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在做量化评估时，通常会被他人的建议影响。面对不确定性时，人们不会放过任何能够形成作为观点基础的线索。特沃斯基和卡尼曼（Tversky和Kahneman，1974）在实验中，要求被试回答形式简单的数字型问题，如“非洲有百分之多少的国家已经加入了联合国？”同时，被试面前还摆放着一个数字从1到100的大转盘。显而易见，大转盘旋转后指向的数字，和问题的答案没有任何关系。参与者先被要求回答，先前问题的答案是高于还是低于大转盘的指向数字，之后再给出问题的答案。实验结果显示，大转盘指向的数字会非常明显地影响被试的判断——例如，在大转盘的数字指向10和65的情况下，非洲国家加入联合国数量的百分比预测均值分别为25和45。

股票市场的估值本来就是一件模糊的事情。尝试定义公允价值甚至是超越赫拉克勒斯的伟业。在缺乏坚实可靠信息的前提下，历史价格就成为今天价格的“锚”。在一篇见解深刻的论文中，斯塔特曼和费希尔（Statman和Fisher， 1998）指出了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DJIA）的问题。该指数剔除了股息影响；在1896年创设时，为40.94，而在1998年年末，达到9181.43。如果把股息的影响包含在内，该指数能够达到什么水平？

华尔街基金经理们猜测的最高水平，是1998年的两倍到三倍。斯塔特曼和费希尔指出，如果股息包含在道琼斯工业指数的计算中，该指数在1998年年末应当达到652230.87！

股市往往对基本面信息反应不足——无论是股息派发、股票发行还是盈余公告。例如，在美国，盈余公告发布后的60天内，盈余超预期最高股票的回报往往会比市场表现高出2%，即使该股票在公告发布前的60天内回报已经超过市场表现4%～5% （伯纳德， Bernard，1993）。刘、斯特朗和徐（Liu、 Strong和Xu， 2001）关于英国市场也有类似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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