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产业链重构、国际贸易规则调整之下，中国如何进行选择？
WTO统计数据显示，同往年相比，2020年全年新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多达37项。截至2020年末，我国已与26个国家和地区签署19个自贸协定，自贸伙伴遍及亚洲、欧洲、拉丁美洲、大洋洲和非洲。
这说明，在疫情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冲击下，各国开始高度重视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稳定性，区域一体化也成为了全球经济发展的一大趋势。
人物介绍：徐奇渊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研究部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经政所经济发展研究室研究员
这一次，他深度解读了十四五规划下，医药行业的发展趋势及规划对行业的影响。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研究部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经政所经济发展研究室研究员徐奇渊认为，在WTO进程受阻的背景下，这些超大规模的区域自贸区协定，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原来WTO谈不下去的一个空间，区域自贸区协定的一些规则也体现了国际经贸规则变化的新动向。
同时，徐奇渊揭示了国家产业链的二元悖论：一国在某个产业链领域的全球竞争力、影响力，以及该国对这个产业链的完全自主可控、完全不依赖进口，上述两个方面难以同时兼得。
在全球产业链重构、国际贸易规则调整之下，中国如何进行选择？近日，徐奇渊与全景•卓识针对以上问题进行了深度交流。
竞争力与完全自主可控两者难以兼得
全景•卓识：为什么说一个国家某个产业的竞争力越高，对外依存度也越高？我们如何去理解产业链悖论？
徐奇渊：一方面我们想获得全球产业链最高的竞争力，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希望产业链是完全自主可控的。但是我们放眼全世界，看看能不能找到这样的例子？比如说美、日、韩，这几个国家的电子信息产业在全球都是比较有竞争力的；再比如说欧洲国家，德、意、法的传统机械设备的国际竞争力也很强。
但是这几个国家，虽然行业竞争力全球最强，但是从进口产品的依赖度来看，它的脆弱性也是比较强的。
那么我们看一看中国这些年发展最快的一些行业，比如说数字信息产业，包括华为、BAT、字节跳动这样的一些企业，都是中国很有竞争力的企业，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对全球产业链，特别是对外部的依赖度也是很高的。
这些企业的竞争力为什么这么强？是因为他们深度融入到了全球产业链分工的体系当中，产业链的分工带来了效率的提高。如果大家关起门自己干自己的，就是一个低水平的均衡，因为他没有充分利用全世界最强的、有比较优势的这些资源来进行生产。
所以可以想见，如果一个产业是闭门造车的情况，肯定是实现自主可控了，但是会很难达到国际上比较高水平的竞争力，所以这两者之间是有一些矛盾的，但也并不是说这个矛盾完全不可调和。
如果中国的产业链一方面依赖国外的进口产品，另外一方面又有很强的长板，那么我们依赖美国，美国也依赖我们，这是一种相对比较安全的、脆弱的平衡。
重视技术的反制能力
全景•卓识：产业链悖论实际上与我们的认知之间是有偏差的。那么将产业链悖论放到中国目前的发展情况来考虑，是利更大还是弊更大？
徐奇渊：一般来说我们会觉得产业链自主可控以后会更加安全，同时竞争力越强的话，它应该更加自主可控，这是产业链悖论和我们认知的一个偏差。其实如果考虑到技术的反制能力的话，竞争力和自主可控两者之间确实是可以一致的。
我们要从国外的产业链进口很多东西，例如进口石油，如果沙特不卖给中国，我们可以到别的国家去买，原油价格全世界是统一的、只要是同质的原油就完全可以替代。但是如果进口的东西是芯片，美国这边的芯片供应不上了，对我们的影响就比较大，因为没有别的选择了。
所以我们在看对外依赖度的时候，不仅要看数量上的依赖，还要看这个数量是不是很集中，而且是不是价格弹性很低。价格弹性低就意味着这个商品不管涨多少价都得买，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比较脆弱。
反过来对中国而言也是这样。中国要塑造一些别人生产不了，我们能生产的产品，而且我们涨价的时候能更多地传递到产业链下游，传递到别的国家，这就达到一个自主可控，同时全球竞争力又比较强的行业状态。
国际经贸规则变化的新动向
全景•卓识：在全球产业链的重构之下，传统的贸易规则需要有哪些新的调整？
徐奇渊：国际贸易规则的其中一个变化反映在目前WTO本身的改革。比如WTO的一致同意原则，只要有一个国家不同意，协议就无法达成。那么有的国家同意，有的国家不同意怎么办？所以就有了区域的超大自贸区协定。
