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出品方/作者：中信证券，杨帆、遥远）
“一带一路”征程十载，“五通”建设成果丰硕
“一带一路”倡议于 2013 年提出，内容包括“丝绸之路经济带”及“21 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两大组成部分。
夯基垒台、立梁架柱，“一带一路”合作以“五通”为指引不断深化。2015 年 2 月 1 日，推进“一 带一路”建设工作会议召开，当年 3 月我国制定并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将“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大支柱正式写入文件，“一带一路”的核心框架基本成型。夯基垒台、立梁架 柱，十年间，“一带一路”以“五通”为指引，各种体制机制建设逐渐成形，合作不断走 深走实，建设成果显著。
第一，政策沟通指的是加强政治互信、加强战略协调、深化人民交往，通过政治沟通 解决合作中的问题和分歧，共同为务实合作及大型项目实施提供政策支持，是“一带一路” 建设的重要保障。截至 2023 年 1 月 6 日，中国已经同 151 个国家和 32 个国际组织签署 200 余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涵盖投资、贸易、金融、科技、社会、人文、民生 等领域。“一带一路”框架亦与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 非盟《2063 年议程》、欧盟“欧亚互联互通战略”等全球和区域合作机制形成了有效对接， 形成了促进全球共同发展、支持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政策合力。
第二，设施联通是互联互通的基石，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其目标在于加 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交通、运输、电力、通信等领域的互联互通，促进区域内贸易和投 资的便利化。目前，“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互联互通架构已基本 形成：中蒙俄、新亚欧大陆桥、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和孟中印缅六 大经济走廊为建立和加强各国互联互通伙伴关系、畅通亚欧大市场发挥了重要作用；中老 铁路、雅万高铁、中泰铁路、中俄黑河大桥等一批标志性项目稳步推进并取得实质性进展； 中欧班列截至 2022 年底累计开行突破 6 万列，通达欧洲 23 个国家 180 个城市。2016 年 至 2021 年，中欧班列年年运输货值由 80 亿美元提升至 749 亿美元，在中欧贸易总额中 的占比从 1.5%提高到 8%。
第三，贸易畅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着力点，其目标在于解决投资贸易便利化 问题，减少贸易壁垒、扩大双向贸易、提高地区内贸易自由化程度、促进贸易往来，以及 加快投资便利化进程并拓展相互投资领域。十年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 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水平稳步提升，国际贸易及双向投资保持快速增长。2013-2022 年， 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由 1.04 万亿美元增长至 2.06 万亿美元，年均增 长约 7.9%，高于同期整体货物贸易年均增速，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占同 期我国货物贸易总额的比重由 25%提升至 32.6%。同时，我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 向投资及合作总体保持稳定增长，2013-2022 年，我国对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 约 1822 亿美元，累计占同期总额比重从 10%左右一路上行至 20%左右，并保持稳步提升 态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已成为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重要目的地。
第四，资金融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支撑和保障，主要任务是通过加强金融合 作、加强货币流通、扩大货币互换、共同推进亚投行建设等手段，改善区域内投融资环境。十年来，我国积极与沿线国家开展金融合作，推动建立了多层次的金融服务体系，为“一 带一路”建设提供多元化的金融支持和服务。我国与 IMF 建立了联合能力建设中心，为共 建“一带一路”国家优化宏观经济金融框架提供智力支持；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 基金等多边金融合作机构相继成立，为“一带一路”建设和双多边互联互通提供了投融资 支持。截至 2023 年 1 月，亚投行的成员数量由启动运营时的 57 个增至 106 个，覆盖了 全球 81%的人口和 65%的 GDP，成为成员数量仅少于世界银行的全球第二大国际多边开 发机构。2016—2022 年，亚投行已累计批准 202 个项目，融资总额超过 388 亿美元，撬 动资本近 1300 亿美元，涉及能源、交通、水务、通信、教育、公共卫生等领域的可持续 基础设施建设与成员经济的绿色复苏，项目遍布全球 33 个国家。
第五，民心相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根基和关键，主要通过加强文化交流、加强教 育合作、加强人员往来，通过人文交流来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2016 年 7 月， 我国制定了《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重点从国际国内两个方面，以基础性、 支撑性、引领性三方面政策举措为框架，积极推进与沿线国家的教育政策沟通、教育合作 渠道畅通、语言互通、民心相通、学历学位认证标准连通。截至 2019 年末，我国已与 24 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署高等教育学历学位互认协议，共计 60 所高校在 23 个沿线国 家开展境外办学，16 所高校与沿线国家高校建立了 17 个教育部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截 至 2021 年末，我国与 84 个共建国家建立科技合作关系，支持联合研究项目 1118 项，累 计投入 29.9 亿元，在农业、新能源、卫生健康等领域启动建设 53 家联合实验室。此外， 我国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平台，大力援助沿线国家治穷减贫，提供各种专业技能培训， 涵盖减贫、农业等多个领域。
全球治理格局深刻变化，“一带一路”意义更加深远
变化一：“全球南方”叙事重获重视，“一带一路”价值再度凸显
