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制改革引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我国改革开放历史的新时期以来，历届三中全会便成为当前我国经济社会改革方向的风向标。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吹响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冲锋号。

经济体制改革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

经济体制改革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重中之重。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关键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

当前我国经济回升的稳定性与持续性仍面临诸多挑战，一方面，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叠加外部需求下降带来较大的企业经营压力；另一方面，当前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严峻性和复杂性在不断上升，企业与民众的经营预期不明朗等问题进一步恶化了中国的宏观经济指标。目前的宏观经济政策应着眼于强化逆周期调节，通过市场渠道发挥宏观经济政策的调节功能，进而提振居民和企业信心，拉动经济增长。中国将继续深化市场化改革，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消除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分割，提升资源配置效率。通过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分割，形成统一的市场基础制度规则，促进商品和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提升市场运行效率，为企业和消费者提供更加公平的市场环境。以更大力度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将推动土地、劳动、资本、技术和数据等要素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自由流动，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推进土地市场的统一开放，优化劳动力自由流动，完善金融市场体系，保护技术和数据的产权，促进这些要素的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国企改革也将进一步深化，着力于提高国有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功能。同时，将继续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推动市场准入、要素获取、公平执法和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改革，形成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格局。

高质量发展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

高质量发展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如何推动中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成为贯穿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核心议题，议题涵盖创新驱动、绿色发展、民生改善、对外开放与安全保障等多个方面，旨在全面提升国家综合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

科技创新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本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化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地位，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支持新兴技术和颠覆性技术的研发。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确保在关键核心技术上实现突破，减少对国外技术的依赖。2023年，我国的研发投入总额达到3.3万亿元，比上一年增长了8.1%，研发投入强度达到2.64%，创历史新高；其中，基础研究的研发投入为2212亿，比上年增长9.3%，表明社会各界对科技创新的重视。重点支持高端制造业、人工智能、新能源、生物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加强科研机构、高校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建立高效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推动科研成果产业化。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继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推动能源结构的绿色转型，加快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应用与普及。2023年，我国已成为全球清洁能源发展的领头羊。2023年，全国可再生能源累计装机规模突破15亿千瓦，同比增长24.9%，占我国电力总装机容量51.9%，在全球占比接近40%。我国可再生能源产业正成为推动全球能源转型的重要引擎，在绿色低碳领域为全球贡献更多中国技术、中国产品和中国方案。中国将进一步加快发展光伏、风电等可再生能源，加强储能、氢能等能源前沿技术的研发应用，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出台更多具体的政策措施，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节能减排，实现“双碳”目标。完善支持绿色发展的财税、金融、投资、价格政策和标准体系，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

霞光下的浙江省宁波市珠山及其临近海滩成片风力发电机。图/中经视觉

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是让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此次三中全会继续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缩小收入差距和区域差距。通过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健全生产要素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推动城乡协调发展。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缩小至2.39:1，城镇化率达到64.7%，表明我国城乡差距在逐步缩小，共同富裕取得新进展。中国将出台一系列惠民政策，提升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水平，确保社会保障体系的可持续性和有效性。通过改革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夯实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

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

在当前复杂的国际环境下，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仍是我国改革的一大战略重点。结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文件精神，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不仅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更是应对国际经济环境变化的重要策略。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提升对外开放水平。这一要求强调了在深化改革的同时，通过扩大开放以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具体而言，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将分为以下五个维度。

一是深化制度型开放，提升国际竞争力。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首先要求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这不仅意味着在现有的对外开放基础上进行更大规模的扩展，还涉及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全面对接。在产权保护、产业补贴、环境标准、劳动保护等多个领域，中国将主动对接全球领先的标准和规制，确保在国际市场中的规则统一性和竞争力。这种制度型开放的深化，不仅是开放的内在需求，更是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二是优化区域开放布局，促进均衡发展。中国的区域开放布局将进一步优化，以实现全国范围内的均衡发展。通过实施自贸试验区的提升战略，鼓励首创性、集成式探索，加快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等方式，中国致力于形成东、中、西部协调发展的开放格局。这种布局的优化有助于发挥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实现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方位开放，从而更好地融入全球经济。

