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名科兴前世今生（来源于互联网引用）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生物药并没有太好的

$未名医药(SZ002581)$  未名科兴前世今生（来源于互联网引用）

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生物药并没有太好的市场。科兴的主打产品干扰素1b可谓生不逢时。干扰素是治疗乙肝、丙肝的主流药物不假，但是每月动辄数百上千的费用，很多人都用不起。深圳科兴从成立后就一直在烧钱，几乎没有一分钱产出。烧钱烧到1992年时，干扰素刚刚完成中试，但公司已经难以为继。据说1994年，深圳科兴账面上只剩下几千块钱，4000万元贷款无力偿还，产品也看不到市场前景，上门讨债者络绎不绝。

这时北大未名找上门来。北大未名集团成立于1992年，在时任北大党委书记任彦申支持下，当时北大生物系系主任陈章良和刚刚博士毕业的潘爱华共同设立。潘爱华当年34岁，陈章良才31岁，两人拿了学校40万流动资金开始起步。科兴需要的是资金，这个未名也没有。

未名找到了Hambrecht＆Quist，曾经苹果公司IPO时的承销商之一。1986年，美籍华人徐大麟在H&Q旗下发起成立了H&Q（汉鼎）亚太基金，在香港设立了全资的投资平台Sinogen公司。北大未名集团和Sinogen一起入股了深圳科兴，侯云德开发的干扰素1b最终商品名叫“赛若金”，正是Sinogen的音译。在未名集团和Sinogen支持下，深圳科兴起死回生。2000年“赛若金”占据国内干扰素市场的60%，

H&Q亚太基金还投资的另一家公司——“山东科兴”。Sinogen公司从南京海军医学专科学院手里，拿到了促红素的专利授权，由山东科兴生产上市。

2001年，Sinogen和未名集团还共同出资，立了北京科兴，未名集团占股51%，Sinogen占股25%，当时唐山防疫站青年医生尹卫东创立的怡安生物以技术入股占24%。事实可能是北大未名并无任何研发能力，拿了怡安生物的几款产品，在此基础上继续研发，就声称开发出了甲肝疫苗、四价流感疫苗等品种，并在2004年完成了SARS疫苗的一期临床。2004年，北京科兴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上市主体叫做“科兴生物”。

至此北大未名和Sinogen公司联手缔造了一个庞大的生物医药帝国。

1998年，已控制深圳科兴的北大未名潘爱华开始游说深圳市，宣称在深圳科技园建设一个北大生物谷项目，计划投资7亿元、占地面积9万平方米，计划三年内投产。并将之列入深港产学研基地的首批重点项目。深圳市对此十分重视，将之列为当年重点支持的十大高科技项目之一。其所获得的9万平米用地，即现在的科兴科学园现址。1999年10月7日，深圳北大生物谷在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奠基。生物谷的目标据称是成为“世界一流、亚洲最大的生物工程基地”。

潘爱华，1958年9月出生于湖南省通道县，1977年参加高考被中南林学院录取，不去；1979年再参加高考，录取湖南医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通道县人民医院；1985年报考研究生，被华北煤炭医学院录取，不去，1986年再考，被国防科工委507所录取航天医学研究生，1989年考上北大生物化学博士研究生，同时攻读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1992年，留校任教的潘与陈章良一起创办北大生物技术系，任副系主任。同时创办北大未名生物工程公司，任常务副总经理。几年后，潘担任北大未名集团董事长。

潘爱华提出“利用一个产品启动一个市场，利用一个市场发展一个企业，利用一个企业创建一个基地，利用一个基地推动一个产业。”但是未名集团显然并非利用北大生物系的基础研究能力（当时也未必有）来开发产品并进行产业化，公司也不具备强大的研发能力（也许不愿去耗那个时间），而只能去市场上找技术项目，把它包装成未名集团的技术产品去做市场，在这个过程中，利用北大的招牌去忽悠资本来投资，同时忽悠地方政府给予免费用地和各种其它支持政策。