“全球南方”通常代指广大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冷战结束后曾长期淡出国际舞台。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殖民地解放运动的大背景下，一些摆脱殖民枷锁、走上独立发展道路 的国家开始使用“南方”来表明发展中世界与工业化国家代表的“北方”之间的区别，“南 南合作”也成为发展中国家开展合作、追求自主的重要国际议程。随着冷战结束后全球化 浪潮的推进和阵营对抗的消失，“南方”和“北方”的概念在国际政治议程中曾有所降温。 近年来，“全球南方”叙事热度逐渐升温，西方国家均在相关领域积极布局。2022 年 5 月、6 月、12 月，美国接连主办“美国-东盟峰会”、“美洲峰会”和“美国-非洲峰会”， 致力于在新时期强化对“全球南方”的影响力，拜登政府亦提出了“印太经济框架”（IPEF） 构想，试图在亚太地区重组产业链体系和贸易规则框架；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在 2023 年 2 月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表示要同“全球南方”建立新的伙伴关系，并承诺欧盟将支持 非洲联盟加入 G20，随后欧盟宣布计划向非洲大陆投资 1500 亿欧元，用于修建公路、铁 路等基础设施；日本近来频频加强同“全球南方”国家的联系，2022 年 8 月召开“日非 峰会”，12 月同中亚五国召开外长会议，2023 年 3 月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印度发表演讲， 提出将以新计划推动实现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同时宣布日本到 2030 年将 投资超过 750 亿美元以支持“全球南方”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等。
西方国家积极介入相关叙事，既有积极拉拢“全球南方”靠近自身立场的意图，又有 试图削弱中国影响力的战略考量。一方面，西方国家担忧“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受到挑 战，需要加力拉拢“全球南方”以形成“统一战线”。俄乌冲突爆发后，尽管西方国家陆 续对俄罗斯实施单边制裁，但不少“全球南方”国家却在联合国大会投票中保持中立立场 和谨慎态度，表现出发展中国家更愿意基于自身诉求和价值观念做出选择，而不是盲从西 方。另一方面，西方国家愈加担忧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国际和地区影响力，担心中国会动摇自身在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西方多国不仅提出“重建美 好世界”、全球基础设施投资伙伴计划等倡议，与“一带一路”针锋相对，同时恶意炒作 “中国债务陷阱论”，试图离间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
尽管西方国家主动炒热相关议题，但其并未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真正的发展红利，国际 公共产品供给依然短缺，使全球治理体系稳定性面临挑战。著名经济史学家、马歇尔计划 的思想构建者之一金德尔伯格（Charles P．Kindleberger）认为，世界经济体系的良好运 行必须有一个国家在其中发挥领导作用，提供维持体系稳定所必需的成本，即“国际公共 产品”。典型的国际公共产品包括良好的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开放的国际自由贸易、稳定 的国际金融和国际货币体系秩序等外部性特征明显的资源、服务以及政策体制；而在全球 权力转移过程中，如果新兴大国不能承担领导责任，就会导致国际公共产品短缺，进而造 成全球经济混乱和安全失序。其后，美国政治学家约瑟夫奈（Joseph Nye）将这一理论 总结为“金德尔伯格陷阱”。近年来，美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能力和意愿在下降，特朗 普政府时期强调“美国优先”，出台一系列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并带领美国退出《巴黎协 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孤立主义倾向回潮；拜登政府虽带领美国重返此前 退出的国际组织，但仍未提出行之有效的全球治理方案，俄乌危机爆发后反而率先发起单 边制裁、滥用出口管制措施、将国际金融体系武器化，不仅加剧了全球经济的不稳定性， 使得广大新兴经济体本就风险丛生、压力沉重的复苏之路更添阴霾，更动摇了国际社会对 现有国际货币制度体系的信心。
相比之下，“一带一路”的中国方案是真正符合广大南方国家现实需求的国际公共产 品，对于全球治理的价值更加凸显。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坚持平等互利、开放 共享的原则，不搞小圈子，尊重各方参与，以“五通”为抓手向世界提供互联互通、金融 机构、共同发展、全球治理等物质和理念上的公共产品，能够对全球治理体系形成有效补 充。特别是当前在中美长期博弈、俄乌危机持续冲击、世界经济结构失衡的背景下，世界 秩序正加速调整演变，“一带一路”对于全球治理的意义更加凸显。根据外交部长秦刚在 2023 年全国两会记者会上介绍，十年里，“一带一路”倡议拉动了近万亿美元投资规模， 形成 3000 多个合作项目，为沿线国家创造了 42 万个工作岗位，让将近 4000 万人摆脱贫 困。2022 年以来，从印度到阿根廷，从巴西到南非，从中东到东南亚，全球各国和地区 都在加速努力，制定减少对美元过度依赖的相关政策，全球范围内涌现的“去美元化”浪 潮从侧面反映了广大新兴经济体摆脱美国金融霸权、探索新发展模式的迫切需求。“一带 一路”合作在为沿线国家发展带来了诸多实际益处的同时，也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着更 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变化二：“一带一路”是中国重要开放抓手，沿线风险缓释，合作空间拓宽
对中国而言，“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南南合作”是扩大对外开放、捍卫多边主义的 重要抓手。从政策意义上看，在中美长期博弈背景下，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合作已成为 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契机、平台和抓手，也是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 重要方式。近年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的经贸关系持续深化，货物贸易规模屡创新 高，双向投资也保持稳步提升态势，“一带一路”合作已成为支撑我国“双循环”格局的 重要力量。在中美长期博弈背景下，与“一带一路”沿线在经贸与产业链上的合作，将成为保障经济安全、产业链安全、能源资源安全等方面的重要方式，在国际环境“新的动荡 变革期”下，具有更加重要的政策意义。从外交意义上看，“全球南方”国家并非国际组 织或政治集团，而是价值观念、文化传统、发展水平以及利益诉求多元的国家群体，这些 国家并不愿成为大国竞争中的棋子，但其占全球 70%以上的人口基数，且在国际议题中拥 有数量庞大的投票权。在西方国家以中国为“假想敌”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拉拢、分裂、 打压之下，“一带一路”框架下的政策沟通对于进一步团结“全球南方”、捍卫真正的多边 主义而言更加不可或缺。
不过，由于不少发展中国家本身经济基本面脆弱、政府治理能力有限，又多处在地缘 政治风险频发地带，对我国企业“走出去”和“一带一路”建设造成了一定风险挑战。一 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体制多不稳定，政权交替频繁，或存在分离主义势力， 可能对合作项目的建设造成不利冲击，或使项目建设投入大量额外资源用于安保。例如 2018 年 5 月，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率领反对党赢得大选后，以考虑“马来西亚面临 的经济和财政压力”为由重新审查纳吉布时期批准的中资项目，并同中国进行了后续重新 谈判；又如瓜达尔港所处的巴基斯坦俾路支省长期受分离主义和恐怖主义势力冲击影响， 近年来亦发生过多起针对中企和中国公民的袭击。另一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多是 地缘热点地带和矛盾冲突多发区，国家间领土纠纷及历史恩怨复杂，如印度与巴基斯坦、 伊朗与沙特以及东南欧巴尔干地区等，也对“一带一路”项目的落地带来一定风险隐患。
