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在河边想要跳到对面岸上的人,跳的早的几个人已经上了岸,有几个人直接落水,还有几个人胳膊已经攀上了岸边,但腿在水下,一直在找着力点。”

很多生物制药企业就是尚未落水、又没有上岸的那批人。在这半年里,很多的Biotech创始人们,在这场众所周知的创新药寒冬中,怀抱着上岸的希望,或是不落水的恐惧,甚至比创业初期更加忙碌。他们一直在奔波于各地的政府产业基金、各行各业的投资人,或可能license in他们早期项目的海外、本土大药企BD部门……

这是几年前没有想象过的日子。

即便是局内人,也不知道游戏规则究竟是从何时开始改变的。

仅仅在一年多前,当外界和媒体开始纷纷报道生物制药在经历寒冬时,生物制药圈一部分的投资人和创业者们,仍旧认为“只是暂时的难关”。

即使那个时候,投资人手中的大部分项目没有上市、盈利当然更是遥遥无期——一款新药上市,需要至少十年、几十亿人民币乃至美金的投入——虽然这个原则,在过去7年中国创新药飞速发展的时代,曾被改变成“一家公司不管有没有上市产品,创立后几年内上市,投资人和创始人都能赚得盆满钵满”的好日子。

在最初疫情管制放开,投资人回复忙碌紧张的出差生涯,Biotech的CEO们将时间和精力投入到被延误的项目上时,他们渐渐地发现,本以为的“暂时的难关”并没有过去,但当人开始流动了,时间自由了,“钱却没了。”

从去年年中开始出现的药企上市即破发、已经上市的18A企业股价“跌跌不休”,市值一度从几十亿美金估值跌到几亿的萧条,叠加刚刚科创板IPO上市收紧——意味着为数不多的融资渠道和退出机制也逐渐关上大门。

最先失去耐心的,来自一些投资人。华尔街对一家没有产品上市的Biotech失去耐心的时间大约是10年、投入十几亿美金后。而在当下,这个时间随时可以被缩短,其是在过去7年,创新药行业在中国带来无数一夜暴富的神话后,让人们等待的耐心更不容易持久,反倒更易破碎。而另一边,资本端的退出渠道的收紧也在加速这一过程。

公司尚未上市,药品依旧在上市途中的Biotech创始人们,成了最后承受压力的人。这些创始人,几乎都有在国际大药企担任高管的经历,他们在21世纪初回国,见证中国经济和生物制药产业高速发展的黄金时代,在国内大药企担任高管后,又投身创业大潮。一度在市场上遍地黄金的时代进入,而如今他们却像圣诞节玻璃球玩具中按下开关后、雪花在球内弥漫,被淹没在雪花中心的人偶。围观的人,总觉得他们很冷。

他们曾经在海外,见识过生物制药周期性的下行,不同的是,那种谷底有规律、可预测;而如今他们身在其中的下行期,没有人能够清楚的感受到规律。“双脚只能不断的划动,让自己和企业能够不沉下去。”上述创始人描述如今自己的状态。

过去,监管和资本环境趋好,浪是往前打的,使得一批提前布局的创新药企早早上了岸;一些布局稍晚的在一些奇遇的催化之下,也都抓住了机会登陆成功。

但新药行业周期太长,大多数质地和赛道并不输给前者的双创公司,刚落地两到三年,遇上风向变了,时代的巨浪开始往后打,并且还愈演愈烈。这其中,游得快的,已经半截身子靠上了岸边,剩下的,随着一道又一道波涛慢慢的还在海里挣扎。

当然,还有一批裸泳的,他们压根就没想着上岸,仅仅是想借着曾经的资本红利套一波现走人。

此前的所谓的“最好的时代”,既有技术、人才、政策的周期积累,也有全球宽松的流动性灌溉。但当下的一个逆周期,却不完全和大洋彼岸的加息政策相关,更多的是一个全球局势和国内发展的一个阶段性结果。所以即使最近有一些关于美联储降息的“吹风”,但是对于国内生物医药这条大的赛道未来的趋势,至少没办法像前几年那般乐观。

“奇怪的是,和几位朋友交流的时候,外界预测的Biotech的关厂、清算和倒闭的场景并没有出现,大家都还在‘撑’。”不似外界更容易传递“寒冷”的情绪,大部分创始人来不及陷在情绪中,都忙碌于解决一个个短期或长期的问题的行动里。一位创始人谈到。

公司如何应对下行周期?

