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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轲| 编辑
价值线导读
瑞典文学院宣布2023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挪威剧作家约翰·福瑟（Jon Fosse）， 以表彰他的创新戏剧和散文，为难以言喻之事发声。
此前诺贝尔文学奖赔率最高的是中国女作家残雪。
力压残雪获奖的约翰·福瑟被誉为“当代易卜生”，其作品有着什么样的魅力？
24岁出版首部小说
1959年，约恩·福瑟出生于挪威西海岸文化名城卑尔根以南的小镇豪格松德。
福瑟在挪威哈当厄尔地区斯特兰德巴姆的一个小农场长大，他在奥伊斯特西斯上高中，并在卑尔根大学学习文学。他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全职作家，他也是一名记者，在霍达兰的写作学院任教，除此之外，他还是一名文学顾问，例如将圣经重新翻译成挪威语。
2011年，挪威政府授予他终身荣誉艺术家住所The Grotto，位于奥斯陆皇宫公园，靠近皇宫。如今福瑟住在奥斯陆，奥地利多瑙河畔海恩堡和卑尔根附近的弗雷豪格。
虽然福瑟以剧作家的身份在国际上广为人知，但他的小说写作水平一直非常高。
福瑟的第一部小说《红，黑》（Raudt， svart）出版于1983年，但他认为1981年在学生报纸上发表的短篇小说《韩（He）》是他真正的文学处女作。福瑟的写作已经有许多特征：重复、注重内心独白以及音乐性的、令人回味的风格。福瑟在八十年代持续出版散文、诗歌和儿童读物，但他作为作家的突破来自 1989 年的小说《船屋》（Naustet）。
他的小说《忧郁I》（Melancholia I）和《忧郁II》（Melancholia II），讲述了19世纪挪威画家拉尔斯·赫特维格。
小说《早晚》（Morning and Evening），讲述一个孩子的出生和几十年后他去世的那一天。
小说《三部曲》（Trilogy）由安德瓦克、奥拉夫斯·德劳玛和克维尔兹维夫德（清醒、奥拉夫的梦、疲倦）三部分组成。这是一个美丽而令人不安的故事，讲述了小提琴手阿斯勒和他的女朋友阿丽达的故事，福瑟因此获得了 2015 年北欧理事会的文学奖。
福瑟迄今为止最长的作品是《七部曲》（Septology），这是他在作为剧作家休息期间开始的，并于2013年皈依天主教。福瑟称他的写作方法为“慢散文”：一种不断变化的层次、场景和反思的风格，与快节奏的戏剧完全相反。它的七个部分已出版为三卷：另一个名字，我是另一个，以及一个新名字。这是一些关于艺术、上帝的本质，关于酗酒、友谊、爱情以及时间流逝的思索与叙述。
《七部曲》在挪威和国外都获得了众多好评，并入围了多个奖项的决赛，包括《另一个名字》入围2020年国际布克奖。《新名字》入围了 2022 年布克国际奖的决赛，它也是 2022 年国家图书奖和纽约时报编辑选择奖的决赛入围者。
戏剧全球上演逾千次，
“他是一个宇宙，一片大陆”
在确立了自己作为小说家、诗人、散文家和儿童读物作家的地位后，他还成为了一名剧作家。
尽管他经常对戏剧表示怀疑，但他在1992年写了他的第一部戏剧《有人将至》（Nokon kjem til kome），后来将其描述为他写作生涯中最伟大的启示。《有人将至》是福瑟写的第一部戏剧，而《我们永远不会分开》（Og aldri skal vi skiljast）则是他1994年在卑尔根国家剧院演出的第一部戏剧。
在这些年里，福瑟以疯狂的速度写剧本，迅速出现在挪威最重要的舞台上，仅仅几年后，他的戏剧也在国外演出。他在国际上的重大突破在1999年，当时法国导演克劳德·雷吉（Claude Rgy）在巴黎郊外的楠泰尔上演了《有人将至》。次年，德国柏林著名的邵宾纳剧院在萨尔茨堡音乐节上上演了《名字》（Namnet）。这两部作品为福瑟的国际戏剧铺平了道路。
今天，约恩·福瑟的戏剧已经在世界各地演出。他写了三十多部作品，包括《名字》（Namnet），《冬天》（Vinter），《一个夏日》（Ein sommars dag），《秋之梦》（Draum om hausten），《死亡变奏曲》（Ddsvariasjonar），《睡眠》（Svevn）和《我是风》（Eg er vinden）。
作为挪威当代的国宝级作家，其作品迄今已被译成近五十种文字，在全球上演逾千次，囊括了几乎所有最顶尖的国际艺术大奖，也是近年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候选人之一。二〇一〇年，他摘得了全球最重要的戏剧奖项，易卜生奖，而人们在介绍他时，也往往会冠之以“当代易卜生”的名号。
