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2日，“爆锤”中国医药界长达半年之久的美国生物安全法案迎来反转，年内落地无望，药明系等上榜企业终于可以暂时喘口气。
国家意志 PK 全球市场合理分工，人为因素终归落于下风。然而，在医药行业“四面楚歌”的今天，这并不意味着危机彻底结束。
上周五（6月6日），韩联社消息称，韩国总统办公室宣布，由韩国、美国、日本、印度和欧盟组成的“生物制药联盟”在美国圣地亚哥正式成立。韩国总统室方面表示，各方将研讨多种制度改善方案，在确保医药品安全性的同时加强供应链的稳定性。
一幅横跨欧亚大陆的医药铁幕隐隐落成。有网友戏言，“干脆直接把联盟外国家写上算了”。
几天前，BIO新任首席执行官John Crowley接受采访说得很直白，“生物安全法案的出发点是美国不能丧失生物医药行业的领导地位”，这也部分代表了美国政客的主要意志。
全球商业竞争泛政治化时代，中国企业面临的挑战可谓是“枪林弹雨”，围剿一项接着一项。如果韩美日印欧联盟真的构建了一个所谓的“药品供应链网络”，中国在全球医药产业中还能扮演什么角色？
01、产业链挤压，中国生物药被“边缘化”？
生物制药联盟并非第一天成立。
据官方消息，该联盟是在新冠疫情期间医药品供应不足的背景下成立的。去年12月，韩美举行关键新兴技术对话时就成立生物制药联盟达成协议，参与国范围此后扩大到日本、印度和欧盟。
6月6日，在扩大后的联盟成立仪式上，参与者包括各国政府官员和生物医药企业，会上各国代表强调了建立可靠和可持续供应链的重要性，并同意协调各国的生物制药政策、法规和研发支持措施，进而构建医药品供应链地图。韩国总统室方面表示，与会方将研讨多种制度改善方案，在确保医药品安全性的同时加强供应链的稳定性。
宣言有两个关键看点：一是确保医药品安全性；二是构建医药供应链地图。字字句句旨在突破依赖于中国的医药供应链结构。
首先，医药安全性从何谈起？传统的供应链安全性难道没有保障吗？
事实上，过去几年，美国一直试图将医药产业发展与生物安全画上等号。今年1月25日，美国国会以“保护基因数据和国家安全”为由，提出了一项名为美国生物安全的法案，概念植入不可谓不用心。
联盟成立之后，韩国、日本、印度、欧盟几个重要国家的认可与参与，无异于概念的扩大化，而且是全球范围。
一个新概念的提出，可以捍卫自己的权益，也可以成为攻击“假想敌”的武器。
其次，共同构建医药品供应链地图，这句话如何理解？
欧美一直是全球创新药研发的第一梯队，行业主导者。韩国、日本角逐CXO行业，印度则掌握着仿制药市场，联盟各国在产业链当中的角色形成闭环，很可能将中国的创新药和供应链排挤在外。
而作为联盟的主要发起方，韩国可谓十分积极，参与6日联盟成立仪式的，就包括三星生物制剂、赛尔群、GC绿十字、钟根堂生物和YS生命科学等企业人士。
其背后成熟的CXO产业是信心和底气。三星生物是韩国CDMO行业的领头羊，2023年营业收入和利润都显著超过了药明生物（营收27.61亿美元，利润约8亿美元）。此外，韩国其他CDMO企业还有乐天生物制药、SK生物等，不乏大财团加持。
承诺设计详细的药品供应链地图，除了CXO这个卖铲子的角色，韩国还有更多野心。
根据韩国产业部2023年7月中旬的声明，韩国将努力到2030年实现生物相关经济产值达到100万亿韩元（约790亿美元），并将生物制药出口额提高到500亿美元。
此外，去年12月9日，韩美举行关键新兴技术对话时，就讨论了在包括半导体、量子、生物、电池和清洁能源等关键新兴技术领域的全周期综合合作，包括共同研究、相互投资、制定标准和人才开发等事宜，与中美“脱钩”态势形成鲜明对比。
其中关于生物技术和生物制造的内容包括：
1. 创立基金：韩国科学和信息通信技术部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计划在2024年投入超过1000万美元用于生物经济研发的合作。
2. 信息共享：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与韩国生物科学与生物技术研究所将进行人员交流和信息共享。
