价的范围略有缩小，主要是剔除了仅在香港上市的商业银行，该等银行总体规模较小且经营质量总体一般，剩余共计38家商业银行（部分银行为AH两地上市），从规模角度足以代表中国商业银行。
从实际结果来看，尽管只有半年的时间，不同商业银行之间的地位已经发生了稍许的微调，关键的变量因素在于2020年下半年围绕不良资产的暴露以及清理、规模扩张不同最终导致的业绩差异。比如，宁波银行这次错失行业第一的位置，建设银行取而代之。某股份制银行排名垫底，取代原来的江阴银行，去年下半年的业绩突然失速，以及不良贷款的集中暴露是导致其行业地位暴跌的重要原因。
有升有降的背后映射出不同商业银行的规模、业绩增速的差异，反映资本补充是否存在压力，更深层面是风控，是资本的规划。应该说，这样的一个排名，首先是过往经营的延续，都带着过去的影子，比方前述排名居后的某股份制银行，当然，也体现了2020年的特定宏观环境，特别是疫情的冲击。
38家A股商业银行画像
据中国银保监会数据，包括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财务公司，以及消费金融公司在内的银行业金融机构超过4600家。截至目前，A股上市银行38家。
从性质角度看，38家A股上市商业银行，涵盖6家国有银行，9家股份制银行，15家城商行以及8家农商行。从上市主体分布看，不含政策性银行，其余国有银行都已经实现上市；股份制银行只有恒丰银行、广发银行尚未上市。这38家银行，是中国商业银行最为优秀的代表，其竞争优势突出。
（1）208万亿总资产
2020年，新冠疫情冲击全球经济，史无前例的全球央行大放水反而成就了银行业，中国的银行业也不例外。央行推行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以M2表征的货币发行速度处于过去4年以来的高位，为10.1%，这直接驱动了商业银行报表的扩张。代价也是显著的，全部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6%至2.7万亿元。大幅扩张资产规模也导致了商业银行过快资本的消耗，多数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呈现下降，在商业银行资本补充渠道受约束的前提下，未来商业银行的规模扩张存在天花板。
截至2020年末，上市商业银行总资产规模约208万亿元，同比增长10%，占中国商业银行总资产规模的80%，占比相比2019年小幅下降1个百分点。
上市商业银行资产规模占比下降，是由于商业银行最主要的经营主体——六大国有银行的规模扩张大幅低于行业表现。2020年，包括工、农、中、建、交以及邮储银行在内的六大国有行资产规模同比仅增长9.6%。规模较小的城商行以及农商行去年的规模增速都超过了12%，股份制银行同比增长11%。
由此带来的结果是，国有大行与其他性质的商业银行市场地位持续分化。数据显示，国有大行在38家商业银行的份额占比从2015年的66.82%，下降至2020年的64.92%；同一期间，城商行份额提升明显，上升1.3个百分点至7.93%，股份制银行与农商行呈现稳中略升的态势，总体市场份额分别为25.92%和1.24%。
国有银行地位的下降，原因并不难解释。中国早已经过了重化工业时代，传统经济让步于创新与科技，大型商业银行在这方面的融资能力天然不足；经济新常态下，中小微企业、零售个体作为最具活力的市场主体，成为未来商业银行竞争的蓝海，这方面规模较小的区域性银行、股份制银行更具备竞争优势。
不过，蚂蚁要想搬动大象，并不太容易。国有大行，尽管只有6家，但是135万亿元的总资产，近三分之二的市场份额，让其他银行短时间内很难撼动国有大行的市场地位，尤其是考虑到贵比金子的商业银行“资本”受约束前提下。
（2）1.7万亿净利润
盈利方面，天平依然在商业银行这边。
受益于存贷利差的天然红利，尽管监管推动金融向实体让利，38家上市商业银行2020年依然获取了1.7万亿元净利润，这也让商业银行处于逐利还是让利的争议局面。
2020年，38家上市银行累计实现净利润1.72万亿元，日均赚钱48亿元，约占据中国整体上市公司净利润的40%，但是这38家银行占A股上市公司数量不足1%，反映商业银行依然非常能赚钱。
