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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1日，携程集团董事局主席梁建章在其个人公众号“绕梁说”发表文章《中国经济急需发钱消费》，建议按照孩子的数量针对家庭发钱，给予一孩家庭每月补贴1000元，给予二孩家庭每月补贴2000元，给予三孩及以上家庭每月补贴3000元，直至孩子年满20岁。
家有20岁以下孩子，每月就给予补贴，孩子长到20岁很快又该结婚哺育下一代，可以继续领补贴。这基本上相当于全民按月发钱了。
梁建章不是第一个提出类似建议的学者。近几年，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管清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翟东升、中诚信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毛振华等一大批专家学者，都提出过全民发钱或某一大类群体直接发钱的建议。
由于具有观念冲击性，这些建议一经提出便成为舆论讨论的热点，支持的、反对的声音都有。站在普通公众的角度上，显然更支持全民发钱。主张发钱的经济学家们，也有充足的理论和经济预测模型，认为发钱能直接拉动消费，解决当前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同时改善社会上弱势群体的生活困境，有益于社会公平。
的确，直接发钱能在短时期内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在知酷文旅看来，全民发钱会给社会及经济发展带来很大“副作用”，一些问题仍需三思。
全民发钱会引发通胀吗？
先跟大家探讨下“全民发钱”常见的几个认知误区。
首先，全民发钱会引发通胀吗？全民发钱等于基本不发钱吗？
答案是，发钱不一定引发通胀，通胀与否取决于政府对经济活动的调控能力。有足够的工业产能，能遏制能源、原材料、大宗商品的投机炒作，能缓解劳动力成本过快上涨，能抵御外部输入性通胀，能制止国际热钱大进大出，就不会惧怕通胀。这些能力中国政府都具备，调控通胀能力很强，所以在中国搞全民发钱，不需要过分担心通胀。
第二，全民发钱会增加政府的财政负担吗？会让政府的财政能力恶化吗？
答案是，不会。目前，全国各大经济体的货币都是信用货币，只要政府主权信用在，货币是要多少有多少，所以今天的发达经济体普遍是高负债国家，日本政府债务占GDP比例为261%，美国政府债务占GDP比例为120%，法国政府债务占GDP比例110%，高居欧洲第三名（前两名为希腊和意大利），欧盟平均水平约100%。
2023年，中国中央政府负债加地方政府负债占GDP比例为53%，其中，中央政府负债占GDP比例仅为21%，处于国际较低水平。也许有读者要说了，你没加上央国企负债、政策性银行负债和地方城投企业负债，这些算是政府“隐性负债”，加上这些中国公共负债占GDP比例就要超过120%了。
其实，这么说也不是很合理，隐性负债在各个国家都或多或少存在，例如美国的联邦派出机构美国进出口银行、联邦住宅管理局、政府国民抵押协会、邮政局、美国铁路协会等，发行的债券也由联邦政府担保，还有一些名义上是私人企业，实际上享受各种政策优惠并且大而不能倒，如2008年美国联邦政府为了救助陷入危机的房地美和房利美，耗资约6800亿美元，为了拯救濒临破产的美国通用集团，注资500亿美元。这些企业的负债法理上不算政府负债，可最终却是政府财政兜底了。
所以，不同国家的隐性负债，很难界定，也很难相互对比。中国的城投债虽然较多，但中国城市土地归国有，这意味着地方政府手里有很大一块儿资产，这个优势，是实行土地私有化国家的政府不具备的。所以，不能简单的拿中国的隐性负债去进行国际对比。
而且说到底，政府负债多少才合理，并没有标准答案。本质上这是和国家主权实力以及调控通胀的能力挂钩，国力弱小的国家，负债稍高一点，货币就崩溃、通胀就失控。而发达经济体实力雄厚，负债很高也能有效的管控通胀，直到近几年，美西方国家执意要和中国脱钩，和全球最大的商品生产国打贸易战，并在疫情期间狂印钞，通胀才走向失控。
