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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1日,携程集团董事局主席梁建章在其个人公众号“绕梁说”发表文章《中国经济急需发钱消费》,建议按照孩子的数量针对家庭发钱,给予一孩家庭每月补贴1000元,给予二孩家庭每月补贴2000元,给予三孩及以上家庭每月补贴3000元,直至孩子年满20岁。
家有20岁以下孩子,每月就给予补贴,孩子长到20岁很快又该结婚哺育下一代,可以继续领补贴。这基本上相当于全民按月发钱了。
梁建章不是第一个提出类似建议的学者。近几年,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管清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翟东升、中诚信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毛振华等一大批专家学者,都提出过全民发钱或某一大类群体直接发钱的建议。
由于具有观念冲击性,这些建议一经提出便成为舆论讨论的热点,支持的、反对的声音都有。站在普通公众的角度上,显然更支持全民发钱。主张发钱的经济学家们,也有充足的理论和经济预测模型,认为发钱能直接拉动消费,解决当前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同时改善社会上弱势群体的生活困境,有益于社会公平。
的确,直接发钱能在短时期内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在知酷文旅看来,全民发钱会给社会及经济发展带来很大“副作用”,一些问题仍需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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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发钱会引发通胀吗?
先跟大家探讨下“全民发钱”常见的几个认知误区。
首先,全民发钱会引发通胀吗?全民发钱等于基本不发钱吗?
答案是,发钱不一定引发通胀,通胀与否取决于政府对经济活动的调控能力。有足够的工业产能,能遏制能源、原材料、大宗商品的投机炒作,能缓解劳动力成本过快上涨,能抵御外部输入性通胀,能制止国际热钱大进大出,就不会惧怕通胀。这些能力中国政府都具备,调控通胀能力很强,所以在中国搞全民发钱,不需要过分担心通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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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全民发钱会增加政府的财政负担吗?会让政府的财政能力恶化吗?
答案是,不会。目前,全国各大经济体的货币都是信用货币,只要政府主权信用在,货币是要多少有多少,所以今天的发达经济体普遍是高负债国家,日本政府债务占GDP比例为261%,美国政府债务占GDP比例为120%,法国政府债务占GDP比例110%,高居欧洲第三名(前两名为希腊和意大利),欧盟平均水平约100%。
2023年,中国中央政府负债加地方政府负债占GDP比例为53%,其中,中央政府负债占GDP比例仅为21%,处于国际较低水平。也许有读者要说了,你没加上央国企负债、政策性银行负债和地方城投企业负债,这些算是政府“隐性负债”,加上这些中国公共负债占GDP比例就要超过120%了。
其实,这么说也不是很合理,隐性负债在各个国家都或多或少存在,例如美国的联邦派出机构美国进出口银行、联邦住宅管理局、政府国民抵押协会、邮政局、美国铁路协会等,发行的债券也由联邦政府担保,还有一些名义上是私人企业,实际上享受各种政策优惠并且大而不能倒,如2008年美国联邦政府为了救助陷入危机的房地美和房利美,耗资约6800亿美元,为了拯救濒临破产的美国通用集团,注资500亿美元。这些企业的负债法理上不算政府负债,可最终却是政府财政兜底了。
所以,不同国家的隐性负债,很难界定,也很难相互对比。中国的城投债虽然较多,但中国城市土地归国有,这意味着地方政府手里有很大一块儿资产,这个优势,是实行土地私有化国家的政府不具备的。所以,不能简单的拿中国的隐性负债去进行国际对比。
而且说到底,政府负债多少才合理,并没有标准答案。本质上这是和国家主权实力以及调控通胀的能力挂钩,国力弱小的国家,负债稍高一点,货币就崩溃、通胀就失控。而发达经济体实力雄厚,负债很高也能有效的管控通胀,直到近几年,美西方国家执意要和中国脱钩,和全球最大的商品生产国打贸易战,并在疫情期间狂印钞,通胀才走向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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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中国作为实力雄厚的经济体,债务增加空间还有很多,发债搞全民发钱计划,并不会产生额外的财政负担。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经济学家呼吁搞全民发钱,因为这么做代价并不高,效果立竿见影,既解决经济问题,又改善社会问题,还落得民众夸赞和支持,何乐而不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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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发钱有哪些弊端?