不过，增长是永恒的难题，2020年以10%以上的规模扩张，换来的只是0.6%的净利润增长，38家银行，没有一家银行的净利润增速超过10%，暗示当前环境的艰难。至少从数据结果的角度看，商业银行已经过了简单依赖规模扩张驱动利润增长的阶段。
分化同样严重，包括宁波银行、招商银行、成都银行等在内的12家银行盈利增速超过5%，浙商银行等6家银行净利润增速同比下滑。
盈利能力在不同性质的商业银行在这方面同样呈现分化。国有大行净利润占比下降，从2015年的70%下降至2020年的67%，城商行盈利能力上升，利润占比从2015年的6%上升至2020年的8%，农商行以及股份制银行大略有上升。
（3）15万亿核心一级资本
上市商业银行代表国内商业银行最好的资产，其资本实力雄厚。财报显示，2020年末，38家商业银行核心一级资本总额14.57万亿元。38家银行核心业绩资本充足率简单平均值为10.13%，相比2019年下降23个BP，反映2020年的规模扩张对资本的消耗，此外，银行自身盈利增长处于低位，未能有效抵补核心一级资本的消耗。
另外的一项指标，也就是资本充足率表现相对较好，其简单平均数从2019年的14.3%小幅下降至2020年的14.21%。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与资本充足率表现的差异，主要是由于次级债的发行可以补充商业银行资本，但是核心一级资本补充渠道匮乏。2020年，不含IPO在内，仅南京银行等4家银行通过股权融资的形式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简单的一些数据比较，让我们看到商业银行在规模扩张与资本消耗，报表修复与不良贷款上升，乃至商业银行“让利还是逐利”的平衡中发展的现状。
事实上，不同商业银行基于自身禀赋的差异、资本的多寡，在这样的扩张机遇面前呈现出了不同的发展特点，有的快有的明显乏力；受到客户以及业务结构的制约，不同商业银行在盈利方面同样呈现明显的分化，如有的银行能够维持息差的稳定乃至进一步走阔，有的维持低迷甚至进一步收窄。
业绩的分化映射到公司市值以及估值上，是市盈率、市净率的差异化表现。成长性、规模均表现较好的招商银行、宁波银行市盈率分别高达16倍、14倍；市净率分别高达2.38倍、2.04倍；一些成长表现不好的商业银行如交通银行，市盈率与市净率仅为4.3倍上下；某地处北方的股份制银行——曾经与平安银行并称，如今的市值仅为平安银行的一半。
扩表与“烧钱”盈利的权衡
商业银行资产规模扩张的速度快慢，客观上反映了过去几年的金融政策波动。在金融去杠杆的背景下，以M2表征的货币流通速度的放缓直接导致了商业银行2017年至2018年的规模扩张大幅放缓。低基数的效应下，从2019年开始，商业银行再次进入资产规模的扩张区间；进入2020年，史无前例的疫情冲击实体经济，政府为支持实体经济而采取的宽松货币政策，进一步成为了2020年商业银行资产规模再度迈入两位数扩张区间的重要动力。
截至2020年末，38家商业银行资产总规模208万亿元，相比2015年的134万亿元，增长55%，过去5年的年复合增长率9.2%。同比角度，2020年，商业银行资产总规模同比增长10%，从趋势来看，2020年是2017年以来上市商业银行资产规模扩张最快的一年。
如前所述，资产规模扩张的快慢在不同性质的商业银行之间呈现分化特点。规模较小的城商行以及农商行发展较快，国有大行发展相对较慢，股份制银行发展居中。
从具体银行看，宁波银行增速最快，2020年资产规模同比增长23.45%；青岛银行以23.07%的增速紧随其后。资产扩张最慢的银行仅为4.02%，此外，贵阳银行等多家银行的资产规模扩张均维持了低位，仅为6%上下。
这些银行规模扩张明显低于行业平均水平，本质上反映了资本的约束。在巴塞尔协议以及中国《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暂行）》关于银行资本的规定下，每一元的资产扩张，对应一元的资本占用（不考虑资本消耗权重），这意味着商业银行的资产扩张必然意味着资本的消耗。换句话说，没有钱（“资本”），商业银行的规模很难扩张。