所以，中国作为实力雄厚的经济体，债务增加空间还有很多，发债搞全民发钱计划，并不会产生额外的财政负担。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经济学家呼吁搞全民发钱，因为这么做代价并不高，效果立竿见影，既解决经济问题，又改善社会问题，还落得民众夸赞和支持，何乐而不为呢？
全民发钱有哪些弊端？
那么，为什么知酷文旅还是认为“直接发钱”有失妥当？这背后有几点理由。
第一，对民众的传统观念冲击太大。
其实，政府一直在给大家“发钱”，只是方式不一样，是通过各种政策调控。例如养老金连续20年上调，实实在在的给城市退休职工发钱，农村老人的养老金也在涨，不过和城镇职工养老金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这是由城乡二元制造成的，这个只能说发展中的问题要通过发展来解决；城乡医保也是政府发钱的一个重要方式，2023年财政对城乡医保人均补贴不低于640元，相当于只要民众参保，政府就发了640元，惠及了广大农村居民和城市灵活就业群体；个税退税政策，也体现了国家对育儿家庭、赡养老人家庭、病患家庭的财政倾斜，鼓励育儿并不是只有直接发钱这一种手段。
特困供养人员的生活保障标准，每年跟着城镇消费水平的标准按比例上涨，这是国家发钱给真正的弱势群众；还有各种消费类的补贴政策，政府对家电下乡、汽车下乡补贴10%-13%，支持农村居民提升生活水平；以及近几年各地开始尝试的消费券、旅游券、购房券等，探索拉动消费的种种方式。
还有新农村建设、乡村生态环境治理、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等，都是以政府庞大的财力投入在支撑，虽然这些举措不一定让老百姓拿到现金，但实实在在改善了老百姓的生活水平。
总结来说，政府一直以各种名义发钱，唯独不愿“全民发钱”或无条件给某一大类人群直接发钱。中国传统观念里不相信“不劳而获”，民众普遍信仰付出才有得到，劳动才有回报，这是中国的一大优势。中国的工业化优势、独步全球的制造业以及干净高效有序的城市，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有一大批吃苦耐劳、服从管理、成本较低的务工人员。长期来看，中国必定要改善这批务工人员的待遇和生活水平，但这要逐步推进，中国还要保持产业竞争优势，就不能让民众丢掉吃苦耐劳的优良品质，不能以“全民发钱”去冲击民众的传统观念。
第二，“全民发钱”是最后的调控手段，一旦大规模使用，后续就没有正常的经济调控空间了。
“全民发钱”就是简单粗暴的向市场注入消费力，经济活动链条的动力就是消费，所以“全民发钱”的刺激效果很好，一旦使用，立即解决经济增长乏力的问题。但是，国家不能为了解决眼前的问题，把所有的政策空间都用尽。
目前中国经济只是增速放缓，只是消费信心疲软，远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局面，何必要使用最后的杀手锏呢？如果这次为了眼前的问题，大规模全民发钱，那后续遇到真正严重的经济衰退，就只能加大马力实施更多更广的全民发钱措施。如此一来，政府的调控能力还能压得住通胀吗？
所以，要珍惜当前正常的调控空间，不能为了眼前的利益，不顾后来人的利益。现在把“全民发钱”这个大杀器用了，政府官员解决了眼前的问题，出主意的专家学者博得美名，民众得到了利益，看似皆大欢喜，但实际上付出代价的是后来人，就好像留给后人驾驶的是一辆没有刹车的客车，不能减速，只能加速。
有些北欧小国确实采取了全民发钱政策，美国在疫情期间也曾短暂的发放过全民津贴，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国情不一样，国家面临的环境不一样，发展阶段不一样，历史文化传承不一样，这些政策可能并不是中国的最优解。
而且说到底，中国不搞“全民发钱”并不是不给民众实惠，上文提到中国一直在让利民众，补贴弱势群体，促进经济并改善社会公平，只是没有采取无条件发钱的方式。不是不发钱，而是不以激进的方式发钱，对于中国来说，通过一些温和的，相对间接的，没有副作用或者副作用较小的刺激经济方式，要比大水漫灌的刺激方式更可持续。
作者 | 吴莫言
编辑 | 萃萃
设计 | Joe
图片来源｜AI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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