畅谈改革（三）“大包干”在争论中昂首前行，农村改革势在必行

实际上，早在1957年，浙江永嘉等地就搞过包产到户，但当时永嘉县委书记李云河等都被撤职查办，有的还被判刑坐牢，到1983年才得到平反。

而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安徽等地的包产到组、包田到组，在推行过程中，也是风浪不断，面临很大的压力、很多的阻力。在决策层，争论也非常大，甚至可以用剑拔弩张来形容。据报道，在1980年9月召开的各省党委书记会议上，贵州省委书记池必卿就曾为了这个问题，针锋相对地对另一个省的省委书记发出了“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走我的独木桥”的怒吼。

也正是在这次会议后，中央下发了《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也就是著名的“七十五号文”。正是这个文件，为包产到户开了一个口子，也为几个一号文件的出台奠定了基础。

1982年出台的第一个一号文件，正式对“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给予了肯定。而1983年的第二个一号文件，又为联产承包制提供了理论依据。文件指出，联产承包制“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

如果说对“大包干”还有什么争论的话，两个一号文件的出台，无疑给了“大包干”昂首前行的底气，农村改革已经势在必行、不可阻挡。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就是如何才能让广大农民在“大包干”中更好地释放劳动热情、创造更多社会财富，让中国人民更好更快地走上致富之路。用当时最流行，也是最通俗、最简单的一句话来形容，那就是“大包干，最简单，直来直去不拐弯，交足国家的，留够自己的。”这，不正是广大农民所追求的，也是最乐意做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