值得注意的是，2023 年以来我国元首外交保持活跃，在“一带一路”沿线多个地区 取得重要外交突破，使“一带一路”合作的安全性与经济性均有显著提升。近年来，“一 带一路”沿线各国对经济与民生问题重视程度逐渐提高，中国更顺应时势重启了积极的外 交动作。2023 年 3 月 10 日，中、沙、伊三国在北京发表三方联合声明，沙特和伊朗宣布 同意恢复双方外交关系，或是近期“一带一路”沿线最为标志性的外交突破。美国自奥巴 马政府时期开始在中东收缩战略力量，其影响力的减弱为外交破局创造了空间；同时，中 东各国对经济与民生的重视亦不断提升，各国开始专注于缓和紧张形势并扩大合作可能。 沙伊两国虽均是地区大国，但任何一方都无法完全主导中东事务，且长期的高强度竞争亦 使两国面临日益增加的内部发展和外部稳定压力，两国关系面临现实改善需求。在这一过 程中，中国起到了重要的斡旋作用，并以高层对话为核心促成了此次和解，使“一带一路” 建设在中东所面临的区域风险得到缓释。
变化三：经济民生成为各国优先事项，“南南合作”深化迎来全新机遇
在全球治理格局快速调整演变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出于对自身安全的考虑以及对探 索新发展路径的需求，对于新时期的“南南合作”模式有着更加强烈的诉求，为“一带一 路”合作扩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在世纪疫情、俄乌冲突、西方制裁等一系列外生冲击下， 广大新兴经济体一方面对于自身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更加重视，另一方面也需要在持续滞 涨下寻找新的发展路径，解决产业发展和改革的瓶颈，对于新的合作与发展模式有着更加强烈的诉求。 西方国家虽热衷于积极参与“全球南方”叙事，但其提供的发展模式对新兴经济体而 言往往“水土不服”。二战以来，西方便奉行捆绑式经济援助。“马歇尔计划”时期，美国 对外援助的附加条件主要是受援方必须用受援款项购买美国商品和服务。20 世纪 80 年代 起，欧美以“华盛顿共识”为基础，在对外援助中附加经济改革要求，使得诸多新兴经济 体被动卷入经济自由化的浪潮中。21 世纪以来，国际组织与西方援助国除了继续采用华盛 顿共识等第一代经济附加条件外，又提出“民主、多党制、私有制”等第二代附加条件， 要求受援国家必须按西方国家的意图进行经济及政治改革，以良好治理作为提供援助的先 决条件，迫使一些发展中国家为获得美国的经济援助而不得不进行美国期待的政治改革。 然而新兴经济体发展基础薄弱，欧美所强加的发展模式频频出现“水土不服”，使新兴经 济体对欧美提供的发展模式日渐失望。
相比之下，“一带一路”是“南南合作”的典范，以“共商、共议、共建”为原则， 并可与区域治理机制形成有效对接，形成真正的利益共享。“一带一路”建设强调以开放、 包容性合作机制与沿线国家进行战略对接，顺应“南南合作”制度化趋势，与既有机制形 成有效衔接。在“一带一路”建设规划中，凡是有意愿参与合作的国家和地区都可以成为 一份子。由此构成的区域性的合作机制与欧亚经济联盟、上海合作组织（SCO）、中国— 东盟（10+1）、亚太经合组织（APEC）、亚欧会议（ASEM）、亚信会议（CICA）、中阿合 作论坛、中国与海合会战略对话、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等既有多边合作机制相互衔接， 并与各成员国的发展战略对接，使更多国家和地区共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这种对接 并不是强制其他发展中国家必须接受中国的倡议与标准，而是在双方相互尊重的基础上， 找到共同点，进行“共商、共议、共建”，进而制定共同接受的标准。因此，“一带一路” 建设不是要替代现有地区合作机制和倡议，而是对既有机制的补充与完善，更容易受到广 大新兴经济体的积极响应。世界银行研究指出，若共建“一带一路”内的交通基础设施项 目全部实施，到 2030 年，每年将有望为全球产生 1.6 万亿美元的效益，占全球 GDP 的 1.3%，其中 90%的收益由伙伴国分享，低收入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受益最多。
与此同时，中国的发展经验和模式吸引力亦有所提高。后疫情时代，国际政治经济新 秩序呼唤平等与共赢，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正在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国际社会需要更加 有效的经济治理，以应对危机带来的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发展模式与经验产生 了越来越强的吸引力与塑造力，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带来了新的思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 证明了发展中国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国情制定政策，提高经济增长，实现发展富裕，可以不 必照搬发达国家的“药方”。中国的发展经验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有更切实的参考意义， 且对安全稳定、民主人权之间的关系理解一致也可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中国式现代化可为促进地区增长和稳定做出重要贡献。与欧美强势输出西方价值观不同的 是，中国不主动“输出”中国模式，更不会要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法，充分尊重其他 国家选择的不同发展道路。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弘扬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为更多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探索适合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增添了信心。
变化四：新兴经济体基本面复苏曙光已现，“一带一路”经济价值再获提升
2020 年以来，贸易摩擦、疫情冲击、俄乌冲突等多要素叠加导致世界经济下行风险 加剧，新兴经济体遭受诸多冲击。IMF 统计数据显示，2022 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的 GDP 增长率约为 3.9%，较 2021 年大幅下降 2.6 个百分点。在疫情扰乱供应链、乌克 兰危机搅动能源和粮食市场等因素共同作用下，全球通胀高企，对世界经济构成重大风险。 一些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通胀形势更为严峻，土耳其 2022 年 10 月 CPI 同比涨幅达 85.51%，创近 24 年新高；阿根廷 2022 年累计通胀率达 94.8%，为 1991 年以来最高值。 与此同时，美联储连续大幅加息在全球范围产生严重外溢后果，令不少国家本币贬值、资 本外流、偿债成本上升、输入性通胀加剧。美联储激进加息带来的负面效应严重冲击新兴 经济体，放大了这些经济体原本的增长困境，多国被迫跟进加息，导致全球金融环境显著 收紧、发展中国家债务风险增加。对于外债和贸易逆差较高的新兴经济体而言，上述外部 动荡因素加剧了其流动性和债务危机风险。巴基斯坦、斯里兰卡、阿根廷等国家不得不向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援助贷款予以纾困。
后疫情时代，“一带一路”沿线众多新兴经济体基本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增长动能 从低谷中逐步恢复，有望进一步提升“一带一路”合作的经济价值。伴随着各国经济自身 的恢复、发达经济体加息节奏放缓、部分债务危机的治理初现曙光，新兴经济体基本上度 过了最困难的时期，经济增速亦有望回到上升通道。根据 IMF 于 2023 年 1 月的预测，2023 年和 2024 年新兴经济体总体经济增速有望达到 4.0%和 4.2%，既相比 2022 年的 3.9%有 所回暖，也相比发达经济体的 2023 年和 2024 年 1.2%和 1.4%的预期增速保持明显增长 优势。各国经济增长的回暖，有望进一步提升“一带一路”合作的经济价值。 随着十年来“五通”建设的持续落实，未来“一带一路”经贸合作的具体领域预计也 将迎来拓展升级。当前，“一带一路”合作正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中国与沿线国家 的合作领域也正与时俱进、稳步拓展，由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动，延伸到沿线国家贸易投 资合作优化升级，再到清洁绿色能源、数字化智能化建设。合作新增长点的不断涌现一方 面为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复苏带来新的增长动能，另一方面也将带动我国制造业和出口结构 的高端化进程。
