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选自：《论语子路第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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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在做研究分析的时候，很多产品的市场空间及销量是基于需求预测得出的，而人口正是所有需求预测的基础之一。
研究人口具备两方面的现实意义：
一方面现有的人口总量，分布及收入等特征决定了新产品（如新能源车）的渗透空间；
另一方面未来长期的人口发展趋势和特征决定了成熟产品（如婴幼儿奶粉/保健品）的未来长期需求。
一．人口政策回顾
回顾我国的人口政策，其主要经历了政策鼓励，政策限制到松绑限制的三个阶段：
1949~1970年建国初期总体鼓励生育的政策：
尽管期间政策偶有反复，中央不时提起计划生育和控制人口，但这20年中央的总体基调是鼓励生育的，在1950~1970年中国总人口从5.54亿增至8.52亿，年均增长1355万，除去困难时期每年新出生人口稳定在2000-3000万的高位。
1971~2013年逐渐加强的计划生育政策，定位从基本国策上升为国家法律：
这段期间从“晚、稀、少”政策——即鼓励晚婚，延长再孕间隔及只生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渐向鼓励只生一胎的计划生育政策转变，1982年十二大确定计划生育为基本国策，后在2001年12月通过《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将计划生育政策上升为国家法律，总人口则从8.52亿上升至2013年的13.6亿，年均增长1181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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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至今逐渐松绑生育限制：
从2014年单独二孩政策在全国逐步实施，后在2016年元旦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到2021年5月31日三孩生育政策开始实施，我国总人口则从13.6亿上升至2020年的14.1亿，年均增长约715万。
二．少子化特征
现阶段我国人口的主要特征可以用两个词来概括——少子化及老龄化。
少子化体现在出生率的快速下降及总和生育率的快速滑落。
出生人口在2020年超预期下跌，出生率跌破10‰，政策松绑难转跌势，少子化问题非常严峻。
经过20来年对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执行，2002-2015年间，中国每年出生人数稳定在1600万左右。
2016-2017年，受“全面二孩”政策短暂刺激，出生人数突破1700万。
2018-2020年，“全面二孩”效应减弱，出生人数持续下滑。第七次人口调查结果显示，2020年中国出生人数延续之前的跌势为1200万，但跌幅加快，出生率跌破10‰。
数据来源：Wind、国家统计局，涌津投资整理
2020年总和生育率明显下降为1.3。
中国总和生育率（指在育龄期间每个妇女平均生育子女数，反映生育意愿和结果）自上世纪7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全面推行之后就持续下降。
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总和生育率短暂冲高至1.7，但随后2018年明显下降至1.5左右，2019年基本持平。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表明，2020年中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
低生育率陷阱下扭转生育率下降的趋势将会变得非常困难。
当总和生育率低于2.1时，国际学术界一般将其称为“低生育率”，低于1.5时称为“很低生育率”，低于1.3时称为“极低生育率”。
2005年人口学家Lutz和Skirbekk提出“低生育率陷阱”理论，认为一旦总和生育率低于1.5，即整个社会形成单个家庭减少抚育孩子数量的趋势后，这种文化下的低生育率会自我强化，如同掉入陷阱，扭转生育率下降的趋势将会变得非常困难甚至不可能。
中国总和生育率
数据来源：United Nations-Population Division(2019Revision)
三.全球各国或地区如何处理低生育率陷阱
从全球范围内看，有的国家或地区在进入“低生育率陷阱”之后，在多方面因素作用下走了出来，比如德国；有的经过多年挣扎仍不能自拔，比如日本、韩国。
德国：1975年，德国总和生育率跌破1.5，直到40年后的2015年才再次回到1.5的水平。
生育鼓励政策及移民政策的双重作用下，德国历经40年走出低生育率陷阱。
一方面，德国政府多年来实施生育鼓励政策，包括改革税收体系、增加生育津贴、扩充儿童保育设施、保障职场女性权利等等；
