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根
人工智能已经与社会的生活和生产深度融合，并赋能着百行百业。但技术从来都是一把双刃剑，人工智能在提高社会效率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治理危机。除了对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危机治理，我们无法回避的，还有对人工智能衍生问题的规范治理。
首先，就业问题是人工智能治理领域中最接近民生保障也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当人工智能对劳动者的代替性越来越强时，普通劳动者的生存状态并不会得到很大的改善。相反，随着劳动力对技术依赖性的增加以及由此造成的劳动力本身在分工体系中竞争力的下降，其生存状态会进一步的恶化。
除了缩小社会的横向分工，人工智能技术的垄断将会阻隔了社会的纵向分工。在信息时代，基于大数据以及计算机应用的自动化生产成为了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资本追逐利润的本质使得大量资金都流入了那些掌握前沿科技的企业和人才手里，这样造成了一些常规性的工作被代替以及由此造成的整个社会失业率的增加。
另一方面，一些本来就处于社会分工等级上层、掌握前沿科技的企业，由于资本的大量流入使得这些企业的地位更加稳固，甚至通过新的技术垄断切断了其他企业以及劳动者突破社会分工的机会，进而将不平等的社会分工等级秩序的牢笼扎得更紧。倘若社会分工顶层和底层间不可逾越的断裂带的出现，将使得社会两极分化更加严重。
其次，由于人工智能所依赖的大量数据，在人工智能的不断研究开发与应用中，也带来了数据管理的难题。当海量信息数据唾手可得，个体位置信息、关注内容、行程安排等极易被获取分析，个体敏感信息、私密内容就可能“无死角”暴露在大众视线。大数据信息动态监控，使个体用户操作“痕迹”被收集挖掘成为可能，在人工智能助力下，不仅能了解你是“谁”，更能预测你将成为“谁”。
而且，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也对国际关系提出了挑战。从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得出经验，每一轮新的世界大战和工业革命都会迅速地重构社会秩序和国际格局，而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第四次技术革命是科技的集大成者，所造成的影响更是颠覆性的。
在经济方面，2018年9月，麦肯锡全球研究所针对人工智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做的专题报告显示，到2030年，人工智能可能为全球额外贡献13万亿美元的GDP增长。这意味着，在这一轮新的工业革命浪潮中，谁掌握了人工智能技术的主要力量，谁就有可能以垄断性的地位占据未来数年内全球经济的命脉。
军事方面，区别于其他类型的科技，人工智能技术和核武器一样，属于军民两用型科技。当人工智能技术赋予国家更多政治和军事力量时，也加剧了国际社会的安全困境，这也给人工智能的治理带来了全球性的挑战。
因此，在大力发展人工智能的同时，必须高度重视可能出现的社会风险和伦理挑战，加强人工智能伦理学研究，揭示人工智能发展面临的伦理难题，以期有效治理人工智能，发挥人工智能的真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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