新思路引领高质量合作，十周年征程再启航
十年间，经过各方的共同努力，“一带一路”的制度框架已基本构建成型，一大批项 目也都已实质性落地，对于促进全球基础设施建设和贸易增长，以及对于推进全球化转型 发展和完善全球治理都创造了良好条件。十周年征程再启航，我们认为新阶段“一带一路” 建设将着重抓落实、防风险，并根据沿线国家的实际需求，以更市场化的方式推进合作走 深走实。
抓落实、防风险，将成为新阶段建设的核心任务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水平落后，“设施联通”建设资金需求庞大。亚 投行 2017 年发布的《满足亚洲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显示，亚洲发展中国家若继续保持现 有增长势头、消除贫困以及应对气候变化挑战，2016 年到 2030 年，其基础设施建设需投 资 26 万亿美元，即每年 1.7 万亿美元（其中，电力基础设施建设为 9800 亿美元、交通基 础设施建设为 5600 亿美元、电讯基础设施建设为 1533 亿美元、供水和卫生设施建设为 533 亿美元），而当时亚太地区每年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亚投行）预计为 8810 亿美元，资 金缺口巨大。此外，“一带一路”建设远不止于基础设施领域，还包括广泛的商业投资项 目，牵动更大范围的官方和私人投资，涉及的资金需求更为巨大。
此前我国主要采用的投融资模式多以债务驱动，引起西方对于中国制造所谓“债务陷 阱”的渲染。具体来看，此前我国牵头的“一带一路”建设项目融资模式以多边开发银行 和我国政策性银行、开发银行以及商业银行等发放的贷款为主，这类贷款通常利率较低， 贷款周期较长，主要用于沿线各国大型的中长期项目建设。2011 年至 2022 年，我国海外 贷款和贸易信贷总额分别由 1508 亿美元、2135 亿美元增长至 8397 亿美元、6176 亿美元， 占我国 2022 年实际 GDP 比重约 5.2%、3.8%。但由于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公共产品属性， 其资金需求量大、投资期限长、收益回报率低，吸引的股权、债券融资不足，私营资本投 资积极性不高，难以形成一个多层次的投融资体系。2017 年起，西方国家持续渲染中国对外援助的“债务陷阱”问题，称中国的债务合同“不透明”，或含有有限债权人地位条 款，不符合巴黎俱乐部“可比待遇”原则。实际上，这些贷款条件并非中国独有，也多见 于其他国家的主权贷款实践。
同时，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基本面相对薄弱，且近年来内外生风险频发， 也对我国此前个别“一带一路”建设项目造成了风险冲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社 会发展水平较低、政治稳定性及治理能力较差、债务负担较重，且部分国家种族和宗教冲 突较为频繁，不稳定隐患较多，融资违约风险较高。特别是 2022 年以来，在俄乌冲突的 背景下，全球经济复苏乏力、贸易投资环境恶化、地缘政治风险攀升，宏观局势的动荡使 新兴经济体面临的外部环境更加恶化。因此，在“一带一路”建设推进过程中，陆续出现 了一些国家要求重新谈判、重新评估建设成本、要求中国大幅度降低工程价格或减免部分 款项、甚至提出暂停或取消部分在建或拟建项目的要求，给“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及后 续工作带来严重干扰。例如，根据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的调研显示，市场竞争加剧、工 期延误风险攀升以及供应链危机加剧是风险程度最高的前三大因素，而新兴市场及发展中 国家主权债务违约风险攀升导致的国际基建融资难，以及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导致的全球贸 易投资环境恶化，分列第 4、5 位，导致对外承包工程企业融资困难、发展受阻。
为此，我国积极行动，及时出台债务可持续性方案，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平稳发展。 2017 年 5 月，在第一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在我国倡议和推动下，17 国财长或财政部授权代表签署了《“一带一路”融资指导原则》。该指导原则提出了具有前 瞻性的务实建议，如鼓励私营部门积极参与、拓展资金渠道、注重发挥多边开发性金融机 构作用、发展本币债券市场、支持金融市场的有序开放、深化金融监管以及加快投资便利 化等举措。该指导原则的主要目标是推动建设长期、稳定、可持续、风险可控的多元化融 资体系，其也成为“一带一路”倡议下首次就资金融通问题制定的指导性文件。在此基础 上，2019 年 4 月，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我国财政部发布了《“一 带一路”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框架》。该分析框架是在借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低 收入国家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框架基础上，结合“一带一路”国家实际情况制定的债务可持 续性分析工具，适用于对“一带一路”低收入国家进行债务可持续性评估，并鼓励中国和 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金融机构、国际机构在自愿基础上使用。
从历史的风险经验和两届峰会的政策思路来看，预计抓落实、防风险或将是“一带一 路”新阶段的核心任务，第三届峰会或在资金融通领域提出新的指导原则，助力新的投融 资模式实践。为了有效应对“一带一路”债务可持续问题，中国需要提升自身债务管理水 平，提升在国际上的议程拟定和规则制定话语权。在新的国际环境下，我国需要更加注重 建设模式的可持续性、包容性和公正性，提高债务风险防范意识，建立系统性的债务减免 机制，并建立行之有效的投融资模式。此前两届峰会分别提出了融资指导原则和债务可持 续性框架，但前者是一个多边软性机制，后者性质上亦属于单边文件且为非强制性框架， 在适用范围及长期可持续发展上或仍有完善空间。因此，预计抓落实、防风险将是新阶段 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政策要求，第三届峰会或是落实好此前出台的债务可 持续性方案，并提出资金融通新模式的良好时机，或更加注重发挥市场机制在金融资源配 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助力更加多元的投融资体系实践。随着“一带一路”投融资框架及合 作体系的完善，预计沿线国家的债务风险将得到更有效的管控。
政策思路更加精谨细腻，聚焦沿线国家实际需求
从总体布局的“大写意”到精谨细腻的“工笔画”，“一带一路”倡议在协同合作中蓬 勃发展，在推动全球发展中成效显著，已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范围最广、规模 最大的国际合作平台，新阶段“一带一路”建设在政策思路上或更加注重精谨细腻。“一 带一路”十年间取得了一系列显眼成就，但在初期建设和探索过程中由于政策导向优先级 较高，在远景性、整体性和系统性规划上仍有提升空间。近年来，政策层面明确要在“一 带一路”统筹规划上更加注重合作实效与风险防控，整体思路更加精谨细腻。