另一方面，德国也是世界移民大国，柏林经济研究所发现，德国移民由于受教育程度更低、生育年龄更早以及宗教文化等影响，生育率高于德国本土居民。
2015年难民危机爆发后，德国政府敞开国门接纳难民。数据显示，非德国籍母亲2016年就为德国带来了18.5万个新生儿，同比增加25%，而德国籍母亲的新生儿同比仅增加3%。
德国政府家庭津贴开支巨大。
不过从长期来看，移民的生育率会逐渐与德国本土居民趋同，移民母亲的生育率已从2016年的2.3下降至2019年的2.1。
因此为了不再落入“低生育率陷阱”，德国政府必须持续祭出福利吸引移民、刺激生育。而由此带来的成本也是巨大的，德国政府在各项家庭津贴上的年度花费超过600亿欧元，已经超过了国防支出。
数据来源：Wind、世界银行，涌津投资整理
日本：1995年至今，日本总和生育率均在1.5以下徘徊，出生率则一路下滑，2019-2020年只有7‰左右。
日本具备极高的生育福利，且有数量较大的移民，但历经近30年难走出低生育率陷阱。
与德国相比，日本的生育福利也不逊色。1994年，日本政府开始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随着时间推移，生育补贴逐渐延伸至生产、育儿和儿童成长阶段，补贴额度也逐渐升级。在教育方面，日本通过扩大托幼服务、减免学费等措施降低儿童教育负担。
同时日本也是一个移民大国（这与公众认知相悖）。
2018年日本接受移民数量为52万人，位居全球第四，但日本的出生率仍然没有像德国一样出现回升迹象。
数据来源：Wind、日本统计局，涌津投资整理
政策时长仍不够长及地区文化的差异可能导致日本未能像德国一样生育率反转。
国际上许多研究将日本和德国的差异归因于房价和社会文化因素，一方面东亚地区包括日韩核心都市圈高房价问题突出，另一方面东亚地区普遍更重视教育且女性参加工作的比率相比其他地区也较高，进而导致养育孩子的心理负担及工作牺牲更大，从而影响到了生育率。
数据来源：Wind、日本统计局，涌津投资整理
四．老龄化特征
我国现阶段人口的另一个特征是老龄化，且我国老龄化进程呈现加速态势。
2020年我国已快达到中度老龄化社会标准。
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2020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到18.70%，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到13.50%，距离联合国制定的中度老龄化社会标准（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20%或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14%）已经非常接近。
数据来源：Wind、国家统计局，涌津投资整理
劳动年龄人口占比逐步下滑，劳动力人口平均年龄逐渐增加。
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自2010年开始连续下滑，现在2020年为68.5%。而中央财经大学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中国人力资本报告》显示，1985-2019年，中国劳动力人口平均年龄从32.2岁上升至38.8岁。
数据来源：Wind、国家统计局，涌津投资整理
数据来源：中央财经大学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
五．局部地域的人口特征分化
尽管我国人口整体呈现少子化及老龄化的特征，但在高线城市人口特征与整体略有背离，且在历史及不同的当地文化的影响下，部分地区的数据显著差异于其他地区。
人口持续向大城市聚集，人口增长呈现两极分化，高线城市的人口出生率反而更高。
在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进程中，适婚适育人口源源不断流向大城市，拉高大城市出生率的同时，也导致人口净流出的低线城市出生率低迷。
人口出生率同时呈现出地域性差别，历史和文化传统在其中的作用也不可忽视。
比如，广东和福建都有着重视宗族的传统，长期以来出生率都位居全国前列。长三角地区的南通、宁波、无锡等城市，生育率偏低也与过去计划生育政策执行较严有关，其中南通曾经被评为全国“计划生育模范市”。
计划生育政策长期实行之下，“生一胎即可”的观念深入人心，即使现在三胎已经放开，但生育观念的改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数据来源：国家及各地统计局，涌津投资整理
六.投资展望
随着出生率的降低和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人口因素会在较长的周期根本的改变很多行业的长期需求及增长逻辑。
一方面一些成熟消费品可能面临销量增长压力。
以“婴童经济”为例，其成熟产品如奶粉等面临着行业需求量收缩的挑战，据弗若斯特沙利文报告显示，中国婴配粉市场零售量从2019年开始下降，预计到2025年将下降到76.49万吨，2020年到2025年零售量的年复合增长率预计为-4.1%。
