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思想，也有忧伤和理想——这才是生活。——陀思妥耶夫斯基
价值的跨时空交换，也就是金融，它进入我们的生活，远比想象的早。
公元前2800年，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出土的泥板，记载内容就约有80%与当时的经济活动相关，基础的有小麦和不动产的买卖及库存情况，再复杂些的已有投资借款合同、担保和利息设定等。
《汉谟拉比法典》里规定了贷款利率，简单来说，若以谷物放贷，利率为33.3%，若以白银放贷，利率则为20%，当然，利率的差别也是个有意思的话题。
而在中国，春秋中后期，“息”的字义也逐渐转向“出贷而生利”。《周礼》中，已开始用“称责”与“取予”来区分有息和无息贷款。这时，还不到公元前300年。
金融极早地出现在人类生活中，并与耕种收获紧密结合，可以说，它是古代人类的生存方式之一。
那么，现当代的投资呢，它与我们的生活，离的近吗？
是“近”，还是习惯
看上去这是个显而易见的问题，许多投资者时刻关注净值波动，与曲线同呼吸共命运，看起来靠得够近了，不仅如此，对“近”的追求似乎是无止境的。
譬如说不管市场是否火热，基金从业者的投资行为总是受到关注，毕竟基金从业者离基金够近。基金从业者怎么买基金？基金公司的员工买不买自己公司的基金？什么时候买？什么时候卖？期待自从业者那儿获取“深刻洞见”、“精妙操作”甚至“内部消息”的人永远存在。
一定程度上这种期待并不完全荒谬，当一个人从清晨到夜晚，接触基金产品的成立、运作原则，了解并分析其底层资产选择，对比研究不同基金的净值回撤表现和波动情况，投资与生活似乎难分彼此，我们便好像有理由认为其更了解基金，做出的判断也较一般人更准确。
实际上，有一个关键也许被忽略了。离投资是否足够“近”，以及这种“近”能否带来投资上的真知灼见，物理距离或许并非决定性因素，我们可以非常容易地找到许多反例，譬如说否则巴菲特就不该住在奥马哈，而应该在华尔街西装浓度最高的地方。
数学家冯诺依曼曾说：“在数学中，你并没有理解什么东西，你只是习惯了它们而已。”
相较于“接近并理解投资”，习惯似乎是更明智的结局。其实，我们或许也无法真正地“理解”投资——倘若理解代表着精确和不犯错误，但我们可以习惯投资，习惯周期、习惯市场先生的喧闹、习惯收益总是伴随着风险、习惯波动和必然的回撤——当我们习惯时，也许投资与生活不再有明确的区分。
我们根据肠胃和经济状况来决定日常饮食、合理搭配食物比例，也绝不会饿三顿才吃一顿（尽管那一顿会特别香），那么为何投资超出风险承受水平的金融产品，无视资产配置，使波动成了巨大的痛苦来源？
如果，我们能承认阅读、运动、烹饪种种生活方式自有它们的底层逻辑和原则，慢慢来和认真学基本不会错，那么到了投资，怎么连“慢慢变富”都能成为某种警钟？
是景观，还是生活方式
法国学者居伊德波在《景观社会》中，论述了一种新的社会形态，“整个社会生活显示为一种巨大的景观的堆积”。宣传、娱乐、广告等都是四处堆积的景观。
或许，我们也正在陷入一种“景观式投资”。
市场较好时，部分普通投资者容易对投资产生某种狂热情绪，每个人都想靠这个挣钱，这不假，但那样的情绪没有被“纳入生活”，而更像是某种仪式，他们似乎并不试图通过投资真正地规划生活和资产，而只是在景观的浪潮袭来时，“购买了时髦的投资的外观”并加以欣赏。
与之相对应的，拒绝投资者则表现出令人玩味的警惕，相对于“狂热”者对景观的追逐，这种警惕像是觉得“精致物品”不应该进入“普通的生活”，本质上是对景观的下意识拒斥。
但投资应当是个本真性的需求，它应当和阅读、烹饪、散步一样，成为一种合理的生活方式。
就像欧文费雪所说，“投资是时间维度上的平衡消费。”投资和消费之间没有必然的区别，甚至它们是一回事，不过是人们为了追求幸福总量的最大化，而在时间上对消费做了平衡。还拿吃饭做例子，薛兆丰先生讲，若中午吃饭是为了下午的工作，那么这个吃饭既是消费，也是对下午的投资。
当击碎景观时，我们也许将领会文初的句子，有思想，也有忧伤和理想——这不仅是生活，这也是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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