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1月11日至22日之间,世界各国领导人、政策制定者、投资者和商界领袖齐聚阿塞拜疆的巴库市,参加第29届缔约方大会(COP29)。
又一年,又一个石油国家
巴库对于欢迎外交官和国际投资者并不陌生,这并非因为它未来主义的天际线或一级方程式赛车赛道,而是因为它丰富的石油历史。这里的石油开采可以追溯到古代,巴库现代钻探技术和基础设施的发展为全球未来的石油勘探奠定了舞台。它可能有些讽刺意味,因为它将主办全球最大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
阿塞拜疆COP29主席国已经向各缔约方和利益相关者发布了一封信,概述了气候峰会的议程。信中内容缺乏实质性,唯一提出的可量化目标是到2030年将全球能源储存能力提高六倍,达到1500GW,并在2040年之前在全球范围内增加或翻新超过8000万公里的电网。
一如既往,气候融资将是一个关键焦点。这将是15年来所有国家首次齐聚一堂,以确定气候融资的新集体量化目标(NCQG),旨在取代COP15上设定的每年1000亿美元的目标。如今,发展中国家的财政需求远远超过了目前流向它们的资金。许多人认为,为了使COP29在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达成一项动员更多资金投资于发展中国家安全繁荣未来的协议是必要的。然而,这可能会因为美国对气候行动的承诺存在不确定性而黯然失色。尽管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在2025年1月20日之前不会上任,这可能会使美国谈判代表无法或不愿签署诸如气候融资NCQG之类的具有约束力的国际协议。没有美国的参与,就关键问题达成协议将具有挑战性。
阿塞拜疆COP29主席国提出的一个关键倡议是气候融资行动基金(CFAF)。CFAF将是一个公共和私营合作伙伴关系,由石油生产国和公司的自愿捐款资本化。成员国将承诺每年作为固定金额或基于产量的捐款。巴库打算以阿塞拜疆国家石油公司Socar的贡献启动该企业。该基金将为中小型可再生能源项目提供承购协议担保,并为发展中国家的气候变化适应提供优惠和基于赠款的资金设施。COP29主席国表示,该基金需要10亿美元和10个国家作为股东才能启动。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COP28上宣布的300亿美元基金相比,这个数额相形见绌,后者旨在到2030年动员2500亿美元的私营部门投资用于气候行动。
此外,信中还包括对氢能、有机甲烷减排、水资源、可持续农业、旅游业、绿色数字化和气候韧性的行动计划的呼吁。然而,正如批评者迅速指出的那样,议程没有涵盖去年COP28最终文本中设定的淘汰化石燃料的计划,这是一个标志性的协议。
世界正朝着变暖的方向发展
在COP29即将到来之际,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发布了其2024年排放差距报告。根据UNEP的数据,为了实现1.5C的升温,到2030年需要削减42%的排放,到2035年需要削减57%。报告警告说,如果不提高新的国家自主贡献(NDCs)的雄心——这些贡献作为国家气候行动的高层路线图——并且“立即开始交付”,世界将走向到2100年升温2.6 – 3.1C的轨道。
无论如何,到COP30时,超过1.5C的阈值可能成为不可避免的。这可能迫使对现有的国家和部门政策进行全面改革,以及依赖1.5C情景的气候基准,这可能对已有气候承诺的投资者产生深远影响。
尽管巴库提供了一个鼓励各国大幅加强其NDCs的机会,但所有人的目光似乎已经集中在巴西。贝伦市将主办COP30,许多人认为这是一个更关键的里程碑,因为它标志着各国根据巴黎协定提交新的NDCs的五年期限。许多人认为,在COP30之前追究政策制定者的责任至关重要,以确保下一轮NDCs雄心勃勃、韧性强且与1.5C目标一致。
能源转型的绿色萌芽——但面临强劲逆风
在COP29之前,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IRENA)发布了其首次对COP28双重目标的进展评估,即到2030年将可再生能源容量增加三倍,能源效率提高一倍。
报告发现,除了太阳能光伏外,所有可再生技术的能力增加都远远落后于目标,当前的国家计划预计只能提供到2030年所需可再生能源增长的一半。尽管2023年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达到了5700亿美元的创纪录高位,但IRENA估计,要在2024年至2030年之间实现目标,每年需要1.5万亿美元。同样,自2022年以来,能源效率的提高一直微不足道。
尽管如此,能源转型在全球实际经济中正在加速。在2000年至2023年之间,太阳能容量增加率每年为34%,风能为19%。在过去的十年中,全球电动汽车销售每年增长53%。然而,正如我们在过去十二到十八个月中所看到的,拥有这些部门最大公司的股权通常被认为是股票市场上的糟糕投资。由于这些公司在追求市场渗透和实现规模化的同时,都在非常紧张的利润率下运营,任何来自其他市场竞争对手的威胁都可能对回报造成灾难性影响。