三是深化外贸和投资管理体制改革。为了进一步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国将深化外贸和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改革。通过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医疗等服务领域有序开放，中国正致力于打造更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这些改革措施旨在增强外资企业的信心，使得中国的大市场能够吸引和集聚更多的全球优质资源和技术。

四是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之一是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深化国际合作。这不仅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和贸易畅通，还涵盖绿色发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的合作。这种多边合作的深化将有助于构建互利共赢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新的活力，同时也为中国企业开拓新的国际市场提供更多机会。

五是统筹发展与安全，确保开放稳定。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同时，中国也高度重视开放过程中的安全问题。随着全球形势的复杂化和不确定性增加，中国将进一步健全贸易风险防控机制，加强开放安全网的建设，以确保在开放的过程中维护国家经济安全。通过这种发展和安全的统筹协调，中国力求在扩大开放的同时，增强自身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这些措施的实施，将有助于中国在新的历史阶段实现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发展，为全球经济的繁荣和稳定贡献更大力量。

推动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

今年是我国分税制改革30周年，此前的改革有效解决了央地收入的分配问题，极大提升了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为我国后续的经济腾飞奠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但是，1994年的财税改革也遗留下央地权责不匹配、转移支付体系不完善等问题。我国当前的财税体制目前主要存在以下两大问题：一是以间接税为主，直接税比例低。一方面，间接税的累退效应加重了中低收入群体的税收负担，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能力较弱，不利于共同富裕。另一方面，增值税等间接税具有固定性和强制性，纳税依据的是企业的营业收入而非利润，不利于经济恢复期的企业经营；二是现有分税制对于政府间财政分配功能转弱。随着地方土地财政收入的锐减，多数地方政府面临巨大的财政压力，仅靠自身已难以为继。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占地方财政总收入比重逐年提高，2022年这一比重甚至高达近90%。此外，部分地区还面临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的双重压力，既承担了较重的社保支出，又缺乏税源补充，存在税收与税源相背离的问题。

2024年5月13日，财政部宣布本年度将相继发行一万亿额度的超长期特别国债，且由中央自发自还，但全部转移支付给地方政府使用。在传递出拓宽财政空间的积极信号的同时，也为新一轮的财税体制改革预留了财政空间。

2024年7月21日，《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简称《决定》）全文发布。《决定》在“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章节中详细部署了未来五年财税体制改革的重点任务和方向。《决定》中的财税体制改革内容可以概括为三条主线。

一是解决地方政府和基层财政困难。当前我国地方政府面临较大财政压力，尤其是基层财政困难，导致公共服务和经济发展受到制约。《决定》明确要增加地方自主财力，拓展地方税源，提升市县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程度。从当前的做法来看，无外乎增加地方自主财力和减轻地方支出负担两条途径，以达到开源节流的目标。前者主要是通过逐步移交部分税收收入给地方和调整央地税收分成比例，后者则是通过适度加强中央事权，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重，进而减少地方承担的中央事权支出责任。

二是为国家重大战略提供制度支持和财力保障。财税体制改革要服务于国家重大任务和战略落地，增强财税制度对高质量发展、社会公平、市场统一等的支持作用。此次全会提出要“加强财政资源和预算统筹，把依托行政权力、政府信用、国有资源资产获取的收入全部纳入政府预算管理”，这其中主要包括了此前大量未纳入预算管理的国有企业。伴随广义国有企业全面纳入预算管理，未来“三本账”收入和支出规模将有望大幅提升，有效补充财政收入，从收入增长和结构调整两方面强化财政宏观调控和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能力。

三是建立现代财税制度。数字经济和新兴产业的发展对现有税制提出了新挑战。改革提出要制定适应新业态的税收制度，确保税负公平。例如，对互联网平台、电子商务等行业制定科学的税收政策，既促进新业态发展，又保证公平税负。具体措施可能包括对数字经济中的新兴收入形式（如虚拟货币、数字资产交易）制定明确的税收政策。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为中国未来数年的经济发展和改革方向奠定基调。在当前复杂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经济转型的背景下，这次会议通过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推动可持续发展以及加强国际合作，继续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将对全球经济产生深远影响。（张建平系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董建业系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