然而，站在商业银行盈利的角度，由于中国商业银行尚未实现全面转型，依然是传统放贷模式下的经营，依然走在“重资产”的路上。银保监会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商业银行不依赖信贷规模的中间业务收入占比为21.04%，这意味着整体上商业银行的盈利近八成来自信用利差，没有规模自然就很难产生盈利。
所以，对于中国商业银行来说，其发展中始终面临艰难的权衡，为了盈利的增长以及业绩速度快慢，要不要扩张规模？要不要牺牲资本换取业绩的快速增长？这本质上牵涉商业银行的资本规划，业绩优异的商业银行目前已经走出了不再依赖烧钱扩张的模式了，典型的如招商银行。
不妨比较一下前述资产扩张较快以及较慢的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情况。地处北京的某股份制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仅为8.51%（距离监管层规定的7.5%的下限安全边际已经很小），其2020年资产额同比增长4.02%；宁波银行2020年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9.52%，其资产同比增速可以高达23.45%。
从2020年整体来看，由于资产规模的扩张，多数上市商业银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出现了下降。数据显示，29家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下降，占比76%，整体下降约23个BP；20家银行资本充足率下降，占比超过50%，整体下降9个BP。
常熟银行的资本消耗最为严重，该行资本充足率从2019年的15.1%下降至2020年的13.53%，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从2019年的12.44%下降至2020年的11.08%。此外，无锡银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下降也超过了1个百分点。
商业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以及资本充足率表现的不同，实际上是由于商业银行资本补充渠道决定的。二级市场商业银行总体表现低迷，抑制了商业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的动力以及空间。《红周刊》此前曾就此进行过报道，详见2020年第46期封面文章《商业银行迎来补血潮》。
从2020年全年来看，不含IPO，只有南京银行、郑州银行、江苏银行、杭州银行4家银行通过配股或者增发，实现核心一级资本的补充。数据显示，4家银行合计募集资本金约250亿元。其他不少银行，如华夏银行等面临资本补充的压力不小。2021年5月12日，华夏银行刚刚公布了200亿元的定增方案，这也是2021年第一单银行定增预案。
困局之下，也有银行开始走出差异化发展道路，不再走“重资产”的规模扩张道路，而是发力财富管理、中收等不依赖资本消耗的方式实现业绩增长，典型的如招商银行、宁波银行。以招商银行为例，其依赖轻资本发展道路，其无需借助资本补充，依靠内生力量实现资本补充。数据方面，招商银行加权平均的扣非后ROE15.7%，远超规模扩张。2020年末，招商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12.29%，资本充足率16.54%。
数据显示，2020年，中收业务收入占比超过30%的商业银行仅有5家，分别是招商银行、宁波银行、平安银行、南京银行、交通银行。另有8家银行中收业务占比不足15%，如常熟银行、邮储银行、张家港行、紫金银行、贵阳银行等，这意味着这些银行未来很可能因为规模扩张面临资本补充压力，转型需求强烈，否则业绩将最终面临不小的压力。
修表与坏账 增长的困惑
