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力大,效果不明显,但至少在原本密不透风的定价体系上撕开了一道口子。
撰文| 石若萧
反复拉锯两年的美国“国谈”,终于暂时宣告一段落了。
所谓美国国谈,是联邦医保创立近60年来首次由美国政府直接出面和药企进行药价谈判。有药品入围的企业必须在2023年10月1日前决定是否参与谈判。如果拒绝,要么退出美国联邦医保,要么支付惩罚性税收,从前一年销售额的65%起征,最高可以递增到95%。
今年,成果初现,看起来还很显著:当地时间8月15日,美国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CMS)公布了首轮医保谈判结果,显示许多药物的价格都降了一半以上,降幅最大的是默沙东的糖尿病药物Januvia,达79%。
论力度,甚至可以和中国的国谈相提并论了。
对这个结果,几家欢喜几家愁。欢喜的是民众,终于有望用上“便宜药”了;民主党也很高兴,体现了政绩。不高兴的是共和党,因为不乐意看到对手出风头;最后当然就是各大MNC,谁也不希望自家的财报变得难看。
而这个结果也不能保证会一直持续,还面临着许多变数:第一,谈判价格将于2026年才生效,还要再等差不多两年;第二,若下一总统任期为共和党执政,没准会把民主党好不容易打下的基础全部推翻重来。
毕竟,在美国这个全球医药定价高地,便宜药,还真不是那么容易用上的。
能与国谈相提并论吗?
先看谈判结果。
本次披露了10类药物,分别勃林格殷格翰的糖尿病药Jardiance、默沙东的糖尿病药 Januvia、阿斯利康的糖尿病药Farxiga、诺和诺德的胰岛素(包括Fiasp和NovoLog)、BMS的血液稀释剂Eliquis、强生的血液稀释剂Xarelto、诺华的心力衰竭治疗药Entresto、安进的类风湿性关节炎药Enbrel、强生和艾伯维的血癌治疗药 Imbruvica、强生的抗炎药物Stelara。
总体看下来,糖尿病药和心血管药占了多数,且都是销量靠前的大品种——相关数据显示,2022年6月1日至2023年5月31日期间,这些药品占用政府支出共计505亿美元,约占联邦医疗保险处方药总支出的20%。
降幅也不少,默沙东的糖尿病药物Januvia降幅最高,达79%,从每月527美元降至113美元;其次是诺和诺德治疗1型糖尿病的Fiasp,降价76%,从每月495美元降至119美元。降幅最低的是强生旗下BTK抑制剂Imbruvica,仅38%,不光减少的绝对数量高,从每14934美元降至9139美元。
而其余的所有药品,降价幅度均在50%以上。难怪声明中表示,若谈判价格生效,将为医疗保险节省60亿美元。
“美国人为处方药支付的费用太高了,这使得今天的声明具有历史意义。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联邦医疗保险直接与制药公司进行谈判,美国人民因此受益。”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HHS)部长泽维尔·贝塞拉(Xavier Becerra)在一份新闻稿中表示。
只不过二级市场表现对此似乎有些“无动于衷”,强生、默沙东、诺和诺德、阿斯利康等相关药企,股价波动基本都只在上下百分之零点几,可以说谈判结果对其几乎没造成什么影响。
有业内人士认为,在美国,药品定价本就水分很大,标价中包含了很多(占比通常在一半以上)秘密协商的“回扣”,即为了鼓励保险公司将其列入覆盖范围给予的折扣部分。而此次“美国国谈”虽然看起来战果丰硕,其实不过是将商业保险公司换成了CMS,算下来,企业能拿到手的利润还是跟以前差不多。
在近期各大MNC的半年报电话会议上,各大公司高管也纷纷发话稳定二级市场的情绪。阿斯利康的生物制药业务部门总裁Ruud Dobber表示“IRA对Farxiga的影响将非常有限”;诺华的首席执行官Vas Narasimhan则表示:“在短期内,至少对Entresto的影响是可控的。”
IRA的前世今生,和充满变数的未来
