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21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下称《决定》）对上述问题作出回应。
宏观调控制度体系如何完善？中国改革朝何方去？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如何聚力？《决定》提出，到202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80周年时完成《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
《决定》被业界称为“指导新征程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纲领性文件”。鼎新革故、改革再出发，锚定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描绘的目标，绘就百舸争流、千帆竞渡的时代新图景。
1 全面深化改革
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注重系统集成、突出重点和改革实效。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和现代化；坚持系统观念，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2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既要“放得活”又要“管得住”。坚持两手发力，推动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更好结合。
3 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
推动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市场监管公平统一、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规范地方招商引资法规制度，建立健全统一规范、信息共享的招标投标和政府、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采购等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体系。
4 宏观经济治理能力
宏观经济治理意味着将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活动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其纳入规范化、制度化、法治化轨道，推动宏观经济政策框架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其科学性和有效性直接关系到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水平。
5 全链条管理
完善宏观经济治理，要加强从政策制定到执行全链条管理，发挥各项政策举措的协同效应，提高宏观经济治理的针对性、科学性和执行力，促进经济发展总量平衡、结构优化、内外均衡。
6 以开放促改革
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依托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在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开放能力，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打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
7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健全预算制度，加强财政资源和预算统筹，把依托行政权力、政府信用、国有资源资产获取的收入全部纳入政府预算管理。健全税收制度，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
8 新质生产力
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生物医药、量子科技。
9 新型工业化
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
10 金融体制改革
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完善金融机构定位和治理，发展多元股权融资、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优化国有金融资本管理体制。
11 房地产发展新模式
租购并举，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和供给，改革房地产开发融资方式和商品房预售制度。
12 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重点是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医疗装备、仪器仪表、基础软件、工业软件、先进材料。
13 深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改革
深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改革，推进铁路体制改革，发展通用航空和低空经济，推动收费公路政策优化。
14 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
完善流通体制，加快发展物联网，健全一体衔接的流通规则和标准，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
15 科技金融体制
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健全重大技术攻关风险分散机制，建立科技保险政策体系。
16 绿色低碳产业
促进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建设，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
17 金融法
完善金融监管体系，依法将所有金融活动纳入监管，强化监管责任和问责制度，加强中央和地方监管协同。
18 外资参与金融业务试点
完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支持符合条件的外资机构参与金融业务试点，稳慎拓展金融市场互联互通，优化合格境外投资者制度，推进自主可控的跨境支付体系建设。
19 跨境金融服务体系
加快推进离岸贸易发展，发展新型离岸国际贸易业务，建立健全跨境金融服务体系，丰富金融产品和服务供给。
20 促进投融资协调
健全投资和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功能。推动股票发行注册制走深走实。支持长期资金入市。
21 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强化上市公司监管和退市制度。完善大股东、实际控制人行为规范约束机制。完善上市公司分红激励约束机制。
22 完善城乡融合发展机制
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全面提高城乡规划、建设、治理融合水平，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指出，到2029年的未来五年是大国博弈关键期、从不平等博弈向平等博弈的关键期；也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期；是中国突破“李·约瑟之谜”，利用新型举国体制完成新质生产力全面突破的五年关键期；也是全面控制风险的关键五年。
这份被寄予厚望的《决定》共15个部分、60条，提出300多项改革举措，被称为“党历史上又一重要纲领性文献”。《决定》全文66次提到“改革”字样，59次提到“建立”字样，涉及相关制度、机制、体系。谋划了诸多国计民生事项，囊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企民企发展、城乡融合、收入民生、土地制度、财税体制、金融体制、科技和产业等领域的变革。
诸多举措包括：建立生育补贴制度；探索建立个人破产制度；按照自愿、弹性原则，稳妥有序推进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等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权利；推进能源、铁路、电信等行业竞争性环节市场化改革⋯⋯
当前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给中国宏观经济治理带来了诸多风险挑战。在此背景下，如果继续沿用以往的调控方式，不仅调控效能不足，还可能带来一些“副作用”，因此，亟待通过改革创新，形成与新时代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宏观经济治理思路及措施。中国宏观经济学会会长徐善长表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实现经济质升量增还面临不少体制机制障碍，迫切需要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发展增添动力。
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是党中央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的最新理念。《决定》强调了，“促进财政、货币、产业、价格、就业等政策协同发力”“探索实行国家宏观资产负债表管理”“把经济政策和非经济性政策都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等要求，促进各项政策举措“同向发力、形成合力”。“完善宏观经济治理，要加强从政策制定到执行全链条管理，发挥各项政策举措的协同效应，提高宏观经济治理的针对性、科学性和执行力，促进经济发展总量平衡、结构优化、内外均衡。”徐善长表示，提升宏观经济治理能力，意味着将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活动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其纳入规范化、制度
制度化、法治化轨道，推动宏观经济政策框架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值得关注的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先牵住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牛鼻子”，促进其他领域改革的协同。多位专家表示，要将一项项改革向更深层次推进，促进各项改革系统集成，要坚持法治思维。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是推进改革所需的科学方法，也是实现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郑永年认为，释放经济潜力，需要改革。当前，美国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6万多美元，新加坡接近7万美元，中国约为1.3万美元。高收入的经济体，中产阶层占总人口的50%以上，中国的中产阶层占总人口不足30%，中国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国内法治建设方面，《决定》还提出制定民营经济促进法、金融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反跨境腐败法。
与此同时，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风向依旧未变。服务业领域，《决定》要求，全面实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刘元春强调，制度型开放需要有一系列新模式、新抓手，当前很重要的就是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深化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扩大自主开放，有序扩大我国商品市场、服务市场、资本市场、劳务市场等对外开放，扩大对最不发达国家单边开放。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张燕生向《财经》表示，《决定》传达出一个积极的信号，要把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好、把中国经济建设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之一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大国的现代化，还意味着应当形成全球视野和供给全球公共产品的负责任大国的担当。接下来，全面深化改革，如何落地、谁来落地，需要汇聚最广泛的社会共识。
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决定》锚定的重要目标之一。《决定》提出，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必须完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统筹推进财税、金融等重点领域改革，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
《决定》提出，围绕实施国家发展规划、重大战略促进财政、货币、产业、价格、就业等政策协同发力，优化各类增量资源配置和存量结构调整。探索实行国家宏观资产负债表管理。把经济政策和非经济性政策都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健全预期管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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