3. 生物医学研究合作：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与韩国卫生福利部将加强合作，包括医学博士人才交流计划、生物医学研究合作，以及研究型医院之间的合作机会，特别是在细胞和基因疗法、罕见疾病治疗和诊断设备方面。
4. 健康创新研发协调：美国卫生高级研究计划署（ARPA-H）与韩国卫生福利部和韩国健康产业发展院将加强协调，以促进健康创新研发。
5. 国际渠道合作：2024年，两国计划推出1.5轨国际合作渠道，专注于加速双边研发计划；确定活性药物、起始材料等，并在全球生物制药供应链中建立弹性。
6. 传染病和免疫学生物医学研究：美国国家过敏和感染疾病研究所与韩国国家感染疾病研究所将加强在共同感兴趣的领域进行研究合作。
7. 癌症研究合作：加强在癌症登月计划2.0方面的合作，包括实施韩国国家癌症中心与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之间的谅解备忘录，并讨论进一步的合作可能性。
商业与政治有本质不同。商业重在产业链分工协作，适合的人做适合的事，合作共赢，价值最大化。而一涉及政治范畴，就变成“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非此即彼，眼中再也不容沙子。
这样的意识形态之下，中国医药产业全球化发展面临严峻挑战。
02、美国的真正意图是什么？
对于中国的贸易打压，来自于四面八方。
据新华社报道，6月12日，欧盟委员会发表声明，拟从7月4日起对从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征收临时反补贴税。
12日下午，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上强调，这起反补贴调查是典型的保护主义。欧方以此为由对自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加征关税，违背市场经济原则和国际贸易规则，损害中欧经贸合作和全球汽车产供链稳定，最终也会损害欧洲自身利益。
贸易保护手段一旦被国家权力使用，就像星星之火被点燃，难以控制。
今年4月，欧盟也针对性的瞄准了中国高端医疗设备。欧盟官方公报，将正式对中国公共采购医疗器械展开调查，以确定欧洲供应商是否获得了公平准入。如果调查得出结论，中国医疗器械公司可能将在欧盟公开招标中受限，从被降低得分到完全排除在外。
不过，相比欧洲习惯于先调查再决定，美国则更加简单粗暴。
5月14日，美国白宫发布公告称，美国总统拜登指示贸易代表对来自中国的、价值180亿美元的商品提高关税，“以保护美国工人和企业”，包括电动汽车、电脑芯片、医疗用品在内的一系列中国商品。
其中针对注射器和针头关税将在2024年从0%提高到50%；口罩、部分呼吸器在内的个人防护品关税将在2024年从0%-7.5%提高到25%；医用橡胶手套的关税将从7.5%提高到25%，加征时间设在2026年。
在疫情时期，这些低值耗材都曾充当了美国抗疫先锋的角色，如今却画风一转，翻脸不认。
从基因检测、CXO到低值耗材，针对中国医疗行业，美国一系列看似毫无章法的动作，背后的目标到底是什么？
换个角度看，与其说是涉及生物安全之嫌，不如说是排他性的商业手段，因为打击的企业都是中国出海的佼佼者。
以基因检测为例，由于早年对美国公司Complete Genomics的收购，华大智造成为目前中国唯一、全球唯三能够自主研发并量产临床高通量基因测序仪的企业，逐渐打破行业龙头Illumina等企业的垄断局面。
药明系更是不必多言，作为全球前五的CXO企业，是中国医药产业链上的出海“尖子生”，美国市场是其主要收入来源，占比超过60%。与全球众多知名头部药企有长期广泛的合作。
在6月举行的2024年BIO国际生物大会上，BIO新任首席执行官John Crowley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将继续成为充满活力的生物技术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不能成为主导者，也不能成为领导者。这必须继续由美国主导。”