比如跟中国相关的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和中欧投资协定，比如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这些超大规模的区域自贸区协定，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原来WTO谈不下去的一个空间，我们能谈得来的国家先坐下来一起谈一谈。区域自贸区协定的一些规则超出了 WTO的标准，这个也体现了国际经贸规则变化的新动向。
在所有这些涌现的新的贸易规则当中，RCEP对中国来说是很重要的，特别是在中美博弈的地缘政治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但另一方面，从门槛的严格性，以及未来的国际标准发展趋势上来看，最有代表性的可能还是CPTPP。
国内来看，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就提出了系统的改革方案。比如国有企业的精细化分类改革，比如补贴、竞争中性、环境保护等产业政策，都是将来国际经贸规则非常关注的方向。另外，以前都是有形的传统商品跨境流动，随着贸易形式的变化，数字技术的应用也对国际经贸规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这个范围里面我们看到有一些新的国际经贸规则，尤其是CPTPP这样高标准的国际经贸易规则，我认为这些都可以作为中国将来对外开放的一个对标方向。
供应链金融成为重要补充
全景•卓识：在产业链、贸易规则的变化之中，金融怎么能够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
徐奇渊：我们都说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那么有什么样的实体经济结构，就需要有对应的金融市场来服务。
当实体经济处于工业化快速上升的时期时，需要的是银行来给它服务。因为工业类企业天生比较重资产，它的机械设备和厂房都可以作为抵押品，因此银行也天然就比较适合给快速工业化进程中的实体经济服务。
但目前我们的经济转型到了一个关键时期，服务业的占比已经超过了工业。而服务业的特点是技术密集型、人力资本密集型，甚至是靠无形的商誉，或者只是靠一个想法、一个火花迸发而来，它有一个新的商业模式。
银行这个时候找不到抵押品，但是企业又需要融资，这个融资缺口对银行这些传统的金融主体来说，恐怕很难去提供充足的供给。因此这时候就需要有一种对抵押品不那么敏感的资金投资来源。
另外，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投资的风险越来越大。对于新的经济形态，我们没有历史经验可以参考。现在中国在不少的领域的技术水平已经处于世界的前沿面，我们并不知道将来市场的需求是什么样的，这个风险由谁来承担。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金融市场要转向股权投资结构，能够承担更大的风险，可以获得更高的回报。
但是金融市场要从银行主导转变为股权投资主导，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从法律的层面看，英美法系国家的股权投资市场发展较快，但是日本、德国，包括中国这些大陆法系国家，股权投资市场与英美之间还有较大的差距，制造业的占比相比较来说也会高一些。
这对中国而言有什么启示呢？实体经济在转型过程中，金融服务应该跟上，金融市场结构也要调整，但是金融市场的结构调整涉及到很多因素，比如法律体系、与国际规则对接的税收会计准则等方面。
那么，在金融市场由银行主导转化为股权市场主导这个缓慢的过程中，供应链金融就成为了一个很好的补充。
金融业其实要解决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信息不对称。即使是服务业，它也处于一条供应链当中，有上游的供应商，也有下游的提供服务的对象。
以阿里、字节跳动这些头部企业为例，当他们成长到足够大之后，融资成本其实也相对较低。而对于供应链上其他的上下游小规模企业来说，银行的投资门槛高，股权投资市场又还没发展起来，融资缺口因此也较大。
那么，作为供应链上实力较强的一个环节，加上他们本身就是供应链上下游的客户关系，与上下游企业之间的信息是比较对称的，这些实力较强的企业就可以把资金融通到上下游。从我了解到的情况看，国内不少的头部科技企业目前在供应链金融领域都有所布局。
最后可以总结，在实体经济快速升级转型的过程中，金融市场也要有相应的变化，但金融市场由于受到法律体系，包括国际规则对接的进程等限制，整个转变的过程会非常缓慢，此时供应链金融便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补充。
来源：全景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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