那么,为什么知酷文旅还是认为“直接发钱”有失妥当?这背后有几点理由。
第一,对民众的传统观念冲击太大。
其实,政府一直在给大家“发钱”,只是方式不一样,是通过各种政策调控。例如养老金连续20年上调,实实在在的给城市退休职工发钱,农村老人的养老金也在涨,不过和城镇职工养老金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这是由城乡二元制造成的,这个只能说发展中的问题要通过发展来解决;城乡医保也是政府发钱的一个重要方式,2023年财政对城乡医保人均补贴不低于640元,相当于只要民众参保,政府就发了640元,惠及了广大农村居民和城市灵活就业群体;个税退税政策,也体现了国家对育儿家庭、赡养老人家庭、病患家庭的财政倾斜,鼓励育儿并不是只有直接发钱这一种手段。
特困供养人员的生活保障标准,每年跟着城镇消费水平的标准按比例上涨,这是国家发钱给真正的弱势群众;还有各种消费类的补贴政策,政府对家电下乡、汽车下乡补贴10%-13%,支持农村居民提升生活水平;以及近几年各地开始尝试的消费券、旅游券、购房券等,探索拉动消费的种种方式。
还有新农村建设、乡村生态环境治理、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等,都是以政府庞大的财力投入在支撑,虽然这些举措不一定让老百姓拿到现金,但实实在在改善了老百姓的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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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来说,政府一直以各种名义发钱,唯独不愿“全民发钱”或无条件给某一大类人群直接发钱。中国传统观念里不相信“不劳而获”,民众普遍信仰付出才有得到,劳动才有回报,这是中国的一大优势。中国的工业化优势、独步全球的制造业以及干净高效有序的城市,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有一大批吃苦耐劳、服从管理、成本较低的务工人员。长期来看,中国必定要改善这批务工人员的待遇和生活水平,但这要逐步推进,中国还要保持产业竞争优势,就不能让民众丢掉吃苦耐劳的优良品质,不能以“全民发钱”去冲击民众的传统观念。
第二,“全民发钱”是最后的调控手段,一旦大规模使用,后续就没有正常的经济调控空间了。
“全民发钱”就是简单粗暴的向市场注入消费力,经济活动链条的动力就是消费,所以“全民发钱”的刺激效果很好,一旦使用,立即解决经济增长乏力的问题。但是,国家不能为了解决眼前的问题,把所有的政策空间都用尽。
目前中国经济只是增速放缓,只是消费信心疲软,远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局面,何必要使用最后的杀手锏呢?如果这次为了眼前的问题,大规模全民发钱,那后续遇到真正严重的经济衰退,就只能加大马力实施更多更广的全民发钱措施。如此一来,政府的调控能力还能压得住通胀吗?
所以,要珍惜当前正常的调控空间,不能为了眼前的利益,不顾后来人的利益。现在把“全民发钱”这个大杀器用了,政府官员解决了眼前的问题,出主意的专家学者博得美名,民众得到了利益,看似皆大欢喜,但实际上付出代价的是后来人,就好像留给后人驾驶的是一辆没有刹车的客车,不能减速,只能加速。
有些北欧小国确实采取了全民发钱政策,美国在疫情期间也曾短暂的发放过全民津贴,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国情不一样,国家面临的环境不一样,发展阶段不一样,历史文化传承不一样,这些政策可能并不是中国的最优解。
而且说到底,中国不搞“全民发钱”并不是不给民众实惠,上文提到中国一直在让利民众,补贴弱势群体,促进经济并改善社会公平,只是没有采取无条件发钱的方式。不是不发钱,而是不以激进的方式发钱,对于中国来说,通过一些温和的,相对间接的,没有副作用或者副作用较小的刺激经济方式,要比大水漫灌的刺激方式更可持续。
作者 | 吴莫言
编辑 | 萃萃
设计 | Joe
图片来源|AI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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