进入新时期，“一带一路”建设需要更多地从各国实际需求出发，以更加市场化的方 式进行更为精确化的合作。“一带一路”前期投资的一些战略性项目、示范性项目，往往 不以商业获利为最主要考量，未来或更强调项目的长期经济社会效益，将进一步打开“一 带一路”合作的经济效益空间。2023 年 2 月，国务院国资委表示将继续坚持市场化、法 治化、国际化原则，高质量建设和运营好雅万高铁等一批重大项目，聚焦绿色、健康、数 字等领域，孵化一批经济社会效益好的项目，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进一步走深走实。这 类项目不仅能从各国实际需求出发，在就业、消费等层面直接带动当地发展，也更利于防 控投资风险，与我国更加关注“一带一路”倡议的可持续性的思路保持一致，未来或将进 一步打开“一带一路”合作的经济效益空间。
以基建为例，随着疫后经济复苏，“一带一路”国家基建发展需求回暖，投资小、见 效快、利民生的精品项目愈发受到重视。随着疫情冲击的边际放缓，地缘政治风险得到缓 释，以及新兴经济体基本面逐渐复苏，“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发展环境逐步改善、发 展需求得到释放、发展热度有所回升，各国基础设施发展压力得到一定缓解。中国对外承 包工程商会、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编纂的《“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指数报告 （2022）》指出，“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通讯、能源、水务、公共卫生等领域的基础设 施建设呈现技术智能化、规模小型化、投资社会化等诸多新特点，投资小、见效快、利民 生的精品项目，成为了各方合作的最优选。特别是由于部分国家主权债务风险仍未充分消 解，公路和铁路等大型基础设施项目融资仍有一定困难，而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等领域的 精品项目资金需求较小，盈利前景较好，对于企业而言经济效益更加可观，将有效吸引民 营企业和社会资本更加活跃地参与。
在新的政策思路导向下，预计第三届峰会期间，“一带一路”建设在顶层设计和项目 规划上将更加注重沿线各国实际需求，以更加精谨细腻的态度推进新阶段合作。在“一带 一路”十周年之际，预计第三届峰会是推动政策层面更加聚焦重点、深耕细作的良机，或 更注重建构先进性合理性和绩效评估体系，关注项目的经济性和可持续性，避免战略性失 误，促进“一带一路”建设质量与效率稳步提高。同时，预计我国将持续健全与东道国间 的沟通合作机制，通过双边和多边关系投资合作协定，协调化解潜在政治风险，通过更加 市场化的方式更好发挥企业的自主性和比较优势，避免无序竞争和资源浪费。
第三届“一带一路”峰会将召开，关注新阶段合作增 长点
事件时间：关注围绕第三届“一带一路”峰会的外交布局与政策催化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是“一带一路”框架下最高规格的国际合作平台，此 前两届峰会期间合作成果斐然，推动“五通”合作持续深化。两届高峰论坛前后中国同“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基建合作项目均显著增加，我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及完成额累计同比增 速均在峰会召开当年得到明显提振。2017 年 5 月 14 日至 15 日，首届“一带一路”国际 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包括 29 位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在内的 140 多个国家和 80 多个 国际组织的 1600 余名代表与会。首届峰会期间及前夕，与会各国政府、地方、企业等达 成一系列合作共识，在“五通”各领域达成了 279 项合作成果。2019 年 4 月 25 日至 27 日，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举行，吸引了更多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并提 出构建全球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开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新征程。第二届峰会期间， 包括 37 位外国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在内的 150 个国家、92 个国际组织的 6000 余名代表与会，峰会期间及前夕共形成了总计 283 项合作文件、投融 资类项目，以及中外地方政府和企业合作项目等，多双边合作成果斐然。
首届“一带一路”峰会前夕，A 股相关板块表现活跃，其中建筑、钢铁、交运等板块 受到明显提振。由于每届“一带一路”峰会召开前后，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 建工程项目新签额均有明显增加，A 股相关板块也受到明显提振，特别是建筑及建筑产业 链上的钢铁、有色金属，以及交通运输板块。例如，自 2017 年 1 月 17 日我国提出将召开 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起至峰会召开前夕（2017.1.17-2017.4.17），中信建 筑、钢铁、交运指数涨幅分别为 13.8%、7.3%、10.1%，而同期万得全 A 涨幅仅为 5.1%， 相关板块表现出明显的超额收益。
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峰会前夕，相关板块同样受到明显提振。自 2018 年 11 月 17 日我国提出将召开第二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起至峰会召开前夕（2018.11.17-2019.4.17）， 中信建筑、钢铁、有色、交运指数分别上涨 17.8%、8.1%、18.2%、21.8%，相关板块均 表现活跃，高峰论坛带来的政策增量与合作预期提振效应明显。
“一带一路”倡议于 2013 年 9 月和 10 月正式提出，今年同期将迎来“一带一路” 十周年纪念，极具里程碑意义。我国将举办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相关 事件催化值得关注。从前两届峰会的历史经验来看，峰会召开的官宣时点通常在召开前 4 个月左右。2023 年 3 月 7 日，在十四届 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记者会上，外交部长秦刚宣布，今年中国将举办首次“中国+中亚五国” 元首峰会和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两大主场外交活动，将与有关各方一道， 推动“一带一路”取得更丰硕的成果。截至 2023 年 5 月 6 日，第三届“一带一路”高峰 论坛的具体召开日期暂未正式宣布。从前两届峰会的历史经验来看，峰会召开的官宣时点 通常在召开前 4 个月左右。
除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年内还有 5 月中国—中亚峰会以及 8 月“金 砖国家”峰会值得关注，事件催化的逻辑类似。2023 年 4 月 27 日，外交部长秦刚在中国 —中亚外长第四次会晤上宣布，中国—中亚峰会将于 5 月在陕西省西安市举行。2023 年 5 月 5 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国政府正在同中亚五国保持密切的沟通，共同做好中国 -中亚峰会有关多边、双边活动的筹备工作，确保峰会圆满成功，取得丰硕成果。2023 年 3 月 9 日，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在南非国民议会全体会议上宣布，南非将于 8 月 22 日至 8 月 24 日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办 2023 年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2023 年 4 月 24 日，南非 金砖大使称，金砖国家将于 6 月 2 日至 3 日在南非开普敦举行会议，讨论扩容问题，其表 示已有 19 国有兴趣加入金砖国家组织。上述会议机制在合作领域与合作方式上，与“一 带一路”较为相似，事件催化同样值得关注。