约恩·福瑟的代表剧作《名字》获得易卜生文学奖，授奖词里写：“他创造了一个自成一格的戏剧世界，他是一个宇宙、一片大陆，自他居住的西挪威延伸至亚洲、南美、东欧和世界其他区域。”
附件 1 约恩•福瑟访谈：
谈某事最好的方式是沉默 ，70岁时想再添个孩子
来源：东方早报
采访：杨懿晶 黄昱宁
您笔下的角色大多被困在一个“无名的空间”（non-space）里，他们似乎都戴着能够代表任何人的面具，传递着一种疏离、超脱的感觉。为什么您的大部分角色都没有确切的名字，而仅仅用“他”、“她”、“男人”、“女孩”一类的指代？
福瑟：对我而言，写作就像是一种聆听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的作品自然而然地就从我的笔下流淌出来。我坐下、倾听，我书写听到的一切。在我动笔之前，我对整个故事和其中的人物毫无概念。那是很棒的经历。我探入了未知，并带回了某种曾经未知的东西。我必须坦诚，在我相当年轻的时候，刚开始写作的时候，我就形成了这样的风格。
我一直不喜欢在写作时使用确切的名字，无论是在我的剧作还是小说里。我认为名字会产生一定的限制性，一旦提到一个名字，无论是姓还是名，你也就透露了很多有关这个角色的信息，而这个角色也会就此沦为他或她的姓名的指代。
另一方面，我也不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而更像是一个“存在主义”或“极简主义”的写作者。我的写作都是关于生活的本质，最基本的情感、最本质的处境。那是对这些本质元素的探索，通过一种文学的方式，我的方式——只有我才能看到或书写的方式。
假设我必须要为我的角色起一个名字，我只会使用一个名字，没有姓，最常见的名字，或是最少见、最古老的名字。我经常使用阿斯利和阿莱斯这两个名字。挪威人中有叫这两个名字的，但很少见。
“孩子”和“大海”似乎是您写作中不断出现的两个主题。为何您会如此钟情于这两个主题？在北欧文化中，自然是否扮演着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您是否认为北欧文化对您的作品产生了影响？
福瑟：你的观察是正确的。“孩子”是我写作中一个重要的、经常出现的主题。我真的不知道原因！我只是尽可能真实、完善地去写作。“孩子”和“年老的女性”都是我笔下经常出现的形象。还有某个站在窗边看着外面的人。
我是在挪威峡湾边的一个小城镇长大的。这样的成长经历，眼前的峡湾、身后的山脉，渲染成了我生命的底色。我从中习得了自己的语言，由这片景致所孕育的语言。我以为，这片我在其中生长的土地，存在于我写作的每一行字里。尤其是大海，每个意象都与大海有关，峡湾、海洋、船，还有水和雨。
在您的作品中，空虚和意义似乎是一对始终存在的对立概念。用您自己的话来说，“意义是种奇迹”。您是否认为，观众在观看您的剧作时，试图从中寻找太多的意义？比起舞台上真正发生的行为，他们或许在从中寻找隐含的潜台词，以为那才是真正的意义所在？
福瑟：在小说里，你只能运用词语，而在戏剧里，你可以使用停顿、空白还有沉默：那些没有被说出口的东西，一种启示。而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我的剧作又很简单，因为它们都与人类的基本处境有关。而一出戏所遵循的严格的体例，以及它的“极简性”，都赋予了导演和演员很大的自由发挥的空间，我的剧作因而可以用很多种不同的方式去演绎。
在我看来，我所写作的部分就像是一种情感的框架——几乎是一种色彩，或一种声音，一旦由一个演员演绎出来，它就因而焕发出人性的力量。或许这就是我的作品之所以能够抵达如此遥远的地方，并在每一片土地上演的原因。
是的，当我想到人类得以理解并发现“意义”的能力时，我都感觉那是种奇迹。什么是意义？我们如何能够理解一首诗的意义，或者，以自然科学为例，发掘自然的“意义”？
然而，一旦回到最本质的有关存在的问题时，我、你，或者人类，我们为什么会存在，或者为什么某样事物会得以存在，而非一片空无？我以为，人们能够就此给出的仅有的答案都是矛盾的、毫无意义的，以我们有限的言语绝无可能会给出不同的回答。或许，最好的谈论某件事的方式就是沉默，单纯的空白——沉默所能传达的或许也是最准确的。
在您的作品中，似乎一直有关于现实社会的指涉，例如乡镇与城市的隔阂、等待着孩子造访的父母、无处皈依的失落感。这是否与您在大学时修读社会学的经历有关？
