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G 约束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

ESG约束和叠加可能会在股票投资组合中产生重大的系统性风险。虽然其中一些风险敞口可能是有意的多头和空头行业赌注，但其他风险则是对整体股票市场或其他宏观经济因素的无意赌注。为了成功部署 ESG 策略，识别、量化和管理 ESG 约束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至关重要。这是避免意外隐藏风险和由此导致的糟糕绩效的唯一方法。

背景和方法论

在过去十年中，机构投资者越来越多地将环境、社会和治理 (ESG) 指标纳入其投资组合。常见的方法包括在整个投资组合中应用单独的 ESG 指令和 ESG 约束。实施这些策略的投资者往往很少关注他们对投资组合的因子敞口造成的变化。这种疏忽令人遗憾，因为系统风险的这种变化可能会支配后续的跟踪误差。

为了说明典型的 ESG 叠加效应，我们使用标准普尔 500 指数成分股的FTSE-Russell ESG 评级创建了一个受限投资组合。受限制的投资组合排除了该指数约 18% 的市值且 ESG 评级较低（低於 2.5）。一个高度预测多因子股票风险模型使我们能够约束投资组合的相对不受约束的指数跟踪误差分析。

大约 80% 的跟踪误差是由於相对因子敞口——受限投资组合的相对系统性赌注。

ESG 约束导致的相对因素暴露

一些相对因素的赌注——例如石油价格和能源部门的风险敞口——是叠加的合理和预期结果。其他的看起来像是有风险的意外宏观倾斜

股票市场接近 50%，是迄今为止最大的相对因素赌注。市场、外汇和风格因素暴露是 ESG 叠加的常见意外副作用。幸运的是，这种战略长期可行性的风险很容易减轻。指数基金、ETF、期货和掉期等廉价的被动投资工具可以抵消 ESG 限制的意外影响。

上面这个简单的例子代表了现实世界中ESG约束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此类规则通常会创建一些未被发现的因素赌注，直到导致代价高昂的表现不佳。这种影响可能非常显著，以至於这种类型的策略可能需要一个完全不同的基准。然而，这种解决方案可能并不总是可行的，并且没有解决牺牲的性能。相反，采用 ESG 标准的机构将受益於分析由此产生的风险敞口和管理任何意外的因素赌注。使用流动性可投资因素构建的预测性多因素模型是完成此任务的强大工具。这样的模型可以识别无意的市场赌注，并通过廉价的被动投资指导他们的缓解，从而避免风格漂移和代价高昂的表现不佳。

结论

ESG 约束和投资组合重叠可能导致意外的系统性赌注。

ESG 约束对系统性风险的某些影响，例如减少能源部门的风险敞口，可能是有意为之。

ESG 限制的其他影响可能是无意的多头/空头市场和宏观押注。

使用可投资因素构建的稳健且可预测的股权风险模型可以识别 ESG 约束的此类意外影响，并使用廉价且流动性强的被动工具指导其缓解。

不要做出无法兑现的气候承诺

公司 CEO 和政府急於做出“到 2050 年净零排放”的承诺。这是一个令人钦佩的目标，但实际上，到 2050 年，这些 CEO 和政府领导人中有多少人会担任目前的职位？可能，没有。承诺很容易做出，特别是当这样做是一种简单的美德信号行为时，知道当明确这些承诺是空洞的时候，它们是别人的问题。

做出这些净零承诺的公司和政府很少提供有关从今天到 2050 年的道路的详细信息。这最终也将成为其他人的问题。

激励是关键

人是简单的生物：我们做我们被激励去做的事情。如果我们想解决气候变化等问题，就必须解决激励问题。但这是迄今为止金融业一直在努力做到的事情。太忙於做出由其他人（下一代）负责的承诺。

金融业做出的一些承诺包括做出净零承诺以及确保投资者能够通过“绿色”基金做出切实的改变。这些承诺有一定的实质意义，但明显有大量的绿化和机会主义。去年，我们对近 2,500 名 CFA 协会成员进行了调查，其中只有 40% 表示他们的组织目前将气候风险纳入了他们的分析中。我们曾希望一年后这个百分比会有所提高，但文化变化缓慢。一年前，很多“环境、社会和治理 (ESG) 全球负责人”都是其他部门的全球负责人——他们的简历在某种程度上对可持续发展经验有所了解。

我不想不公平地批评金融业。有人可能会说，金融业在几十年的无所作为之后正在迎头赶上气候问题，但近年来努力肯定有所增加。然而，危险在於追赶可能涉及向客户、监管机构和后代做出可能无法兑现的气候承诺。

财务必须做它可以做的，但不应该承诺它不能做的

2021 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於近日落下帷幕，世界各国领导人以及金融界和工业界的领袖们做出了更多的气候承诺。除非他们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兑现这些承诺，否则明年我们将回到同样的位置，想知道下一届 COP 是否可以拯救世界。

在可持续性方面，金融当然不应该退居二线，但我们也必须实事求是。金融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作用本质上是资本的有效配置。那是一种激励游戏。作为一个行业，我们必须找到最佳的资本投资方式，以促进经济和社会的繁荣。

迄今为止，资本配置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气候变化的外部性；自觉或不自觉地决定，在短期内，这不是问题，而从长远来看，这是别人的问题。尽管欧盟等一些司法管辖区试图干预市场纠正法规（如可持续金融信息披露条例），但全球金融部门对气候行动的推迟不能再继续了。现在必须采取行动。

金融界必须尽其所能有效分配资金以应对气候变化，但不应承诺更多。投资者需要及时、一致、可比较和重要的气候相关数据，而我们目前还没有大规模的数据。气候相关财务披露工作组、价值报告基金会和国际财务报告标准基金会等组织呼吁关注重大气候数据将有所帮助，但投资者需要与公司合作以确保所需数据可用。这意味著始终如一地反复倡导物质气候数据。

归根结底，政府必须承担最大的责任。他们为个人和行业制定了激励措施，这将对气候变化产生最大的影响。

例如，全球碳价格就是一种会改变行为的激励措施。尽管这对政府和政策制定者来说具有挑战性并且在政治上不受欢迎，但投资者需要帮助为这些困难的决定提供掩护，并且必须再次坚持并反复倡导碳定价。

投资部门在帮助公司标准化可持续发展报告、改进披露和重新评估其薪酬激励方面也可以发挥关键作用。一个从3月份的2021公司Equilar的研究表明，只有38财富100强公司目前披露的补偿指标挂钩ESG的目标。这些目标中只有大约 15% 涉及环境问题，如果 ESG 指标包含在薪酬激励中，它通常只佔总激励薪酬的一小部分。与 2050 年净零承诺的行动相关的更有意义的激励措施将更有效地推动变革。

成为自己救援的参与者

投资者必须了解他们的 ESG 共同基金可能代表著朝著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但他们不会拯救世界。他们作为消费者和选民的实地行动产生了更大的影响。例如，如果他们不投资一家对气候“不利”的公司，那么其他人就会投资。然而，如果他们选择生活方式的替代选择（能源、食物、碳足迹较低的交通）并改变他们的投票方式（投票支持气候行动），则没有新的消费者或新的选民可以取代它们。因此，他们的选择将对现实世界产生更根本的影响。投资总是只反映消费者和选民的决定。

展望未来，我们必须认识到，社会的某些部分对气候的影响可能比金融更大。我们的行业需要注意不要过度承诺，但它也必须继续发挥其（并非微不足道的）作用，并尽可能倡导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