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朵财经观察出品

编辑丨铎子


在华为的历史上,曾有两大艰难时刻。

手机、汽车两大业务恰恰分别在这两大艰难时刻中诞生。

如今,“”已经成为华为手机的代名词,然而汽车业务却在三个月内接连转让享界、智界和问界。

从此华为再无整车品牌,重申:

“不造车!”

华为的艰难时刻

2002年,在华为的一次会议中,桌子被拍的啪啪直响,任正非怒斥:

华为公司不做手机这件事,已早有定论,谁又在胡说八道?谁再胡说,谁下岗!

没成想,20年后,华为手机出货量却一度超越三星成为全球第一,之后更是成为“”的象征,

对于这个结果,或许任正非也不敢想象,要知道曾经的华为公司正值至暗时刻,任正非自己则“有半年时间都是噩梦,梦醒时常常哭”,甚至多次想要自杀。

1998-2002年间,本是中国通信市场疯狂扩张的关键时期,中国移动密集建设GSM网络,仅广东省的移动GSM就有高达上百亿的订单量。

然而,华为却由于押注另一条技术路线,不但错失这一扩张机遇,还让海量的投资打了水漂。

国内业务受阻,海外拓展也备受打击。

要知道欧洲可是2G技术的鼻祖,盘踞着诺基亚、爱立信等巨头,对于他们来说,华为就是一家不入流的企业。

如今的荣耀CEO赵明曾回忆当时的处境:“我们见(欧洲)客户,送都送不出去。”

业务上的困境带来人心的考验,华为的至暗时刻即将来临。

2001年,有着“任正非接班人”之称的李一男带领一众核心人员出走,瞄准华为弱点猛攻。紧接着是更多华为员工大喊“资本早期是肮脏的”的口号,逃离华为。

无奈之下,华为只能以7.5亿美元的价格,将承载通信电源业务的安圣电气卖给美国艾默生,以换取度过难关的弹药。

没曾想,华为的苦难并未停止。

2002年,国际通讯巨头思科也开始猛攻华为,以“莫须有”的罪名起诉华为,同时发动了大量美国媒体,“侵权几乎是中国企业的标配”,通过舆论打压华为。

受舆论影响,大量欧美客户纷纷暂停与华为的合作,甚至就连部分国内媒体也开始相信思科的论调,一起批判华为。

等到2003年,华为已经被逼到“卖身”边缘。

幸而,在任正非召集的高管会议上,少壮派们语气坚定,宁愿迎接苦战,也不要把公司卖掉,最终投票结果:不卖!

任正非精神一振,当即表示:我们迟早会和美国相遇,在山顶交锋,我们现在就要做好一切准备。

几个月后,任正非找到何庭波,下达了一项任务:“给你两万人,每年4亿美元研发经费,做自己的芯片,一定要站起来!”

紧接着,日后设计出麒麟9000芯片的海思成立,然后是最神秘的部门——2012实验室成立,下设诺亚方舟实验室、香农实验室、高斯实验室等,负责各种尖端技术的研发。

正是在这样的困境下,华为为未来的崛起奠定基石,同时也为引爆2019年的大战埋下伏笔。

要不要造手机?

其实,华为本可不必经历这样的艰难时刻。

彼时,正是小灵通“狂飙”的年代。虽然从技术上看小灵通有诸多不足,但受限于中国通信产业的发展,消费者们只能捏着鼻子选择小灵通。

瞬间,通信行业的公司们纷纷投入到小灵通竞争中,其中UT斯达康一度靠着小灵通年营收超过210亿元,不仅成功上市,市值还一度超越国际巨头思科。

眼见友商赚得盆满钵满,很多华为员工开始坐不住了,做小灵通的声音越来越强。

然而任正非直接泼出一盆冷水“猪养得太肥了就不哼哼了,快钱赚惯了就不习惯赚慢钱了……”

在他看来,错过小灵通这种过时的技术,华为不过是失去了一大块利润,但如果错过3G时代,那华为才是损伤了原本的根基。

于是2000年12月27日,任正非在“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标语下,动情地说:你们这一去,也许就是千万里,也许十年、八年,也许你们胸戴红花回家转。但我们不管你是否胸戴红花,我们会永远地想念你们……你们为挽救公司,已付出了你们无愧无悔的青春年华,将青春永铸。