商业银行作为经营风险的专业金融机构，其成长过程必然伴随着坏账（不良贷款）的产生甚至增长。银保监会数据显示，从2011年至2020年，中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以22.72%的复合增长率增长，至2020年末，不良贷款余额2.7万亿元。
原因并不难理解，中国商业银行依然是传统的经营模式，依赖信贷利差赚取利润，这意味着经济下行期，规模扩张与企业信用或者现金流的下降形成矛盾，不良率的上升是必然。
本世纪初商业银行改革以来，乘着经济发展的春风，商业银行不良率在2011年迎来了历史最低点，彼时全行业的不良贷款率仅为0.7%。好时光转瞬即逝，作为强周期产业，伴随经济下行，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从2012年开始再次步入上行期，2020年，商业银行综合不良贷款率1.84%，处于高位。基于坏账，也就是不良资产问题，中国商业银行长期以来饱受外界质疑，也成为中国商业银行估值长期被压低的重要原因。
这一数据暗示商业银行在报表层面以承担更大信用损失的方式来换取短期的业绩增长。然而，不良贷款余额的攀升，其逐步成为商业银行“难以承受之重”。为缓解商业银行这一信用风险，监管层最近两年持续在政策层面释放利好，鼓励商业银行综合采取证券化、转让乃至核销等手段，加速不良贷款出清，从而为商业银行“减负”。据银保监会数据，2020年，商业银行累计清理不良贷款约3.4万亿元，某种程度上，这些清理的不良贷款，正是经济稳增长的代价。
从上市银行来看，四大国有行核销力度总体居前。2020年，工、建、中、农四大行分别核销不良贷款1203亿元、782亿元、643亿元以及494亿元，合计3122亿元。其余商业银行中，核销力度最大的分别是浦发银行、中信银行、民生银行，2020年分别核销金额700亿元、691亿元、671亿元。
由于疫情冲击实体经济，2020年，上市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相比2019年仍增长16%，总额约1.7万亿元。尽管有不良贷款的大量核销，不良贷款余额依然处于高位且有两位数的增长，意味着商业银行2020年的信用成本出现了较大程度上升。
由此可见，上市商业银行2020年较低的不良率是以扩大信贷余额分母以及核销不良贷款来实现的。换句话说，2020年，商业银行不足1%的盈利增长，也是以信用扩张以及信用成本的上升为代价的。
总体来看，受益于不良贷款的核销，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不断修复，报表质量呈现改善。2020年，38家银行不良率简单平均值1.37%，相比2019年的1.41%小幅度下行，处于过去5年以来最低水平。38家上市商业银行，其中24家不良率持平甚至下降；当然，14家银行不良率继续上升，如交通银行等。
问题也由此产生，如果未来商业银行的资产扩张不能如2020年一样，其不良贷款率又该如何演绎？可见，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依然不容忽视。恐怕正是这方面的原因，监管层此前公开表态，要再推动商业银行2021年不良贷款处置力度不低于2020年。
坏账一旦发生，其给商业银行带来的经营压力实际是双重的。一方面，坏账的发生侵蚀商业银行盈利（主要通过拨备计提）；另一方面，坏账的发生最终侵蚀公司资本，可以理解为资本的“灭失”，从而损害股东利益，并导致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在监管达标方面的压力。
上市商业银行面临选择，如何推行报表修表？是继续修复报表，维持较低的不良率，还是提高对坏账的容忍度，追寻业绩成长，承担必要的信用成本，以实现业务和规模的扩张，亦或是寻找新的路径，不再过分依赖信用扩张实现盈利？
不同商业银行选择的竞争路线多少有些不同。以风险偏好来说，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部分股份制银行总体高一些，换取业绩快速增长，核心点在于控制不良贷款的生成率；国有银行总体风险偏好较低，但是业绩增长要慢。此外，部分银行行为相对激进，这些往往需要后续很长时间来消化，比方地处中原的某城商行，以及地处北京的某股份制银行，最近两年一直在调整之中（修复报表），业绩增长缓慢甚至负增长。