尽管大公司高管们都很“嘴硬”,但由于这次谈判在制度上开了一个“坏头”,被认为有损市场经济自由定价的根本原则,因此自《2022年通胀削减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IRA)正式签署以来,MNC一直在或明或暗地想办法阻挠其落到实处。
站在如今这个里程碑上回望,《2022年通胀削减法案》的推进过程着实不易。
首先在出台阶段,参议院以51比50的微弱优势,勉强通过;到了众议院,在长达27个小时的会议后,民主党人才以220票对207票的优势通过了这一法案,票数对比与民主党、共和党的国会席位几乎完全一致,意味着该法案遭遇了共和党的倾力阻挠。这还是在法案内容再三调整和缩水的情况下。
这还不算完,成功出台只是第一步,难题还在后面。
法案通过之后,共和党的阻挠仍在继续,有参议员发表声明,称“价格控制永远不会奏效”并且“最终将导致美国人生命的缩短”,还有参议员认为“我们需要更多的竞争,而不是价格控制。我们需要创新,而不是停滞。”
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这些参议员就提出了针锋相对的法案,不仅寻求撤销联邦政府对于药价的谈判权利,还希望取消对药企开征最高可达95%的惩罚性税项,以及对于老年群体每年2000美元的自负费用上限等一系列措施。
反对声更大的还有医药公司,包括礼来、艾伯维、BMS、GSK等在内的主要生物制药公司的CEO给国会发了一封公开信,其中写道:“允许医疗保险对药品价格进行谈判将牺牲未来的医学进步”。辉瑞首席执行官 Albert Bourla甚至一度将医保定价称为“拿枪指着头的谈判”。
许多公司还选择对簿公堂,试图控告IRA违宪及侵犯自由,却都以失败告终。最近一个是诺和诺德,于今年夏天在新泽西州联邦法院败诉后,表示将继续上诉。在此之前,勃林格殷格翰、阿斯利康、强生和BMS等亦接连败诉。
行业组织们则试图拿翔实的数据和报告来论证IRA的不合理。美国制造商协会(NAM)称,药品价格每下降10%,企业投入的研发经费就会相应减少17%。美国药物研究和制造商协会(PhRMA)则在一份分析报告中指出,到2032年,IRA法案可能会使制药商的收入减少4500亿美元。PhRMA首席执行官史蒂夫·乌布尔(Steve Ubl)还称该制度会“损害创新”,并且“几乎不会给患者带来任何帮助”。
和药企一样,这些协会也纷纷向法院提起了诉讼。只不过结果也差不多,基本都被联邦法院给驳回了。
尽管有着各种各样的阻力,但法案依然在稳步推进。2023年8月29日,CMS公布了首批“国家级医保谈判”药物名单,覆盖糖尿病、心血管病、自身免疫、血液肿瘤等多个病种。
按原计划,本轮谈判应于今年8月1日前完成,谈判结果及价格公布将于9月1日完成。提前披露结果,或许是法案推出两周年之际进行的政治举措。2027年,谈判范围还将扩大到另外15种药物,随后几年还将进一步拓展至50种。
尽管涉及药物的品类和数量都相当有限,但考虑到美国作为全球唯一一个没有统一的国家卫生保健系统,大范围依赖高度发达的商业保险支撑创新药行业高速发展的特殊“国情”,撕开这样一条口子殊为不易。有数据显示,美国药品的上市价格中位数从2008年的2115美元,上涨至2021年的18万美元,涨幅近90倍;而药品的净价格中位数更是从2008年的1376美元上涨至2021年的15.9万美元,涨幅竟高达115.5倍。难怪有智库专家曾抱怨“美国消费者在补贴全球的医药研发”。
而IRA结果的初步落地,无论结果显著不显著,至少说明美国政府终于也有了影响创新药定价的权力,不再完全是企业、协会和保险公司几家说了算了。
但在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接下来的美国总统大选,共和党如果上台,会不会将民主党好不容易拿下的战果一笔勾销?
这个问题就好比房间里的大象,谁都看得见,但谁都不乐意去深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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