一声令下,华为正式开启海外进军,这天的深圳五洲宾馆,充满了悲壮的气氛。

押注3G,是一场豪赌。

华为不做小灵通,却有的是企业做。当时的华为在与运营商谈合作时,常常被晾在外面很久,理由也很简单:人家现在谈的(小灵通)是1000万的合同,你们才200万,所以你们等会吧。

如此重压,任正非也开始坚持不住了。

2002年,华为进入首次负增长,任正非深陷抑郁症的折磨,在拍桌子怒斥员工的两个月后,他终于还是松了口:

“纪平(时任华为CFO),拿出十个亿来做手机”

但同时,任正非还是要求,必须把主要精力放在公司的主营业务上。

正是在任正非的坚持下,华为一直没忘记自己真正的战场在何处,手机也仅仅是替运营商做堪比山寨的贴牌机而已。

终于,在2004年,华为迎来重要转折点。

如今高呼“”的余承东开发出分布式基站,并凭此成功拿下华为在欧洲的第一单。憋屈了多年的华为同事们,大哭一场。

此后,华为开始横扫欧洲的3G市场,订单升至全球第二,直逼爱立信。反观曾经靠着小灵通赚得盆满钵满的一众友商们,已经鲜少在主流市场上出现。

要不要做汽车?

熬过了第一次艰难时刻的华为,最终走到了与美国在山顶交锋。

这次交锋,大家都知道了。

2019年5月16日,美国对华为发起一轮又一轮制裁,几乎是以举国之力,联合打压华为,看衰华为的声音此起彼伏。

就在同一时期,外界流传出这样一个故事:

华为的六位高层集体投票表决是否造车,结果仅有余承东一人主张造车。

等到表决生效后,余承东又在华为心声社区留言,“若干年后,大家会看明白的。”

2019 年 5 月,华为车 BU 正式成立,明确“不造车,帮车企造好车”

又是在艰难时刻,上次是手机,这次是汽车,其实综合来看,华为的战略从未改变。

当年华为刚刚入局手机,也仅仅是为运营商提供贴牌手机而已,主要的精力还是被放在了公司的主营业务上,比如华为会给对主营业务有帮助的海思每年4亿美元,却只给了手机业务10亿元人民币,如此华为才真正成长为通信行业的领航者。

而等到华为真正做自己的品牌手机时,已经是2010年,彼时的华为站稳了运营商市场,正是需要开辟自己第二曲线的时候。

只不过,这次的华为看起来更为艰难。

比如,任正非明确提出,华为未来三年的首要任务是活下来,从追求规模转向追求利润和现金流。华为的各业务都需要更好地权衡投入产出比。

再比如,在被制裁后的2020年到2023年间,华为营收下滑高达30%,然而研发资金却增长了14%,每年超过千亿元的资金投入,而为了支持研发,荣耀和超聚变数字技术有限公司不得不相继出售。

也正因此,华为或许无法在只为扩大规模而非聚焦主营业务的汽车上投入太多。

当年,余承东接手华为手机业务的2010年,招揽了大量手机行业的老兵,外部专业人士一度占据团队的三分之一。任正非直言:不支持余承东的工作,就是不支持我!

可如今,余承东开启车BU,只能依靠由于手机业务萎缩而空闲下来的团队兼任,其中问界M9的设计团队就要同时设计华为手机。

巧合的是,在这样的艰难时刻,华为又一次加大对海思的投资,不但给予了“海思没有盈利诉求,只要我们活着,就会一直养着它。”的最大宽容,还特别成立了一家名为哈勃的长夜投资公司,对大陆半导体企业进行了广泛投资。

反观华为车BU,据外界评价,其不得不为了盈利,必须更快开始卖车证明自己,与赛力斯在燃油车基础上快速修改的SF5,在研发时间不足2年,产品力先天不足的情况下仓促上市。

可惜,虽然余承东极度渴望在汽车领域,为华为再打下一片江山。只是如今的任正非,似乎已无法再支持他摸着石头过河。

毕竟,华为眼下最紧迫的任务是:活下去!

时局艰难至此,华为必须坚持战斗。在华为军团动员大会上,任正非向世界发出掷地有声的最强音:

“我们要用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打出一个未来30年的和平环境……让任何人都不敢再欺负我们。”

(文章来源:花朵财经观察)

*本文基于公开资料撰写,仅作信息交流之用,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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