让利与逐利 信用利差的红利
疫情冲击实体经济。为提振经济发展，监管层多举措落实金融业向实体经济让利。2020年1月和4月，两次累计下调LPR利率共计30个BP至3.85%。在商业银行参照LPR利率实行信贷定价的背景下，此举意在降低实体经济利率水平。此外，监管层以及金融机构努力推动企业降低各种税费，这直接导致了商业银行2020年非息收入的水平的下降。银保监会数据显示，商业银行2020年向实体经济让利1.5万亿元；数据还显示，2020年商业银行非息收入占比从2019年的26%下降至21%。
上市商业银行也积极践行政策号召，通过手续费、担保费减免等手段为实体企业减负。从财报数据看，38家上市银行的非息收入降低至21.95%，较上年下降6个百分点。从息差来看，上市商业银行2020年的净息差相比2019年下降2个BP，体现向实体经济让利。
尽管如此，数据的另外一端则显示，商业银行是逐利的。2020年，38家（占A股比重不足0.5%）上市商业银行实现净利润1.7万亿元，占A股全部上市公司净利润的40%。以此来看，商业银行日均赚钱48亿元，且2020年无一亏损。与此同时，剩余A股4200余家上市公司累计净利润仅为2.63万亿元，同期还有616家公司去年经营亏损，累计亏损近6000亿元。
赚钱最多的当然还是工商银行，2020年实现净利润3177亿元；建设银行以2736亿元的净利润屈居第二；农业银行位居第三，2020年实现净利润2164亿元。不过，就赚钱能力来说，去年赚钱效率最高的是成都银行以及贵阳银行，其ROE（扣非加权）分别为15.98%和15.73%，市场明星招商银行以及宁波银行位居第三和第四，ROE分别为15.70%和14.84%。
即使是ROE不足10%的部分银行，如紫金银行、渝农商行、平安银行、苏农银行等，其在2020年依然实现了巨额的利润。从这个角度看，商业银行存在显著的逐利性。
商业银行的逐利性表现与国内银行的经营模式以及某种程度上的利率“管制”有关。在利率并未真正市场化的背景下，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基本上由贷款利率与存款利率之间的差额决定。从盈利角度，存贷利差依然是商业银行获取利润的红利。除此之外，商业银行的盈利规模由资产规模决定。尽管有疫情的冲击，但是只要放贷利差存在，商业银行就可以稳定盈利，只不过是盈利的多少不同。
当然，由于不同商业银行所处区域竞争烈度不同，定价能力也存在差异，于是存贷利差在不同商业银行之间存在或大或小的差异，最终反映了息差的高低。招商银行、平安银行等维持行业内较高的息差，北京银行、华夏银行等的净息差则不足2%，处于行业低位。
应该说，数据结果反映客观现实，尽管金融业积极向实体经济让利，但是商业银行与实体经济的发展并未同步。出现这一结果，一方面与中国经济发展长期以来依赖债务融资有关；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也客观反映了中国不少上市公司盈利能力还不够强大，有限的毛利润很容易被利息费用摊薄。
2020年商业银行竞争力评价体系
综合来看，商业银行作为经营风险的市场主体，其在经营中一方面展现市场的逐利性；另外一方面，受制于监管，特别是《巴塞尔协议》，其需要在经营中综合平衡规模、资本、盈利、资产安全以及流动性等诸多因素，不同的商业银行主体正是在这样的多样化平衡中展示其经营上的千姿百态。
为了更为全面地反映商业银行的竞争地位，《红周刊》记者精心构建了涵盖规模（如资产）、增长性（如营收增长）、效率（如净息差）以及安全性（如资本充足率）等在内的商业银行评价指标，并在2020年财报的基础上对前述38家商业银行的竞争力进行排名。
该指标体系一共包含15个细分指标，每一个指标赋予10分的权重，各家商业银行根据自身相应指标的财务表现进行赋分，最终汇总相加得到商业银行总评分。
