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恒大对创始人许家印等人提起诉讼，追讨60亿美元股息和薪酬，以偿还债务。追回资金面临跨国执行难题，且许家印等人可能通过法律手段抵抗。
8月5日，亚洲股市经历重大波动，日经指数急跌12.4%，韩国综合指数下挫超过8%，同时暂停交易的香港上市公司中国恒大发布了一则重要公告，直接指责其创始人许家印和其他前核心成员。
该公告中提到，恒大集团已向香港高等法院提交了诉讼申请，目的是追回2017年12月31日至2020年12月31日间支付的股息和薪酬，涉及的被告包括创始人及大股东许家印、他的前妻丁玉梅、前行政总裁夏海钧、前CFO潘大荣以及三家由许家印与丁玉梅控制的公司，总额达6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427亿元。
尽管许家印已由国内相关部门采取了强制措施，他依旧是恒大的实际控制人，持有接近60%的股份，加上丁玉梅手中的股份，合计超过60%。为什么许家印会对自己的公司提起诉讼呢？
这是因为目前处于清盘状态的香港上市公司中国恒大，其董事会已不再是最高执行机构，而是由法院指定的清盘人负责管理公司事务。
由于许家印等人的主要收入来源于恒大支付的薪酬，其中存在违规行为，对公司的利益造成损害，因此清盘人代表公司“追回公道”，希望通过这些资金来解决包括债务偿还等多项事务。公告由清盘人签署，这一点印证了上述事实。
除了许家印夫妇（他们在事情发生后已离婚）以外，被列为被告的还有两名前高管，即前行政总裁夏海钧和前CFO潘大荣。
作为恒大的关键高层管理人员，他们直接负责恒大的财务造假，今年5月，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指出，夏海钧被罚款1500万元，潘大荣被罚款900万元，而许家印则被罚了4700万元。
提到潘大容，可能不少人感到陌生，但夏海钧是恒大集团长期的“二把手”，被认为是许家印的重要助手。
大家或许都知道经济学家任泽平在恒大的年薪是3000万元，但这与被许家印重用的夏海钧根本不在同一水平，夏海钧被誉为“打工皇帝”，从恒大获利数亿元。根据福布斯发布的《香港上市中资股CEO薪酬榜》显示，仅2017年一年夏海钧就获得了2.7亿元的薪酬，位居榜首。
虽然夏海钧和潘大荣在任职期间从恒大获得了不少钱，但在追讨的60亿美元中，大部分并不是他们的份额。
公告中提及的“股息和酬金”，其中股息是重点，实际情况确实如此。许家印和丁玉梅的主要收入不是来自恒大的工资，而是投资收益，即分红。
从2009年恒大在港交所上市至2020年的最后一个分红会计年度，恒大累计发放了809亿港元的股息，其中许家印家族获得了597亿港元的分红。
在本次追讨的时间段2017年至2020年内，许家印夫妇获得了380亿港元的分红，约合48.7亿美元，占到追讨总额的80%以上。
如果清盘人成功帮助恒大追回这60亿美元，对于公司的海外债权人来说无疑是极大的利好消息，虽然不可能全部收回投入资金，但至少能够回收部分本金。
有观点可能会认为，与恒大集团的总负债2.4万亿元相比，427亿元人民币的追回金额微不足道。
但这种看法忽略了一个关键点：2.4万亿元的负债是恒大集团旗下数千家子公司的总负债。而在香港清盘的仅是控股母公司，其大多数债权人是持有恒大境外发行的美元债的投资者。
截至2023年6月底，这部分债务的总额为201亿美元，因此追回60亿美元无疑对债权人极为有利。
所以，恒大的债权人确实看到了一线希望，母公司中国恒大的清盘已经进入了关键阶段。
虽然理论上的进展和实际操作之间经常存在差异，即使香港高等法院最终判决许家印等人需返还60亿美元的股息和酬金，实际执行可能会非常困难。
之前提到的60亿美元中的大部分是支付给许家印和丁玉梅的股息。他们并非以个人名义直接持有恒大股份，而是通过在境外设立的全资子公司间接持股，这也是将与他们相关的持股公司列为被告的原因。
当初设立这些持股公司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隔离风险，如今这一策略发挥了作用。分红时，中国恒大将资金转给直接股东，即那些关联公司，这样资金就已流向境外，许家印和丁玉梅可以自由地支配和转移这些资金，这些资金很可能已被分散存放在全球各地的银行，且账户名可能并非两人名下。
跨国执行难度极大，尤其是当资金分散到多个国家，可能已经转化为房产、飞机、游艇或其他企业股权时。
除非许家印和丁玉梅主动合作，自愿将资金退还，否则追回这些资金的难度将非常大。
之前许家印和丁玉梅已经进行了一次“技术性离婚”，当时恒大的问题已经很严重，因此外界认为这场离婚是出于战略考虑。同时，丁玉梅还曾有过一次“骚操作”，将自己的儿子告上法庭，要求他还钱，显然这也是一种策略性的诉讼。
面对如此复杂的情况，期待他们主动归还数十亿人民币似乎不太可能，他们可能更愿意花费巨资聘请顶级律师进行法律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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