中国无疑是这方面做得最好的。尽管在2020年和2021年逐步取消了国家补贴,且2023年增长温和,但中国去年在能源转型上的支出达到了6760亿美元,占全球总额的38%,这一增长是由技术的经济效益以及长期供应合同等支持性政策推动的。
美国是能源转型技术的第二大资金目的地,2023年共支出3030亿美元。重要的是,在这些政治分裂的时代,每个美国州和地区都有承诺。在《通胀削减法案》(IRA)之后宣布的280个主要清洁能源项目中,约31%位于民主党控制的州,21%位于政府分裂的州,大约48%位于共和党控制的州。2023年,创造了142,000个清洁能源工作岗位,占美国能源部门新工作岗位的50%以上,占美国所有新工作岗位的近5%。
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新政府可能会通过行政和监管行动缩小IRA的影响,对电动汽车销售和住宅能源效率、热泵和太阳能信贷的消费者清洁能源信贷风险最大。在我们付印时,众议院的选举结果尚未出炉,但初步结果表明共和党将大获全胜。这将使政府能够使用国会审查法案决议、预算和和解程序或拨款程序废除IRA的部分内容。然而,新政府可能会对那些有利于“红”或“紫”州的倡议采取更为谨慎的态度,例如国内制造业、碳捕获、氢能和核能。虽然变化的规模还有待观察,但预计这些回滚将显著影响美国的能源转型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
从COP寻求明确性
对于资产管理人和资产所有者来说,这个COP似乎提供了比答案更多的问题。在会议召开之前,我们与世界上一些最大的机构资产所有者的可持续性负责人进行了交谈,并询问了他们最关心的问题。
1. 投资者是否应该放弃1.5C目标和脱碳基准?尽管认识到其僵化性,并强调在辩论和目标设定中采取现实主义的重要性,但资产所有者普遍认为,1.5C目标是一个重要的理想“北极星”,有助于推动系统性变革和参与。
一些研究表明,我们已经突破了目标,因为世界比科学家预期的更热。共识是,到COP30时将被突破,特别是因为我们看到了对高能源价格和能源转型成本的政治反弹,以及能源消费的激增,部分由新时代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推动,这可能导致化石燃料电厂的再碳化。
如果阈值被突破,碳预算将比之前认为的要小。这将需要全面修订当前的国家和特定部门的政策,以及基于1.5C情景的气候基准,可能会以重大方式影响已有气候承诺的投资者。
2. 投资者是否应该更加关注适应和韧性?资产所有者认识到适应和韧性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性。他们强调需要一致的定义和框架,以建立适应如何补充以及如何单独考虑气候缓解和气候解决方案。
适应往往不如缓解有吸引力,因为结果和回报更难预测和衡量。好处随时间显现,使政府和政策制定者历史上不太可能因适应努力而获得赞誉,从而抑制了热情。一些适应和韧性投资,如具有几十年运营寿命的公共基础设施,可能不会为投资者带来回报。并且,因为建立对物理气候风险的韧性意味着解决整个系统的问题,而不仅仅是单个公司的资产,尝试使用标准气候投资模型评估特定适应投资的需求可能是必要的,但远非充分。
总体而言,项目的缺乏限制了投资。人们承认适应努力的复杂性和超本地性质,以及采取多方利益相关者方法有效管理风险和机会的必要性。
3. 投资者如何在管理“中国风险”的同时,也试图以低边际成本加速实际减排?中国无疑是世界可再生能源的强国。国际能源署(IEA)认为,中国将在2024年达到其2030年风能和太阳能光伏安装的国家目标,比计划提前六年。许多投资者由于缺乏对中国资产的直接接触而忽视了这一点,这带来了风险——正如我们在发达市场如欧洲汽车制造商和全球太阳能行业所看到的那样。
资产所有者指出了理解间接暴露和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作用的重要性和挑战。在考虑与中国相关的风险和机会时,需要有意识地采取全面基金视角。同样重要的是不要忽视人权和问题的风险。能源转型本质上是全球性的:即使在保护主义政策和关税上升的情况下,资产所有者也不能忽视中国今天和未来的作用。
巴库丰富的石油历史与许多投资者认为必要的气候行动的紧迫需求形成鲜明对比,突显了全球能源转型的复杂性。虽然努力建立新的气候融资目标和CFAF等倡议是向前迈出的一步,但缺乏全面计划来摆脱化石燃料突显了持续存在的挑战。世界仍在变暖的轨道上,这需要到COP30时进行重大的减排和雄心勃勃的国家自主贡献。
尽管可再生能源投资加速,但实现全球目标的道路面临强劲的逆风,地缘政治紧张和保护主义政策进一步复杂化了进展。随着能源转型在中国和美国继续获得势头,国际合作和创新对于克服这些障碍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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