本次的评分与2020年9月《红周刊》发布的2020年中期商业银行竞争力排行采取的方法基本相同，较大的区别在于本次评价没有纳入仅在香港上市的部分商业银行，如锦州银行、天津银行等；另外就是用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的评价替代资本充足率。
从数据结果的回测看，该评价体系总体上很好地反映了当前市场商业银行的竞争力差异，尤其是将行业内地位居前以及行业内地位居后的商业银行进行比较，结论更为明显。横向角度，如果将同一商业银行过去5年的地位升降进行比较，评价体系所采纳的财务指标也能给出很好的指引，这些对于投资者往往是最有效用的信息。
接下来解释一个疑问，由于国内不同性质商业银行的规模差距过大，评分体系将规模指标纳入是否影响评分体系的客观性？答案是否定的。《红周刊》认为，其一，规模，就代表影响力和市场地位，这个是客观的；其二，规模指标占全部评分的累计比重仅为20%，资本、安全性、增长等这些不依赖规模的指标的权重显著更大。
从实际分值看，四大国有银行确实受益于规模因素，排名总体居前。四大行里面，排名最后的是中国银行，其过低的业绩增速拉低了分值，从这个角度也进一步解释规模不能决定一家银行的竞争地位高低。
另外个别城商行、股份制银行排名严重靠后，损害他们竞争力的主要是业绩增速，制约它们的看上去是资本，本质上是业务模式、经营风格等。如前所述，商业银行的扩张依赖资本，如地处北京的这几家银行，由于资本充足性不够，缺乏规模扩张空间，零售金融发展不利的背景下，很难提升竞争地位。
必须指出的是，投资者不能将本排名信息简单地与市值表现等同看待。某些排名居前的商业银行市值表现多少差强人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些银行的商业模式决定的，其总体上还是过去的粗放模式，业绩主要依赖信贷扩张，中收占比低，这意味着一旦未来资产不再进一步扩张，那么很容易遭遇业绩下滑。
上述问题暗示本排名存在不足。本评价体系依赖历史财务信息，并不能充分反映未来。比如，个别城商行排名虽然居前，但是其市值表现并不是很理想。以地处山东的某城商行来说，其排名居前，但是这种排名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资产、营收的快速增长，但是从这家银行的实际来看，其增长主要靠信贷的快速扩张，《红周刊》记者的疑问是，这钱还可以烧多久？当有一天资本承载不了这么快的规模增长的时候，就是业绩断崖的时候。二级市场投资者并不是很待见这家城商行。
还有一个不足，就是本评价体系没有将商业银行的舆情信息反映进来，但是一些负面舆情信息的出现，实际上反映了一家商业银行在风险管控方面的不足，比方2020年上半年中国银行出现的原油宝事件。再比如，2020年年中，监管层针对地处浙江以及北京的两家股份制银行开出的上亿元罚单等。这些负面信息会中长期损害一家商业银行的竞争地位。
比较出人意料的是市场超级明星——招商银行，其评分为什么没有宁波银行高？原因在于成长性。无论是信贷规模扩张还是资产扩张，乃至利润增长方面，招商银行的成长性总体要弱于宁波银行；在不良率、成本费用的管控方面，招商银行与宁波银行相比也略逊一筹。
当前的评分反映了不同银行的过去和现在，但这不是终极结果。
古人云，“行百里者半九十”，走在前面的未来未必能够持续引领。市场有先例，富国银行曾经引领美国零售金融业务，但是最近一些年发展呈现疲态。国内来看，某股份制银行的地位大幅跌落更值得深思；同样的情景也适用地处福建的某股份制银行。
排名居后的商业银行同样有机会翻盘。比如宁波银行、招商银行几年前的排名都要低于现在。再比如国有银行，尽管外界批评其规模大、发展慢，但是排名相对居前至少说明一家银行的成功在于风格、在于稳定的业绩增长。短期的业绩波动不能代表持久的未来。
当然，也有部分商业银行求知欲“寡淡”，地位维持稳定在中下游。但是站在组织的角度，长期过度稳定，很可能就是对组织稳定的破坏，平静的湖水也会起波澜。
（本文已刊发于5月15日《红周刊》，文中提及个股仅为举例分析，不做买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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