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市就是一个财富再分配的市场。A股跌到这个状况，高位套牢者有经不起煎熬，丢掉手中带血的筹码含恨离场，他也就失去了翻盘的机会；也有耐得住寂寞，经得起煎熬的投资大师静待云开日出，守得住繁华者。股神巴菲特08年投资比亚迪，去年才兑现，历时十五年，投资收益自己去看。想一夜暴富，那只是神话传说！如果你相信共产党的执政能力，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那你就静待花开。
当下的中国仍然是一个充满潜力的成长型经济体，仍然处于青春期，动力十足。国外有人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见顶，甚至有人将中国经济与上世纪70年代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前苏联和90年代的日本进行类比，这些完全是无知的判断。 中国经济当下的问题不能简单归咎于疫情以及地方债、房地产、民营经济等一些表面上急需解决的问题。我们要承认有些长期问题必须要解决，即，近些年来我们一直强调社会治理规范有序，客观上讲这对于经济发展有强力收缩性的作用，因此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必须及时调整，犹如中医上的“阴阳必须平衡”。2024年如果政策能够克服惯性、调整到位、高效落地，中国经济就有望逆转过去十几年以来增速持续下滑的趋势。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仍然巨大，不容错判。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主要由潜在的需求和供给决定。在需求侧，中国的城镇化、农村人口转移、居民收入提高仍存在较大空间，未来将推动消费需求的持续增长。在供给侧，中国经济在国民储蓄率、科技创新能力、人力资源总量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当前中国物价低迷，景气指数低位徘徊，经济吸纳就业能力显露疲态，经济运行低于潜在增速。剔除2022年疫情带来的低基数影响，预计2023年实际GDP年均复合增速约为4.5%，低于实现2035年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所需的年均增速4.59%。即便不考虑疫情冲击，2010至2019年中国GDP增速已经连续多年年均下降0.33个百分点，经济增速持续单调下滑的长期趋势已经形成，疫情冲击延续并加重了这一总体趋势。因此，为了实现高质量发展和2035年目标，当下必须重振增长，逆转过去多年来已经形成的GDP增速单调下降趋势。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多是长期以来积累形成的，不能简单归咎于疫情冲击、房地产、地方债、民营企业等因素。新时期以来，国家政策的发力点在于规范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社会经济问题，力求规范有序、社会稳定。在此过程中，宏观经济政策应当积极对冲规范性政策在经济活动中的收缩效应。然而，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免责优先等问题始终突出，导致经济政策与治理政策的收缩效应互相叠加。要想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当下必须转变意识，宏观经济政策思路必须配合和适应国家治理新格局，宏观政策应从“防过热”转向“防过冷”。2023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一次极其重要的转折性会议，是在中国经济拥有巨大发展潜力但诸多问题在短期内渐趋突出的背景下召开的，标志着国家基本经济政策思路的重大方向性调整。“高质量发展是硬道理”、“以进促稳、先立后破”、“把非经济性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等重要的新提法释放出明显的经济发展信号，强调社会对于经济增长的追求，预示着中央将会实施更为进取的经济发展战略。中央经济政策新思路是再修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的重要实践。作为研究现代经济活动中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经济学新分支，政府与市场经济学认为，任何成功的经济实践必须要由政府来培育和匡正市场行为，为实现这一目标，政府的行为和激励设计至关重要。“看准了就抓紧干，能多干就多干一些”要求中央调整好地方政府的行为激励，激励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培育市场、改善民生，同时，建立容错机制，完善问责机制，解决地方政府的“后顾之忧”。2024年中国经济的最大看点是政策转向能否克服惯性，高效落地，2024年中国经济将面临房地产应对政策不及时、民营企业信心没有出现恢复、中美关系受到美国大选干扰等三大风险。在规避风险、转变意识、政策落地的前提下2024年中国经济有望摆脱经济单调下滑趋势，增速达到5%左右，实际运行强度明显高于2023年；房地产市场回归市场化，年末有望稳定；地方债债务违约风险基本解除；民营企业在若干领域的投资强度上升；欧美加息周期结束，人民币汇率稳中有进，对新兴经济体出口成为外贸稳定器；资本市场见底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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