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风电、光伏的高歌猛进相比，同属于新能源的生物质能则显得有点落寞，无论是在发展速度上，还是受关注程度上，均无法与前两者相比。
作为唯一的“净排放”能源，在全球的“双碳”大潮下，如何发挥出其应有的“环境价值”，成为了近日召开的生物质助力双碳政策研讨会暨《决胜生物质二十年记》新书发布会与会专家的讨论焦点。
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副会长兼生物质能产业分会会长郑朝晖建议，在生物质能的利用和发展上，应该有明确的顶层设计，包括建立以政府为主导、市场为主体的生物质能利用体系以及将生物质能替代化石能源消费作为地方政府落实“双碳”目标的考核指标等。
“生物质能的利用为何需要顶层设计，以秸秆为例，在企业的实际运营中，经常会遇到漫天要价、坐地起价的问题，这样就导致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受到很大的干扰。所以，最好的解决方法，是构建县域生物质能收储运体系。”郑朝晖表示。
国际生物质能协会(WBA)副主席、北京三生环境与发展研究院院长、吉林宏日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洪浩则认为，在解决国内制造业这一中国最大的碳排放来源的供热碳排放的问题上，应该将重心聚焦到生物质上。而如果以现在同行的做法，将燃煤锅炉改成天然气，一是没有那么多的气源，供应会成为问题，二是价格过高，企业的成本承受同样也是难题。
“2022年，我国天然气表观消费量为3646亿立方米，在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占比达8.5%，其中进口量1532亿立方米。而全球天然气贸易总量1.21万亿立方米。如果国际天然气贸易总量全部使用到中国，仅可以解决中国能源消费总量的28.2%。“洪浩表示。
提高生物质能的战略地位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煤炭资源较为丰富的国家。而在从事生物质的业内人士看来，在资源方面，生物质并不比煤炭差。
根据郑朝晖提供的数据，2022年，我国各类生物质资源总量约37亿吨，其中畜禽污占比49%，秸秆23%，农林废弃物9%。
不过，与占有的资源量相比，无论是在利用率上，还是利用方式上，均存在着较大的提升空间。
数据显示，当前我国生物质能源化利用量约4.61亿吨，利用率约11.8%。其中，能源化利用率最高的为生活垃圾，其次则为禽畜便、秸秆等。
而在利用方式上，仍然以发电为主，非电利用方式仍有待大力开发。
郑朝晖认为，虽然当前的国内生物质产业面临着商业模式不能适应新阶段发展方式、创新能力不足、产业体系不健全等种种问题，但在全球的“双碳“大潮下，也面临着更大的发展机遇，包括航空煤油、航运燃料以及钢铁、水泥等传统高耗能行业都需要碳排放解决方案。因此，生物质能源多元化利用，非电利用是未来发展重点。
洪浩也表示，从一些欧盟国家，包括瑞典、丹麦等国家的实践来看，在维持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又能够降低碳排放，关键在于大力发展生物质能。
“以瑞典为例，1990年—2021年，瑞典在GDP增长58%得同时，温室气体排放量降低了20%，生物质能源使用增长了110%。“洪浩举例说。
同样参加此次会议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杜祥琬院士则在会上呼吁，鉴于我国面临的“双碳“压力，应该提高生物质能的战略地位，以发挥出其更大的价值。
“环境价值“渐显
以自身服务众多企业供热改造的项目数据，洪浩得出的结论是，在解决国内最大的碳排放来源——制造业的碳排放上，最可行的途径，不在于天然气，而在于生物质。
以河北邯郸一个40吨生物质散料蒸汽锅炉为例，其超低排放粉尘为1.1-1.4、NOx（氮氧化物）1.3-1.9、Sox（硫氧化物）0.2-1.8，其直接的燃料成本100元/蒸吨，企业原有的天然气锅炉做备用。在工业用户生物质散料锅炉替代天然气生产蒸汽后，蒸汽价格为天然气50%，减排二氧化碳1.5万吨。
“而从国际经验来看，在解决碳排放问题上，生物质能也是主要的思路之一，在国际能源署(IEA)提出得8种负碳排放途径4种源于生物质。“洪浩介绍。
除了发电、供热外，生物质未来的另一个主要应用领域则在于非电方面，既包括作为航运、航空等运输行业的生物燃料，也包括作为化工产业的原材料。
以航运巨头马士基为例，该公司已经宣布，力争2040年所有业务实现净零排放，并为客户提供100%的绿色解决方案。而为实现这一目标，马士基计划到2030年，海运领域至少25%的货物运输使用绿色燃料，运营碳强度比2020年降低50%。
资料显示，马士基于2021年订购全球首艘绿色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截至目前，已订造25艘甲醇双燃料船舶。截至2023年8月份，全球甲醇双燃料船舶的订单量已超过120艘。
根据郑朝晖的预测，在生物质能源多元化利用上，2023-2030年，仍将以生物天然气、生物柴油为主。而2030-2050nian，生物航煤、生物甲醇、纤维素乙醇等将得到更大发展。
中国农业大学生物质工程中心教授程序则认为，新近国际上出现的“PowertoX”，此处的Power指风、光电，X是指若干种碳氢化合物结构的烯烃和合成材料，其实质是利用风电和光伏发电电解水制“绿氢”，然后结合碳再转化为合成能源和材料。”但其中的关键是，在能源和材料都要“绿色化”的大前提下，关键是要有合格的碳源，还要有廉价的氢源。如何同时实现这两个要求，生物质气化则大有可为。“
不过，他同时也表示，由于生物质原料的弱质性，在气化设备以及气化前高效的预处理上，仍然存在着待解的难题。尽管现在已经有所进展，但尚未完全解决气化的低效和高成本等问题。
需要提高创新能力
来自业内最新的信息显示，在这方面，也已经有最新的进展。有业内企业已经计划在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利用当地数百万亩柠条等灌木作生物质原料，投资7.5亿元，建立一家年产120万吨(Ⅰ期)“绿氢”和生物基“绿色CO”的企业，并且有望在年内投产。
程序认为，上述企业在该领域的突破，为生物质提供了另一个利用途径，既“煤化生物质”(gelatinizedbiomass)技术，不仅可以照样生产出替代石油基燃料/材料的生物基燃料/材料，而且完全避免了CO2排放。
俗话说得好，打铁还需自身硬。
在此次召开的论坛上，许多业内人士也在反思，其中之一就是，生物质企业如何摆脱对补贴的依赖，如何在没有补贴的情况下，走出一条良性发展的路子。
与此同时，许多业内人士也建议，在企业加大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的同时，如何发挥政策的推动效应，以帮助国内的生物质企业，在“双碳“大潮下，争取到更大的发展。其中较为紧迫的问题，包括改变一些地方存在的对生物质锅炉的不合理限制，较为严格的环保要求等等。
郑朝晖则认为，在生物质上，需要政策的顶层设计，并应该聚焦在以下四个方面，包括建立以政府为主导、市场为主体的生物质能利用体系、建立国家统筹、省负总责、县为主体的管理制度、将生物质能替代化石能源消费作为地方政府落实“双碳”目标的考核指标、发挥央国企在生物质能开发利用中发挥主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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