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国有企业湖南浏阳花炮股份有限公司，是ST熊猫的前身，顶着烟花第一股的光环于2001年8月登陆上交所。但这家公司一上市就患了A股的通病，即上市后业绩开始走下坡路。

在2001年、2002年，其净利润分别为0.18亿，0.2亿；但是从2003年起，净利润勉强维持在一两百万元的水平；到了2005年，甚至开始出现亏损。

于是，作为当时浏阳花炮控股股东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为44.19%的浏阳财政局开始筹划套现走人。

就是在此时，赵伟平出现了。我们核查了他拿下浏阳花炮控制权的过程，留下的是对其中一连串诡异操作的震惊。

下图为浏阳花炮上市之初时的股权结构：

我们复盘赵伟平控制的攀达公司最终成为浏阳花炮控股股东的过程，可以分为三大步，这其中的每一步都展现出了其明目张胆的诡异操作。

第一步是以股抵债。当浏阳财政局表露要让出控股权后，浏阳花炮第二、三大股东旋即同时声称对赵伟平所创办的攀达公司尚有欠债，且欠债金额数字一模一样，均为2916万元。

2005年8月，它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以持有的浏阳花炮的全部股份用于清偿对赵伟平的欠款，且它们持有的股份比例也是一模一样，均为10.71%。

因此，赵伟平控制的攀达公司在2005年8月通过这种“以股抵债”的方式，成功拿走了浏阳花炮21.43%的股份，成为浏阳花炮的第二大股东。这一步，其表面支出的资金代价为：总计5832万元，这是赵伟平入主浏阳花炮的第一步。

这一步中，留下的疑问是：浏阳花炮的原第二、三大股东究竟是由谁控制？控制人与赵伟平是何种关系？如若是在当下，这样的交易大概率要被交易所的问询函刨根问底。但是，2005年的A股处于野蛮生长状态下，各项监管制度尚未完善，当时对这一诡异交易的监管可以说是零。

与第二、三步的明目张胆相比，第一步竟然就显得有所克制了。

第二部是这样操作的：2005年7月29日，攀达公司、浏阳财政局与江西万载富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签订了一份为期只有38天的借款协议，约定攀达公司向江西万载富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借款6000万元，到期支付利息30万元，担保人为浏阳财政局。

然而，到了38天后，也就是2005年9月5日，赵伟平控制的攀达公司违约了，其并未偿还上述借款及利息。

更诡异的是，仅仅15天后的2005年9月20日，当地政府就出具了民事裁定书，要求：攀达公司偿还2000万元，利息免除；浏阳财政局将所持有的浏阳花炮2000万股股份司法拍卖，以偿还剩下的4000万元。

时间到了2006年，最诡异的操作出现了：当浏阳财政局将所持有的浏阳花炮2000万股股份进行司法拍卖时，赵伟平创办的攀达公司竟然参与了竞拍，用1800万元资金拍到了1000万股。余下的1000万股则被两名自然人均分。

于是，即便是最愚笨的人也会质疑：浏阳财政局出于何种原因要为赵伟平的短期借债担保？为何赵伟平违约不偿还债务，却反过来用资金去竞拍浏阳财政局持有的股权？2000万股股份究竟价值几何？

我们甚至可以怀疑：上述6000万元的短期借款协议极有可能是合谋虚构，包括两名自然人均分500万股份也大概率是赵伟平的“队友”。

但是，通过这一番操作，其结果是，赵伟平控制的攀达公司一跃成为浏阳花炮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达到29.37%，浏阳财政局降为第二大股东，赵伟平成为上市公司实控人。

见下图股东结构：

诡异的操作并未就此结束，接下来是第三步。

浏阳财政局此时还持有剩下的28.32%的上市公司浏阳花炮股份。2007年，浏阳财政局将这些股份全部转让给攀达公司，转让价0.77亿元。这一步的诡异之处在于，赵伟平收购浏阳财政局手中浏阳花炮股份的资金来源问题。

神奇的是，在进行这笔股权收购之前，赵伟平成功将其控制的熊猫烟花有限公司、湖南攀达投资有限公司、广州市攀达国际有限公司的股权或相关资产装进上市公司，而且是通过变更上市公司募资项目用途的方式，见下图：

这一操作令人震惊之处是，赵伟平将这些资产装入上市公司并不是在其成为上市公司实控人之后，而是在此之前，也就是说，当浏阳财政局还是上市公司的实控人时，这样的资产注入就陆续开始了。

如此操作，一个必然的结果是，装入资产的评估价值很大程度存在人为操作的空间，另一个结果就是，这实际上可以理解为存在用上市公司的部分资金借道收购的嫌疑。

通过以上三大步，仅用两年时间，赵伟平的攀达公司就取代浏阳财政局，成功拿下了上市公司浏阳花炮52.39%的股份。

入主浏阳花炮之后，赵伟平提出“稳定外销，发展内销”的方针，并变更上市公司名称，由浏阳花炮变成熊猫烟花。公司的业务分为烟花鞭炮与焰火燃放，一度改变过往业绩下挫的不利局面，尤其是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与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熊猫烟花家喻户晓。在2012年，熊猫烟花市场份额一度超过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