一些给创新药企做上游试验原材料供应的公司,在去年下半年就发现,原来的客户产生了很大的变化。“下单少了,之前100万的单子都是一次下,但现在100万的单子要么不下,要么分拆成很多小单,而且回款周期从一个月,变成了3个月乃至半年。”一位原材料供应商感受到了这些企业的变化。

他感觉到,这批企业之前经过几轮融资,账上是有钱的,但“下一轮融资出现了问题,或者不知道何时上市,账上有钱也不敢花。”

他的预测是正确的。大多数的创新药企业应对不确定性,第一步是“节流”。

比如,研发上,重新评估各项目的必要性,只保留核心产品的开发。除非整个管理团队有十足的确定性,否则全部按防守姿态去打,暂停所有“锦上添花”型的项目开发。临床前的研发开支是小事,到了临床阶段才是大头,降低一些需要花大价钱的可能性。

运营上,一些新的实验室或者厂房能不开就不开,一些办公室能合并的就合并,本来要招几十个人的岗位,缩减到十几个。公司团建、X周年庆什么的,能在公司办就不用去外地包场。

再惨一点的,优化、裁员,一人多用、加薪推迟、管理层不拿工资、把一些不用的办公设备砸锅卖铁也行。前段时间苏州某家公司,把多余的办公桌椅都拿出来卖了,听起来寒碜,但是也是一种办法。一位创始人,刚退租一块实验室场地,有员工对此议论纷纷,他回应:“对员工不用刻意去渲染悲观,也不用强撑说自己‘稳中向好‘,彼此坦诚,大家大部分时候也都能相互理解。”

提效的刀,也砍向供应商——对于biotech来讲,也就是CRO或者原材料供应商。前面提到,临床前的项目能暂停的就停一些,而临床项目,则可以在账期上做文章。在当下所有人都在砍预算的情况下,甲方的话语权相对更高,付款可以往后压一压。

但是,对于投资人看重的、未来主打的产品,集中所有资源往前推,奔着一个阶段性目标,全力去做。

除了节流,还有开源,当外界的钱进不来,公司只能出让一些进度不错项目的权益给成熟大药企,换取一定现金流,保证最重要的项目得以进行。

因此,从今年上半年开始到现在,中国Biotech 开始大规模“license out”,这也是靠自身应对寒冬的重要选择。

但这也陷入一个全球Biotech在发展初期的悖论中。不管是在国内和国外,生物科技创业者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因为创新药的“九死一生”特性,需要启动很多项目来保证盈利。但是,必须不断出让他们的大部分价值,才能保证公司活下去。

钱从哪里来?投资人、大药企、地方政府产业基金?

一家成立5、6年的Biotech公司,已有产品马上要递交IND,一些进展不错的项目,已经license out到海外的药企,换取几千万美金的首付费用。这在几年前,应该是优异的成绩,下一轮融资和上市都不会有问题。

但从去年下半年开始,这类之前不管在进展上,还是满足投资人阶段性里程碑要求上都算优秀的公司,发现融资难度加大。之前的老股东一轮又一轮跟投的盛况不再,“我们只能陪你们走到这里了。”一位创始人苦笑。尽管账上的钱在不裁员、不砍项目的前提下,能继续烧2年左右,但当下一轮钱和产品上市不确定时,有钱烧的2年也成了苦日子。

命运和时势,成了这段时间创始人和投资人都不由自主思考的问题。

有些东西是人能决定的,比如研发方向/策略,公司管理,项目落地,但有些东西不是人能决定的,比如监管,比如大环境,比如某个一夜之间造富的政策,也可能在一夜之间让千亿财富灰飞烟灭。

公司管理团队当初向投资人承诺的东西,可以在里面去做一些拆分:哪些是人为因素,哪些是没办法决定的。

在国外,跨国大药企收购Biotech公司已是常态,但在中国,虽然有一些实力雄厚的传统医药公司,例如恒瑞、例如扬子江,但收购Biotech的可能性并不大。

否则本土销售导向型药企去闭着眼睛买创新药各个临床阶段的项目,是很难的。因为基因决定了大厂的风险容忍度很低,他们擅长抢存量,而非做增量,他们追求的还是“销售导向”,会更青睐确定性高的“大品种”,一般到NDA阶段才会出手,而不会去为“未满足临床需求的探索”这件事埋单。

后者终究是创新药才会有的宿命。

有一个新的变化是地方政府引导基金开始浮出水面。

投资圈里流传的线下活动从“德州扑克”变成“掼蛋”是真的,以美元基金为主的市场化基金在退潮,国资背景的钱在走向前台。比例高的,很多省/市/区三级的政府引导基金甚至能占到LP的90%,GP成了地方政府的招商机器。

的确,地方政府投资的目的不一样,他们更多在乎税收、在乎就业、在乎固定资产建设。换言之,拿了他们的钱投资需要把厂子搬过去(总部可以留在北上苏),需要去地方政府那里站台、斡旋。

投与被投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创始人可以答应他们的一些特殊条件,也可以去提要求,比如,更多的资源、更高的融资金额。

这又是一个漫长的谈判周期的开始。

以前创业要管线,要商业化,要成为bigpharma,要建几十万升的大厂……如今的biotech,反倒能真正集中资源做一些自己擅长的东西,按最能够出成果、效率最高的方式去做好一款药。


“科学家擅长的不是卖药,是生命里的科学。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文章开头出现的那位创始人,他引用了罗曼罗兰的一句话,为这次谈话做结,也为他过去10年,眼中看到的起落做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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