深圳北大生物谷不是潘爱华“筹划”的唯一一个庞大计划。1998-1999年，他同时在北京建设北大生物城（宣称投资8亿元，占地34公顷，以北京科兴生物制品公司为依托）、在厦门投资建设“北大之路生物园”（占地10.2万平米），在广州白云生物港与白云区政府合作开发0.22平方公里的太阳岛和月亮湾。并无资金实力、也无自身基础研究团队，却凭一个北大未名的概念而在全国铺摊子。其结果可想而知。

热衷于这种玩法的北大未名也未能将深圳科兴带上坦途。2004年11月，未名集团持有的深圳科兴21.15%的股权被司法拍卖，北京控股等机构买下这部分股权。到2007年时，深圳科兴亏损约4000万元，尚有1.7亿元短期借款未还。Sinogen公司独木难支，想到了出让股权离场。恰好同样在2007年，山东科兴也出了状况——未名集团与湖南电广传媒发生了债券纠纷，2007年11月，长沙中院作出裁定，拍卖未名集团所持有的山东科兴42.41%股权。

深圳一位房地产老板瞅准了机会。正中集团通过拍卖获得山东科兴42.41%的股权。随后，正中集团又和北控等几家深圳科兴的股东谈妥，收购了深圳科兴33.71%的股权。

正中集团取代未名集团，和Sinogen公司共同执掌起了山东科兴和深圳科兴。

正中集团的老板邓学勤1989年毕业于深圳大学，1992年辞去宝安区建设局副局长之职下海经商，1998年，其与校友陈治海一起创办了富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俗称富通地产，并且专程跑到内蒙古，请来了杨江入伙。2003年，杨江离职，“三人帮”解散，邓学勤创办了正中集团，从2008年开始，正中集团决定不做住宅，改为开发写字楼和自持商业物业。

正中集团成立两年后，邓学勤便试图借壳上市。2005年，正中集团收购上市公司深圳市鸿基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深鸿基）5.48%股份，成为其第二大股东。此后持续增持至10.99%。但最后铩羽而归。

我们现在不知道，2008年邓学勤拿下山东科兴42.41%股份，是否有意进入生物医药产业。但2009年正中集团再度拿下深圳科兴33.71%股份之后，他这盘大棋的最大收获就出现了：正中集团获得了深圳科技园北区所谓“北大生物谷”9万平米的宝贵用地。正中集团利用这块地（所谓工改工，由于当时还没有M0用地一说，事实上是以M1用地的性质，建起了连片供出租用的写字楼）建起了所谓“科兴科学园”，一、二期建筑面积23.7万平米，三期3栋高塔建筑面积37.7万平米。合计超过60万平米的科技园旺铺写字楼令正中集团赚得盆满钵满。这就是深圳北大生物谷的最后结局。

2020年12月，邓学勤将深圳科兴与山东科兴整合为科兴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在上交所科创板公开发行4967.53万股，发行价格为22.33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11.09亿元。按照其招股说明书，自2017年至2019年，科兴制药实现营业收入分别为6.16亿元、8.91亿和11.91亿，净利润分别为5939.16万、9416.37万和1.6亿。

科兴制药招股书还显示，2017年-2019年，其研发费用分别为0.32亿元、0.43亿元和0.46亿元，占营业收入比例分别为5.25%、4.79%和3.88%。与此同时，报告期内销售费用为3.28亿元、4.68亿元和6.47亿元，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53.20%、52.56%和54.35%，其销售费用率远远高于研发费用率。这其实深刻地揭示了，科兴制药一如国内其它生物医药企业，自身并无深厚的基础研究能力，靠偶然获得的某种药品技术，而生产制造某种产品，以国内医药市场潜规则、高昂的营销成本来获得销售业绩。

