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恒大对创始人许家印等人提起诉讼,追讨60亿美元股息和薪酬,以偿还债务。追回资金面临跨国执行难题,且许家印等人可能通过法律手段抵抗。
8月5日,亚洲股市经历重大波动,日经指数急跌12.4%,韩国综合指数下挫超过8%,同时暂停交易的香港上市公司中国恒大发布了一则重要公告,直接指责其创始人许家印和其他前核心成员。
该公告中提到,恒大集团已向香港高等法院提交了诉讼申请,目的是追回2017年12月31日至2020年12月31日间支付的股息和薪酬,涉及的被告包括创始人及大股东许家印、他的前妻丁玉梅、前行政总裁夏海钧、前CFO潘大荣以及三家由许家印与丁玉梅控制的公司,总额达6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427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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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许家印已由国内相关部门采取了强制措施,他依旧是恒大的实际控制人,持有接近60%的股份,加上丁玉梅手中的股份,合计超过60%。为什么许家印会对自己的公司提起诉讼呢?
这是因为目前处于清盘状态的香港上市公司中国恒大,其董事会已不再是最高执行机构,而是由法院指定的清盘人负责管理公司事务。
由于许家印等人的主要收入来源于恒大支付的薪酬,其中存在违规行为,对公司的利益造成损害,因此清盘人代表公司“追回公道”,希望通过这些资金来解决包括债务偿还等多项事务。公告由清盘人签署,这一点印证了上述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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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许家印夫妇(他们在事情发生后已离婚)以外,被列为被告的还有两名前高管,即前行政总裁夏海钧和前CFO潘大荣。
作为恒大的关键高层管理人员,他们直接负责恒大的财务造假,今年5月,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指出,夏海钧被罚款1500万元,潘大荣被罚款900万元,而许家印则被罚了4700万元。
提到潘大容,可能不少人感到陌生,但夏海钧是恒大集团长期的“二把手”,被认为是许家印的重要助手。
大家或许都知道经济学家任泽平在恒大的年薪是3000万元,但这与被许家印重用的夏海钧根本不在同一水平,夏海钧被誉为“打工皇帝”,从恒大获利数亿元。根据福布斯发布的《香港上市中资股CEO薪酬榜》显示,仅2017年一年夏海钧就获得了2.7亿元的薪酬,位居榜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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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夏海钧和潘大荣在任职期间从恒大获得了不少钱,但在追讨的60亿美元中,大部分并不是他们的份额。
公告中提及的“股息和酬金”,其中股息是重点,实际情况确实如此。许家印和丁玉梅的主要收入不是来自恒大的工资,而是投资收益,即分红。
从2009年恒大在港交所上市至2020年的最后一个分红会计年度,恒大累计发放了809亿港元的股息,其中许家印家族获得了597亿港元的分红。
在本次追讨的时间段2017年至2020年内,许家印夫妇获得了380亿港元的分红,约合48.7亿美元,占到追讨总额的8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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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清盘人成功帮助恒大追回这60亿美元,对于公司的海外债权人来说无疑是极大的利好消息,虽然不可能全部收回投入资金,但至少能够回收部分本金。
有观点可能会认为,与恒大集团的总负债2.4万亿元相比,427亿元人民币的追回金额微不足道。
但这种看法忽略了一个关键点:2.4万亿元的负债是恒大集团旗下数千家子公司的总负债。而在香港清盘的仅是控股母公司,其大多数债权人是持有恒大境外发行的美元债的投资者。
截至2023年6月底,这部分债务的总额为201亿美元,因此追回60亿美元无疑对债权人极为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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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恒大的债权人确实看到了一线希望,母公司中国恒大的清盘已经进入了关键阶段。
虽然理论上的进展和实际操作之间经常存在差异,即使香港高等法院最终判决许家印等人需返还60亿美元的股息和酬金,实际执行可能会非常困难。
之前提到的60亿美元中的大部分是支付给许家印和丁玉梅的股息。他们并非以个人名义直接持有恒大股份,而是通过在境外设立的全资子公司间接持股,这也是将与他们相关的持股公司列为被告的原因。
当初设立这些持股公司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隔离风险,如今这一策略发挥了作用。分红时,中国恒大将资金转给直接股东,即那些关联公司,这样资金就已流向境外,许家印和丁玉梅可以自由地支配和转移这些资金,这些资金很可能已被分散存放在全球各地的银行,且账户名可能并非两人名下。
跨国执行难度极大,尤其是当资金分散到多个国家,可能已经转化为房产、飞机、游艇或其他企业股权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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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许家印和丁玉梅主动合作,自愿将资金退还,否则追回这些资金的难度将非常大。
之前许家印和丁玉梅已经进行了一次“技术性离婚”,当时恒大的问题已经很严重,因此外界认为这场离婚是出于战略考虑。同时,丁玉梅还曾有过一次“骚操作”,将自己的儿子告上法庭,要求他还钱,显然这也是一种策略性的诉讼。
面对如此复杂的情况,期待他们主动归还数十亿人民币似乎不太可能,他们可能更愿意花费巨资聘请顶级律师进行法律斗争。
$上证指数(SH0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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