合作规模：从“大写意”到“工笔画”，资金规模或保持平稳增长
如上文所述，从“大写意”到“工笔画”，新阶段“一带一路”建设或将着重抓落实、 防风险，以更加精谨细腻的态度推进新阶段合作，并根据沿线国家的实际需求，以更市场 化的方式推进合作走深走实。在该思路下，未来围绕“一带一路”的合作规模或保持平稳 增长，更加注重质量、结构与可持续性。因此，可基于目前“一带一路”的合作规模对未来潜在水平做出推测。
维度一：货物贸易层面。2013-2022 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由 1.04 万亿美元增长至 2.06 万亿美元，年均增长约 7.9%，高于同期整体货物贸易年均增速， 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占同期我国货物贸易总额的比重由 25%提升至 32.6%。 其中 2022 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达到 1.17 万亿美元，已成为稳定我国出口 形势、应对出口下行压力的关键。
维度二：工程建设层面。对外承包工程是“一带一路”合作的重要模式，根据商务部 数据，2022 年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新签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合同 5514 份，新 签合同额 8718.4 亿元人民币，增长 0.8%（折合 1296.2 亿美元，下降 3.3%），占同期我 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的 51.2%；完成营业额 5713.1 亿元人民币，下降 1.3%（折合 849.4 亿美元，下降 5.3%），占同期总额的 54.8%。从行业领域来看，交通运输建设、电 力工程建设、一般建筑、石油化工、通信工程建设是对外承包工程合作的主要方向。随着 海外交通交流的畅通、“一带一路”布局的深化以及部分标志性项目的推进，未来对外承 包工程有望回暖。
维度三：对外直接投资层面。对外直接投资是拓展与沿线国家产业合作的重要方式。 2013-2022 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约 1822 亿美元，累 计占同期总额比重从 10%左右一路上行至 20%左右，并保持稳步提升态势，“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已成为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重要目的地。主要投向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 亚、泰国、越南、巴基斯坦、阿联酋、柬埔寨、塞尔维亚和孟加拉国等国家。此外，我国 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境外合作工业园区项目亦在稳步推进，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 2022 年底，我国企业在沿线国家建设的合作区已累计投资 3979 亿元，已为当地创造了 42.1 万个就业岗位，成为对外合作的典范。
近年来，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呈现出行业的多元化特征，与我国 自身的产业升级相伴。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带一路”研究中心等编写的《“一带一路” 建设发展报告(2022)》，中国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投资初期以能源领域为主，现在已 经涉及包括制造业、基础设施、信息科技等国民经济 18 个行业大类；2020 年流向制造业 的投资同比增长 13.1%，占总投资的 34.1%；其次为建筑业，占总投资的 16.7%。2021 年中国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大型投资（单笔投资规模 1 亿美元以上）主要流向能源、交通运输以及金属开采和冶炼行业；特别是在能源投资方面，中国践行“一带一路”绿色 发展理念，投资重点首次转向太阳能、风能和水电等可再生能源，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比 例达到 56%。
维度四：上市公司层面。以下分析主要基于上市公司协会等发布的《中国上市公司共 建“一带一路”白皮书 2021》。根据该白皮书，截至 2020 年，1264 家上市公司参与共建 “一带一路”，业务开展范围涵盖 143 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生金额总计达 4.38 万 亿元，主要通过开展商品采购、产品销售、承揽工程、金融服务、投资和融资六项业务实 现。上市公司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参与的基础设施建设增速显著，签订合同金额合计 1.41 万亿元，比 2015 年增长约 6.8 倍，年均复合增速超 50%。上市公司在沿线销售及采 购金额均超过 8000 亿元，有力拉动了“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产品与服务需求。东南亚 在上市公司“一带一路”业务中的占比显著高于其他地区，超六成非金融上市公司的投资 业务选择在东南亚国家开展。
在现有合作的基础上，预计未来“一带一路”沿线合作在资金规模上将保持平稳增长， 更加注重质量、结构与可持续性。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汇总了“一带一路”沿线合作的资 金规模。在货物贸易层面，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 1.17 万亿美元（2022 年）；在工 程建设层面，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 1296.2 亿美元（2022 年）； 对外直接投资层面，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 209.7 亿美元（2022 年）； 上市公司层面，1264 家上市公司“一带一路”业务发生金额 4.38 万亿元人民币（2020 年）。预计在政策的推动下，以上数据有望保持平稳增长。
重点区域：东南亚、西亚、中亚、金砖国家等或为合作重点
如上文所述，进入新时期，“一带一路”建设需要更多地从各国实际需求出发，以更 加市场化的方式进行更为精确化的合作。因此，我们通过分析沿线国家与我国在经济与贸 易上的互补性，由此判断最具合作潜力的重点区域。
我们统计了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 64 个代表性国家的经贸数据，从贸易量来看， 东南亚是与中国贸易规模最大的区域，且增速较快；从贸易平衡角度看，中国同东南亚、 南亚有着最大的贸易顺差，而同西亚北非有着最大的贸易逆差。2022 年中国与东南亚的 贸易额为 9758 亿美元，较 2013 年增长了约 1.2 倍，中国与东南亚的贸易额占中国与全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份额也由 2013 年的 42.6%增长到 2022 年的 47%。西亚北 非与中东欧紧随其后，分列第二与第三，2022 年中国与西亚北非贸易额为 4844.2 亿美元， 占比 23.4%；与中东欧的贸易额为 3322.7 亿美元，占比 16%。而从进出口结构来看，东 南亚仍然是中国最大的进口和出口来源地，2022 年中国自东南亚进口额为 4082 亿美元， 占比 45.8%；向东南亚出口额为 5676 亿美元，占比 48.1%。而从贸易平衡角度来看，中 国 2022 年同东南亚、南亚的贸易顺差最大，分别为 1594 亿美元、1525 亿美元，但同西 亚北非产生了 597 亿美元的贸易逆差。 同时，可以按照《联合国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的分类标准对中国同“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的进出口结构进行分类统计。