另一方面服务于“银发经济”的产业市场空间逐渐放大。
医疗保健、养老服务等行业的景气度逐渐向上，以日本为例，其从1995年落入低生育率陷阱后，涨幅最高的行业是医疗保健行业。
数据来源：Wind、涌津投资整理
人口红利消退倒逼制造业加速升级，产业自身发展规律及政策扶持将共同发挥作用。
随着人口红利趋于消失，“用工荒”加剧，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首当其冲，倒逼产业升级与技术变革。
企业逐渐转型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发展，从利用“人口红利”到利用“工程师人口红利”，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及“中国创造”。
今年以来，从一系列政府文件和监管动向中，我们能明显感觉到，高端制造成为了政府全力支持的方向之一。
从需求增量的角度，深挖消费者需求或优势产品出海将是长期趋势。
一方面我国有广阔的内需市场尚待深耕发掘，企业可以从细分消费者心智，创造新的产品需求入手，在内循环的方向下寻找新的增量机会；另一方面可以参照日本企业的经验，培育长期的优势产业，积极出口开拓海外市场。
七．政策展望
结合国内外人口发展形势，我们得出了如下政策结论及展望：
1. 刺激生育需要长期政策投入，是一项持久和浩大的工程
人口问题是一个慢性问题，法国从19世纪末就开始致力于提振生育率，德国花了40年时间才把总和生育率提至1.5，日本用了25年还没有挣脱“低生育率陷阱”。
种种国际经验表明，重新拉高生育率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也不是单纯放开生育就可以解决的，福利体系、生育补贴、住房保障、教育资源等众多方面都需要政府进行长期持续投入，生育观念也需要长期引导。
2. 保障育龄女性权益不可或缺
当前我国育龄女性生育意愿较低，一方面受住房、教育等现实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育龄女性权益保障不够完善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鼓励生育需要全社会参与创建对女性更加平等和尊重的氛围，消除对女性的就业歧视，提高男性在育儿过程中的参与度，让女性在生育后也能有信心去追寻自己的事业和成就，这样“恐婚恐育” 的问题才能有解。
3.政策出台展现执政执行力和决心，我国政治体制有其优越性可以解决棘手问题
虽然2020年我国出生率继续走低本在预料之中，但在这特殊时期，疫情增加了生活的不确定性和对住院分娩的担忧，进一步降低了生育意愿。
不只中国，海外的新生儿数据也不理想。根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数据，2020年美国出生率下降了4%，也是自1979年以来的最低值；法国2020年出生人口同比下降13%，是45年以来出生人口降幅最大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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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我国未来的人口趋势，我们认为，虽然出生率无法在短期内实现扭转，但是中长期来看，我国并不会重蹈日本出生率滑入7‰甚至负增长的覆辙，原因在于两方面。
一方面我国地区之间生育观念差异尚比较大。我国地区文化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尚有许多生育氛围较浓的地区，不能简单觉得所有地区都滑入低生育率陷阱；
另一方面，党和政府的执行力和决心远超其他国家。
在我国的政策主线从“效率优先”到“兼顾公平”的过程中，已经通过反垄断、碳中和、压制房地产和地方政府杠杆等措施来对过去高速发展过程中遗留的不公平问题进行“拆雷”或进一步补救，降低居民在教育、医疗、住房方面的刚性支出，比如对于市值达4000亿元的教培行业，政府用壮士断腕的果决来快速处置，这种执行力和决心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比的。
未来我国政府对民生和社会公平的政策支持力度会持续超过社会的预期。
就在9月9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2025年）》，其中也提到“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对人权保障的要求不断提高” 及“不断增强人民对于人权保障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当经济良性增长、居民收入不断提高，大众的收入预期逐渐稳定并上升之后，伴随整个社会形成更加平等的环境，我们相信出生率会逐渐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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