福瑟：我从学习社会学的这段经历中几乎什么也没有学到。我发觉用“实证主义”的方式去看待人类会使我们沦为某种类似于“事物”的对象，能够通过自然科学得出的方式加以分析和理解的对象。但人类并不等同于一个对象，人类首先是一个灵魂，一个内在的心灵。无论是“意义”或是“无意义”，都归属于这个灵魂。
尽管如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戏剧还是社会关系的一种模式，至少是在表达着与这些关系相连的情绪。社会学所难以阐释的东西（那些东西事实上根本无法被阐释），即使是一出优秀的剧作也无法阐释，但后者至少可以提供一种得以参照的模式。由此，通过戏剧，我们能够了解社会关系中的某些动态和张力。
坦白说，我的写作中的社会关系多少都与我自己的经历有关，尽管我从来不是以一种自传化的方式去写作。
学生时代，我放弃了社会学，转而研习存在主义哲学，尤其是马丁·海德格尔的哲学。如今，我又转向了基督教信仰，成了天主教徒。
您曾在一次采访中提到，您从未跟任何一个导演合作过。既然如此，您如何信任那些演员和导演进入您的戏剧世界？您对媒体主导的当代戏剧舞台又有何看法？您认为当代戏剧应该在哪些方面进行突破？观众怎样才能不那么传统？您心目中理想的戏剧演出是怎样的？
福瑟：在我写作第一个剧本的时候，我就知道自己不可能去控制我的每个剧本的创作了。要是我那么做了，我就毁了那个创作过程。我需要自由地写作，因此我当然也会把创作的自由赋予其他的艺术家、导演、舞台设计师和演员们。要是我试图控制每一出根据我的剧本改编的剧作，大概只会让我自己崩溃：我的剧本已经上演了超过一千次！
唯一能够赢得观众的方法，就是制作杰出的戏剧作品。
几年前您曾到访上海，参加《有人将至》在中国的首演。您提到，中文版的《有人将至》完美地（甚至更好地）阐释了对您写作本质的理解。您能谈谈东西方文化在这部剧作中产生的碰撞给您的印象吗？中国当代戏剧又给您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
福瑟：我对中国当代戏剧一无所知。不过，当然了，我看了《有人将至》的演出。在很大程度上，戏剧语言是无需语词的语言，或者说，那是一种静默的语言，动作，或者动作的缺失，声音，以及演员的个人魅力，这些才是最具表现力的东西。我感到这个版本对我的写作有着十分深刻的理解。
作为一个剧作家，总要面对一个矛盾的处境，你的写作必须能够以所有无需言语的方式来呈现。你必须设法做到这点：那些没有被说出的东西仍然能够表达你想要表达的东西。
正如之前提到的，我的剧作是极为精确、严格的，而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中国的版本完美地呈现了这种精确性，其中的每一个细节都恰如其分。是的，每一个细节！正是这种精确性构成了这一出戏，尤其是这一版的舞台呈现的框架、它内在的逻辑，或者其他你能够想到的东西。
您一向被称为“新易卜生”、“新贝克特”，也已经连续几年以很高的赔率入围了诺贝尔文学奖候选名单。您是否曾感到这种期待造成了负担？
福瑟：是，也不是。好些年，我一直往返于各地，观看我的剧作上演，接受各种各样的采访。最后这些事情变得令我不堪重负，我不得不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于是我不再到处旅行，不再喝酒，专注于我的写作，还有我的家庭。
但我的作品源自我内心的某个隐秘之处，而非受到成功或失败的左右。
我不怎么喝酒了，我是说现在。我现在的野心是，七十岁的时候再添一个孩子。
除了剧作家的身份以外，您还是一个诗人和小说家，甚至还创作了不少儿童文学。您认为这些文学形式间存在何种区别？哪种类型是您最钟爱的？
福瑟：毫无疑问，我最为人所知的身份还是剧作家。我的剧作是被翻译最多的作品。但面对戏剧世界，我常常感到自己是个边缘的外围人士。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我已经出版过小说、散文和诗歌集，但我并不经常上剧院，写过的几个剧本都是奉命而为。近二十年里，我几乎都只在创作剧本。但随后我感到自己写够了，于是又回到了自己起步的地方，又开始散文的写作。如果一首诗突然涌进我的脑海，我当然也会把它写下来！当我在写作散文的时候，就不会再有戏剧创作的冲动。
但最能传递我写作的本质和精髓的，或许还是我的诗歌，但它们却是最不为人所知的，无论是在挪威还是在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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