东亚方向：中国向东亚（蒙古）出口商品中工业制品占 80%左右，其中主要集中在机 械与运输设备（SITC7）、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SITC6）和杂项制品（SITC8）上；而主 要进口商品结构较为单一，仅仅对非食用原料（SITC2）与矿物燃料、润滑油及有关原料 （SITC3）这两类产品的进口就占据了进口总额的 95%以上。
东南亚方向：中国向“一带一路”东南亚区域沿线国家出口产品中，九成以上都是工 业制成品，且结构保持相对稳定。其中，出口最多的前三位分别是机械与运输设备（SITC7）、 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SITC6）与杂项制品（SITC8），2022 年出口额占比分别为 39.52%、 23.53%、18.14%。在进口方面，中国自东南亚区域主要进口产品按份额从大到小分别为 运输与机械设备（SITC7）（36.17%），矿物燃料、润滑油及有关原料（SITC3）（16.58%）、 杂项制品（SITC8）（10.02%）。相比于较为稳定的出口商品结构，中国自东南亚进口商品 结构则发生了较大变化，其中运输与机械设备（SITC7）相较于十年前减少了 8.4 个百分 点，而最大的增量来自于杂项制品（SITC8），十年间增长了 5.26 个百分点。
中东欧方向：中国向中东欧的出口同样集中在 SITC6、SITC7、SITC8 三类产品上， 其中运输与机械设备（SITC7）占比最高，且十年来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从 2013 年的 43.17% 增长到 2022 年的 54.25%。中国自中东欧进口商品中初级产品超过半数，其中矿物燃料、 润滑油及有关原料（SITC3）单类产品就已占到总进口的 56.57%，且近三年增长极为显 著。
中亚方向：中国向中亚出口商品主要集中在 SITC6、SITC7 与 SITC8 等工业制成品， 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杂项制品（SITC8），2022 年出口占比达 45.32%，较 2013 年出口份额 扩大了 7.27 个百分点。中国从中亚进口产品主要集中初级产品上，其中对矿物燃料、润滑 油及有关原料（SITC3）的进口规模最大，2022 年进口占比达 61.63%。
南亚方向：中国向南亚出口货物中工业制成品占 95%以上，其中出口规模最大的是机 械与运输设备（SITC7），占出口总额的 39.73%，但近年来占比逐渐出现下滑趋势。其次 是按原料分配的制成品（SITC6），占比为 24.99%，近年来保持稳定。而在进口方面，中 国从南亚进口结构较十年前发生了较大变化，2013 年 STIC6、SITC2 分别占进口比重为44.69%、28.64%，但 2022 年二者占比分别降至 28.14%、17.28%，而食品和活畜（STIC0） 占比从 3.88%大幅提升至 13.17%。
西亚北非方向：中国对西亚北非的出口结构集中在工业制成品中的 SITC6、SITC7 与 SITC8 这三类产品上，2022 年占比分别为 25.84%、39.97%、20.52%。从出口结构变化 上来看，SITC7 出口所占份额逐年递增，而 SITC6 与 SITC8 的出口份额逐年递减。从进 口结构上来看，中国从西亚北非进口的最主要货物为矿物燃料、润滑油及有关原料（SITC3）， 占比长期保持在 70%以上，2022 年占比更达到 83.62%的历史新高。
其他非沿线方向：除上述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外，其他部分非沿线方向的“南南合作” 同样有拓展空间。4 月 14 日中巴元首举行会晤，开启了中巴关系“政经双热”的新周期。 近年来中巴双边贸易额持续稳定增长，2022 年中巴双边贸易额达 1714.9 亿美元，连续 5 年突破 1000 亿美元大关。中巴在进出口品类上也体现出较强的产业链互补性，自巴西进 口以原材料为主，向巴西出口以制成品为主。
总体来看，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互补性大于竞争性，“一带一路”合 作深入推进有利于各自的比较优势充分发挥。从进口结构来看，中国自东亚（蒙古）、中 亚、西亚北非的进口主要集中在初级产品特别是矿物燃料、润滑油及有关原料（SITC3） 上，能源资源安全保障意义重大。从出口结构来看，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 主要集中在工业制品即 SITC5-SITC8 类产品上，其中机械与运输设备（SITC7）的出口占 比在除中亚外的所有区域均居首位，中国制造的比较优势凸显。整体来看，中国同“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互补性大于竞争性，“一带一路”合作深入推进有利于充分发挥各 自的比较优势。
综合 2023 年一系列外交突破，我们预计在东南亚、西亚、中亚、金砖国家方向的合 作或为重点。在东南亚方向，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合作基础深厚，围绕产业链供应链的一系 列合作正持续拓展。在西亚方向，3 月 10 日中、沙、伊三国在北京发表三方联合声明，沙 特和伊朗宣布同意恢复双方外交关系，为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国家间矛盾分歧树立了典范， 使中国“一带一路”建设在中东所面临的区域风险得到缓释，也使能源安全进一步得到强 化，同时中国同沙伊两国在基础设施、数字经济、可再生能源等领域的合作或将进一步深 化。在中亚方向，中国-中亚峰会即将举办，吉乌两国还将同中方加快推进中吉乌铁路可研， 该铁路将成为中国货物运往欧洲的最短路线之一。在巴西等非沿线国家方向，4 月 14 日中 巴元首举行会晤，开启了中巴关系“政经双热”的新周期，为“一带一路”以及金砖国家 合作的扩展奠定了良好基础。但是，在中东欧方向，受俄乌局势影响，后续发展趋势有待 观察。
聚焦领域：以内外需求为导向，六大领域或成新阶段合作增长点
在新的时期，中国同沿线国家深化合作或更加注重从国内以及沿线国家需求出发，推 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从中国国内需求出发，能源资源安全、 粮食安全以及货币合作或是“一带一路”深化合作的主要抓手；而从沿线国家需求出发， 基础设施、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或成为未来的主要合作增长点。 一方面，从中国国内需求出发，在新冠疫情、地缘冲突等事件冲击全球非传统安全治 理的背景下，国内政策对安全的定位明显提升。二十大报告中将国家安全单独以第 11 章 专门阐述，指出要“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其中能源资源安全、粮食安全、经 济安全均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内容，“一带一路”合作是维护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 展格局的重要抓手：
聚焦领域之一：能源资源安全。2022 年我国进口原油、天然气分别达到 5.08 亿吨、 1519.02 亿立方米，进口对外依存度分别高达 71%和 42%。沙特、俄罗斯、伊拉克、阿曼 等国均是我国重要的石油进口国，卡塔尔、印尼、马来西亚是重要的液化天然气进口国， 强化同西亚北非和中东欧“一带一路”国家的合作是保障我国能源资源安全的必要之举。
聚焦领域之二：粮食安全。我国对于大豆进口依赖度较高，而巴西是最主要的大豆进 口来源国，2023 年卢拉访华期间两国签署提高农业生产力和可持续性的合作倡议，将对 全球粮食安全产生积极影响；越南、巴基斯坦、印度等东南亚、南亚国家亦是我国重要的 稻米进口国。因此，强化同拉美、东南亚地区国家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亦可对我国粮食安全形成重要保障。