回头来说说失去了深圳科兴的潘家华及北大未名。

前面述及，2001年，Sinogen和未名集团出资，设立了北京科兴。后来为了在美国上市，搭建了复杂的股权架构：在北京注册了科兴控股生物技术有限公司（SinovacBiotechLtd.），该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科兴控股（香港）有限公司拥有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科兴（大连）疫苗技术有限公司、北京科兴中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科兴控股（新加坡）有限公司和北京科兴中益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五家企业，并在北京海淀、昌平、大兴及辽宁大连拥有四个产业基地。长期时间里，北京科兴的董事长由潘爱华担任，尹卫东则担任总经理。

2004年科兴控股在纳斯达克全球精选市场（NasdaqGS：SVA）上市。2016年科兴控股开始筹备通过私有化方式从纳斯达克退市，寻求时机在国内A股市场上市。由此引爆了潘爱华阵营与尹卫东阵营对北京科兴的控制权争夺战。双方僵持2年多后，私有化被迫“流产”。2018年7月30日，科兴控股官网发布私有化并购协议终止的消息。随后2018年北京科兴就爆发了全武行（抢公章，雇保安队围攻公司）的争夺战。

最后尹卫东在风险资本的支持下，阶段性控制了公司的运营，潘爱华被踢出局。但潘爱华控制的未名医药手中仍掌握着北京科兴26.9%的股权。赢得控制权的尹卫东，特意将新冠疫苗研发项目交由了其控制的子公司科兴中维单独运作。而潘爱华控制的未名医药在科兴中维中没有股权。

此外原由潘爱华掌控的未名医药，在2022年5月的股权拍卖会中，原由北大未名集团所持的5720.4万股（占8.67%），也被深圳嘉联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易联技术有限公司竞得。2015年，未名医药借壳山东淄博的万昌科技上市后，未名集团不仅违规占用了大量资金，还不断质押持有的未名医药股份，质押比例一度高达99.79%。

由于北大未名控制期间的四处投资，“科兴”品牌的使用权现在被完全没有股权关系的多方同时使用。这也构成国内生物产业领域的奇特现象。但严格意义上说，科兴这个品牌起源于深圳科兴，并非由北大未名集团创造。

失去北京科兴控制权的潘爱华，似乎已转而深耕县域经济了，先后在长春（宣布投资200亿元建设30平方公里的未名生物经济示范区）、济南市章丘区（宣布建设北大未名生物科技城）、合肥巢湖（占地1500亩的半汤未名生物医药产业园）、保定唐县（计划投资120亿建设通天河未名生物经济产业园）、秦皇岛北戴河（占地5平方公里的未名生命健康产业园）、湖南道县（北大未名生物科技园）等地宣布建设规模庞大的生物产业基地项目。

从深圳北大生物谷项目中，深圳得到的启发是什么？虽然深圳付出的代价并不算很大，只是9万平米的科技园工业用地，但曾经寄予巨大希望的项目，最后沦为一个房地产项目，事实上更像是科技园房地产化的一个缩影。

首先，北大未名集团，可能还包括其它一些所谓北大校企，最多只能算是依附于北大品牌下的、由个别北大职员创办的企业，北大在最初既未投入充足资本，也没有建立北大的基础或应用研究与校企研发之间的协同关系。虽然最初北大生物技术系是由陈章良、潘爱华等人创建的，但中国的大学体制，并不能使大学与企业建立这种协同关系。因此，深圳与未名集团合作的北大生物谷，并不能得到北大的BT研究能力的支持。事实上，即便是深港产学研基地，也未能很好地建立起一个令深圳利用北大的研究能力的机制。

其次，北大未名集团自身，在潘爱华的操作下，事实上变成一个既无资本实力，也无研发能力的忽悠企业，靠北大的牌子，找来一些产品，忽悠一些地方政府给予大片产业用地，再抵押土地从银行套取资金，推动产品成为商品，如此完成一个所谓闭环。这个闭环的最大问题，是未名集团并无、也不打算建立真正的、扎实的BT研究能力。所以与这样的企业合作，对地方政府有什么意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