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周密
西方国家对中国新能源领域提出了所谓“产能过剩”的指责，认为中国以不公平的方式推动新能源产业发展、形成不正当竞争优势，将过剩产能输出，冲击国际市场。这种提法暗合“中国威胁论”的论调，也似乎与中国近几年新能源产品出口的抢眼表现一致。但是，中国的新能源产品真的出现过剩，成为全球经济贸易关系的冲击者了吗？
从产业发展的角度看，汽车产业应该是全球化发展水平最高也最成功的产业之一。作为便利出行的交通工具，汽车产业的发展不仅促进了全球石油炼化的快速发展，也对原有的马车实现了代际替代。但是，受限于产能，汽车业的发展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无论美国、德国还是日本汽车制造商，在面对巨大市场需求的时代都在努力提高产能、提升效率。上世纪后半期，日本生产的汽车以其质优价廉、使用和维修成本低的优势，如潮水般涌入美国市场。面对日本汽车的竞争，美国不仅迫使日元升值，而且要求日本汽车企业在美国设厂制造和装配汽车。为了提高生产效率，美国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签署了《北美自贸协定》，形成了三国间复杂和精细的产业链分工，建成从原材料、中间品到装配销售的完整供应链。汽车产业成为美国重要的竞争优势，美国汽车企业通过出口和对外投资，成为全球市场的主要参与者，与德系、日系企业开展竞争。各国汽车厂商都看好中国市场，在华开展激烈竞争。但是，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汽车进口国，都没有提出所谓的产能过剩指责。市场竞争促使传统汽车行业实现了供需平衡。
市场越开放，供需实现平衡的进程越快。相比而言，当前的美国市场对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并不开放，不仅整车进口数量很小，而且有着严格和敏感的投资审查，吓退了不少潜在的中国投资者。电动汽车的出现早于燃油车，但长期以来并未成为汽车行业主要技术路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石油石化行业大规模发展显著增强了燃油车的使用成本优势，而缺乏足够的市场需求、创新动力不足更是电动汽车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对于市场发展预期信心不足，企业就难以下决心持续投入。中国新能源汽车的蓬勃发展绝非一蹴而就。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下，中国政府向市场释放的积极信号和营造的发展环境扮演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市场急剧收缩时，中国提出发展包括新能源汽车在内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努力探索创新发展的新路径。然而，这条发展路径并不容易。在全球汽车产业都在聚焦燃油车，追求舒适、风格、动力的情况下，发展新能源汽车无疑需要市场规模的支持，中国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供应链和快速成长的乘用车消费市场成为新能源汽车行业理想的“起爆点”。美国企业敏锐地发现了这一商机，在中国放开对外资在华投资汽车企业的股比限制后，特斯拉在上海设立了100%持股的“超级工厂”并迅速形成产能，引爆了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发展。比亚迪、蔚来、小鹏、理想，一批新能源汽车企业在竞争中快速成长，成为新能源汽车市场上的新星。
同样在市场需求的带动下，中国可再生能源发电和储能领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在基础科学研究的支持下，包括光伏发电在内，许多可再生能源的技术源自西方国家，但并未在西方国家实现有竞争力的商业化进程。中国的光伏行业在对接西方产业链和供应链的过程中很快遇到挑战。从硅提纯技术、光伏电池加工设备，到面板和安装，中国企业受制于产业链上下游西方企业的供应和价格限制。主要的光伏发电市场需求并不在中国。即便拥有庞大的光伏发电设备生产能力，在缺乏技术和市场的环境下，中国光伏企业一度发展艰难。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救济措施，严重打击了中国光伏企业。为了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中国加快能源结构的优化，有效开发和利用光能、风能、地热能和潮汐能等新能源成为重要方向，科研和商业化应用的场景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达则兼济天下”，当中国的可再生能源企业逐渐形成全球技术和生产能力优势后，并没有效仿西方国家采取保护性的发展策略。与之相反，无论是光伏发电，还是风力发电，中国企业都以开放、包容的态度，为各国履行应对气候变化承诺提供了更可行的支持。目前，可再生能源发电设备市场的需求仍然十分巨大，从近年来中国太阳能电池和风力发电设备出口的快速增长可见一斑，供不应求在全球范围仍是可再生能源发电领域的主要特点，所谓产能过剩的说法缺乏依据。
西方国家口中的新能源产品产能过剩是伪命题，企业生产与市场需求之间的平衡与协同不是中国一家就能做好的，需要各方的共同行动。越来越多的国家对发展可再生能源设定了明确的目标，但消费市场的培育和可再生能源应用场景的创造还需要采取更为积极的行动。企业的经营决策取决于商业活动的盈亏前景，消费者的购买决策则会考虑购买和使用成本。创新意味着改变，而改变则可能带来困扰。对于新能源这一相对较新的发展领域，前景是美好的，但区域乃至全球范围的商业生态远未成熟，需要各国摒弃零和博弈的思维模式，围绕市场机制开展更为有效的沟通与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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