聚焦领域之三：货币合作。从安全的角度来看，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环境下，美 西方国家动辄将国际贸易及金融体系武器化，提升人民币对主要大宗商品的结算和定价能 力是保障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可控、抵御外部风险的重要抓手。从发展的角度来看，“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同中国经贸往来较为密切，未来的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合作、产业投资等 均面临巨大的投融资需求，而以人民币国际化为核心的货币合作有利于推动“资金融通” 建设，促进贸易投资的便利化。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截至 2021 年末，中国已经与 22 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在 8 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了 人民币清算机制安排；2021 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为 5.42 万亿元，同比增长 19.6%，占同期人民币跨境收付总额的 14.8%。在近期积极外交破局的 背景下，“一带一路”国家在同中国的贸易中采用人民币计价和结算的比例或进一步增加。 此外，未来人民币在海外流通量的增加，也将为我国人民币市场的建设提供动力，并有望 形成海外人民币投资回流，为资本市场带来增量资金。
另一方面，从沿线国家需求出发，近年来多国陆续推出基建投资计划，近年来亦纷纷 在清洁能源和数字经济领域出台一系列长期的经济社会规划，为“一带一路”深化合作指 明了未来的主要增长点。
聚焦领域之四：基础设施建设。“设施联通”是中国与沿线国家合作的重要抓手，大 多数沿线国家基础设施仍较薄弱，基建需求较为旺盛。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上有着完善的 产业链与丰富的经验，特别是建筑工程央企在参与建设“一带一路”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伴随推动经济复苏的需求升温，多个沿线国家相继推出和落实基础设施的发展战略 和政策，基建需求和热度指数回升、基建成本指数有所下降。例如，吉乌两国还将同中方 加快推进中吉乌铁路可研，该铁路将成为中国货物运往欧洲的最短路线之一；阿塞拜疆力 求打造欧亚大陆交通枢纽地位，对公路、铁路和航空均有较大需求；沙特 2021 年出台在 未来 9 年内投资 5500 亿里亚尔（约 1470 亿美元）扩张交通运输网的计划；马来西亚 2021 年推出“第 12 个马来西亚计划”，计划拨付大量资金用于支持 6 个欠发达州建造基础设施； 印尼 2022 年推出新建首都计划，计划于 2024 起将该国首都从雅加达迁至东加里曼省；安 哥拉计划加强与刚果（金）、赞比亚、纳米比亚等邻国的经贸合作，倡导建设南部非洲铁 路交通枢纽等。建筑工程央企在参与建设“一带一路”的过程中有重要作用。2023 年国 务院国资委开始实行“一利五率”考核指标体系，提升对于净资产收益率和现金流考核权 重，将指引建筑央企继续提升经营效率，结合此前证监会提出的探索建立“中国特色估值 体系”，建筑央企有望迎来基本面和估值的共振。
聚焦领域之五：清洁能源。“绿色丝绸之路”顶层设计文件的出台可与“一带一路” 各国绿色转型规划形成良好对接，为中国绿色产业提供了广阔的“走出去”契机。2022 年 3 月国家发改委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的意见》，围 绕推进绿色发展重点领域合作、推进境外项目绿色发展、完善绿色发展支撑保障体系 3 个 板块，提出 15 项具体任务，内容覆盖绿色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绿色能源、绿色交通、绿 色产业、绿色贸易、绿色金融、绿色科技、绿色标准、应对气候变化等重点领域。与此同 时，沿线各国亦在积极推动绿色转型，如印尼《2021-2030 年电力采购计划（RUPTL）》 等政策，支持光伏、风电等绿色能源并网供电；越南政府在《2021-2030 年阶段和至 2045 年远景展望国家电力发展规划（PDP VIII）》的最新草案中，上调了可再生能源装机目标， 加快向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转型；埃及政府进一步明确，将在 2030 年之前实现 42% 的电力需求由可再生能源提供的发展目标；沙特亦提出“绿色沙特倡议”和“绿色中东倡 议”，承诺将于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结合我国清洁能源企业在全球的竞争优势，“绿色 丝绸之路”顶层设计文件的出台可与“一带一路”各国绿色转型规划形成良好对接，为中 国绿色产业技术、标准、装备、投资创造广阔的“走出去”契机。中国发展可再生能源的规划、管理、设计、运营，以及分布式、多元利用等模式，亦可为“一带一路”沿线一些 国家提供重要借鉴。
聚焦领域之六：数字经济。“数字丝绸之路”建设不仅具备良好产业基础和巨大市场 空间，亦可充分发挥中国企业的比较优势，在“硬联通”及“软联通”上持续发力。近年 来中国发起《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行动倡议》、《“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国际合作 倡议》、《中国—东盟关于建立数字经济合作伙伴关系的倡议》、《金砖国家数字经济伙伴关 系框架》等一系列国际合作倡议，在相关领域保持引领姿态；中国在数字经济建设上具备 充分优势，根据中国信通院统计，2021 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 45.5 万亿元，相较于 2016 年增长一倍多，占 GDP 比重达到 39.8%。同时，沿线国家对数字经济亦有着迫切的发展 需求，如 2018 年巴基斯坦提出“数字巴基斯坦”计划，要求在发展数字政府、数字经济、 数字社会的同时，推进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数字技术企业；2020 年越南提出“国家数 字化转型计划”；2021 年马来西亚提出“数字经济蓝图”，意在成为数字经济的区域领导 者；2022 年阿联酋推出其数字经济战略，目标在十年内将数字经济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 献提高一倍。目前，“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国家和地区仍面临数字基础设施薄弱、互联网接入比例低等问题；数字经济新业态成为疫后推动经济复苏关键引擎，5G、AI、智慧城市 等新技术新业态新平台兴起；数据资源开发利用、隐私保护、跨境数据流动等数字治理议 题重要性不断提升。而中国在 5G 通信、物联网、云计算等领域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拥有丰富经验和技术优势，参与共建前景广阔。“数字丝绸之路”建设不仅具备良好产业 基础和巨大市场空间，亦可充分发挥中国企业的比较优势，使中国积极参与数字治理相关 规则标准的制定，在强化“硬联通”及“软联通”上持续发力。
总体来看，第三届“一带一路”峰会、中国—中亚峰会、“金砖国家”峰会等外交突 破在年内看点颇多，政策催化频繁，“一带一路”有望成为全年级别的市场主线。抓落实、 防风险、从“大写意”到“工笔画”的政策思路，也将使合作聚焦在更有经济价值、更能 保障安全、更可持续增长的领域，带来参与沿线布局的上市公司经济效益的实质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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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报告来源：【未来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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