这与美国官方的看法如出一辙。5月30日，美国众议院成员将矛头持续扩大到国内另一家国内CDMO龙头企业金斯瑞，指其与美国公司及政府的合作引发了对美国公司知识产权风险的担忧，要求联邦调查局提供调查并提交简报。信中多次强调——金斯瑞及旗下子公司的一系列在美商业化行为，可能有助于提高中国的生物技术能力，直接挑战美国在这一重要领域的领导地位。
由此可见，美国的恐惧源于有可能失去产业领导地位，这意味着任何具有创新性且在美国表现良好的中国生物技术公司都可能成为下一个目标。
03、缓一口气，但只是暂时
美国市场依然是全球医疗企业的白月光。
据美国联邦最新公布数据，初步测算2023年美国医疗保健支出增长7.5%，达到4.8万亿美元，超过预计GDP增长率6.1%。
数据显示，预计2023年美国人均医疗保健支出约为14,423美元，2024年约为15,074美元，而且仍将持续增长。
对比来看，2023年，中国人均GDP是12,700美元。
差距不是一星半点。
“自由贸易”这个概念是欧美首倡的，如今时过境迁，频繁翻脸，一个明显的现实是——美国的生意不好做了。
虽然美国生物安全法没有落地，但面对不确定事件，人往往习惯于躲避风险，减少下注。
2024年第一季度，药明康德的高端治疗CTDMO业务获取新订单和新客户迅速下降，由于涉及提取病人细胞，客户担忧增加，2024年第一季度的收入同比下跌13.6%、环比下跌0.4%。另一方面，个别早期研发客户由于议案草案的扰动取消了部分早期研发服务。
6月11日，美国2025财年NDAA（国防授权法案）出炉，没有此前提案的涉及药明系的“BIOSECURE Act 生物安全法案H.R.8333”，这意味着“狙击战”告一段落，法案年内落地无望。
虽然可以暂时喘一口气，但药明系未来命运会怎样？如何继续在美国做生意？结局早已不是自己能够左右。
04、“救救中国生物医药”
英国《金融时报》5月14日消息称，丹麦生物制药企业Genmab首席执行官Jan van de Winkel表示，尽管美国生命科学界存在“反华情绪”，但西方制药公司仍需要中国企业“令人难以置信且印象深刻的创新”。
这是一家“用脚投票”的全球性生物药企，曾在今年4月以18亿美元全现金收购中国生物科技公司普方生物。
这不是个例。据不完全统计，2023年国内共发生了近70笔创新药License-out交易，已披露交易总金额超350亿美元。阿斯利康、GSK等国际大药企是主要购买力。
市场表现证明，药企收购中国Biotech或License out交易的兴趣并未减弱。决定因素不是政治、也不是偏见，而是产品/技术质地和性价比这两项延续千年的交易要素。
事实上，今日之中国生物医药处境与半导体行业及其相似。半导体受到美国“小院高墙”政策挤压由来已久：产业管制、人才、技术限制、合作和贸易......同样的历史和路径在中国生物医药行业不断上演。
然而，国内生物医药产业其实情况更糟，出海除了技术壁垒，还有严格的审评审批、市场准入、医保报销、进院等多个环节的隐形壁垒。目前仍存在巨额贸易逆差，处于更加孱弱的起步追赶期。而且从重视程度方面看，也难比半导体。
过去十年，政府累计对半导体成立专项大基金超6000亿元，而生物医药领域政府基金虽有一定的活跃度，但规模和数量相对较少，影响也相对有限，因此，行业期待国家设立专项大基金等形式来快速推动产业发展。
此外，价格形成机制也是拉动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正如毕井泉在去年底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中国医药科技论坛上的主旨发言：
“创新药价格形成机制，是关系到中国生物医药产业生死存亡的大事。新药研发难度大、周期长、投入多、失败率高，属于高难度的创新、高风险的投资。对这类高风险投资应当允许有高回报。唯有如此，才能吸引科学家踊跃投入源头创新，吸引投资者支持生物医药的源头创新。高定价就是最好的招商。”
特殊历史时期，中国生物医药崛起不易。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更加需要政产学研多方的齐心协力。
本文作者可以追加内容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