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生产与消费、内贸与外贸之间的桥梁，物流不仅是实体经济的生命线，也是深植于产业链与供应链之中助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石。

今年2月份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提出，物流降成本的基本前提是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主要途径是调结构、促改革。“这意味着，物流业降本增效将迈向更加全面纵深的领域。其中，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将是重要方向。”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综合运输所物流室副主任陆成云说。

抓住降成本的“牛鼻子”

“同样一车货，在这个省算不上超载，到了下个省就成了超载”；

“我们的车辆是在外地注册的，要想进入本地物流市场，必须提供更严苛的资质材料，保证金也比本地车辆高”；

“上下游增值税发票、成本票等取得困难，税费不标准、执行困难等问题长期存在，很多物流企业陷入了‘规范不挣钱、不规范长不大’的怪圈”；

……

在物流行业，上述现象大多司空见惯。近年来，尽管各地不断加快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部门也明确要求严格执行全国统一的治超执法标准，但实际操作中可能还要打个折扣。

类似这样的堵点痛点，有业内人士将其概括为“四个三”，即“三难”，用地难、融资难、通行难；“三多”，管理条线多、收费项目多、税收负担多；“三低”，多式联运占比低、标准化水平低、行业集中度低；“三不畅”，基础设施联通不畅、仓干配连接不畅、信息互联共享不畅。

解决上述问题，降低制度性成本是“牛鼻子”，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环节。不过，物流业制度性成本往往隐蔽性强、涉及面广，准确把握界定制度性成本并不容易。

对此，物流专家表示，在宏观层面上，制度性成本包括体制机制引导市场经营主体行为所产生的成本，比如行业标准、技术规范等；在微观层面上，制度性成本包括各级政府对市场经营主体行为规制所产生的成本，比如政策、法规、条例等。

从全链条物流成本构成看，诸如运杂费名目繁多、仓储用地保障难、载具标准不统一等问题，均被纳入制度性成本。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看，行业垄断、地方保护、区域分割等问题的存在，客观上也增加了物流领域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在制度性成本的构成中，有不少是企业必须承担的合理支出，也有相当一部分可以通过深化改革、提高效率来降低或取消。过高的制度性成本会推高全社会物流成本，反噬实体经济发展。这也是为何要强化降低制度性成本的目的所在。”陆成云说。

仍有较大降成本空间

当前，我国已成为全球需求规模最大的物流市场，现代物流在国民经济中的产业地位持续提升，在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满足广大人民消费需求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