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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付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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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线导读
特朗普对“关税之王”麦金莱十分推崇，却似乎忘了美国历史上还有一位总统也曾推出过大规模关税，最终却以声名狼藉收场，他就是美国历史上最不受欢迎的总统——赫伯特·胡佛。
胡佛任期内通过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是美国历史上最具争议性的贸易立法之一，被普遍认为加深了大萧条的经济恶果，这场全球贸易战被普遍认为加剧并延长了大萧条的影响。
1929年至1934年间，全球贸易额下降了约65%。美国对欧洲的进出口均缩水约2/3，对其他地区的贸易也大幅下滑。
美国失业率从1930年的8.7%升至1933年的24.9%；汽车销量跌幅达75%；银行体系崩溃，1930-1933年间约20%的银行倒闭。
1932年大选中，胡佛惨败，斯穆特和霍利两位法案倡议者也被选民“赶出国会”。
1934年，罗斯福政府推出《互惠贸易协定》，授权总统与他国直接协商降低关税，标志着美国贸易政策从保护主义转向多边合作。
胡佛和特朗普，两位都是“商人总统”，都试图通过关税保护国内产业，胡佛的失败经验，有何启示？
（作者为中邮证券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 ）
史上最臭名昭著的关税法案
特朗普对“关税之王”麦金莱十分推崇，却忘了美国历史上还有一位总统也曾推出过大规模关税，最终却以声名狼藉收场，他就是美国历史上最不受欢迎的总统——赫伯特·胡佛。
关税曾经是共和党人的重要政策工具。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高关税是共和党用来保护国内产业和创收的基石政策。当时，共和党支持通过关税保护工农业，而民主党倾向于自由贸易。
1913年民主党执政时期通过《安德伍德关税法案》降低关税，但一战后共和党重掌政权，高关税政策再度兴起。值得注意的是，胡佛总统虽然承诺提高农产品关税以保护农民，但他信奉有限干预和自助原则，对大规模关税立法的态度实际上较为消极。
《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的通过实际上有着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
1920年代：保护主义兴起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走向繁荣，欧洲各国也从战火中复苏。1920年代，全球产能面临过剩，保护主义情绪在美国迅速蔓延。
1922年，共和党通过《福特尼-麦克坎伯关税法案》，将平均关税率提高至约40%，并授权总统可根据国外生产成本调整关税幅度达50%。高关税在1920年代逐渐成为常态，部分工业品关税甚至创下历史新高。
这一法案虽然引发了部分欧洲国家的报复，但范围不大，而且在美国经济繁荣的狂潮中，其负面影响并未立即显现。不过，由于难以通过出口赚取美元，法案加剧了欧洲偿还战争债务的困难。到1920年代后期，美国高关税政策为全球范围内的保护主义兴起埋下隐患。
1929年：大萧条与保护主义升级
1929年10月爆发的股票市场崩盘使美国经济从过热走向恐慌，“自由市场”信心受挫。面对农业持续萧条和经济全面下滑，国内保护主义情绪进一步上升。
胡佛于1929年就任总统后不久，就召开国会特别会议，提议对农业进口实施“有限修正”的关税上调，以提高农产品价格、救济陷入困境的农民。这是胡佛回应经济危机的措施之一，也是兑现其竞选承诺的一部分。
然而，这一提议在国会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众议院筹款委员会由强力的关税保护主义者威利斯·霍利（WillisC. Hawley）担任主席，他和共和党多数将最初针对农产品的法案扩展到工业品，大幅提高各行业关税。
随着股市崩盘后的恐慌，国会中保护主义主张愈发强硬，关税法案的讨论从农产品迅速蔓延到几乎所有领域。尽管一些温和的共和党议员对此表示反对，试图阻止全面加征关税，但在保护国内就业和企业的舆论压力下，他们的阻力未能彻底扭转局面。结果，原本为了纾困农民的提案最终演变为全面提高关税的法案。
1930年：法案在国会的一波三折中艰难通过
这一份历史上最具争议性的关税法案以参议员里德·斯穆特（Reed Smoot）和众议员威利斯·霍利命名，经历了漫长而一波三折的立法过程。
胡佛获胜，共和党在众议院和参议院都保持了舒适的多数席位。众议院在1929年5月通过了该法案的一个版本，同时提高了农业和工业产品的关税。众议院以264票对147票通过了该法案，其中244名共和党人和20名民主党人投票支持该法案。参议院一直辩论该法案直到1930年3月，许多议员根据各自州内的产业交换选票。最终，参议院的最终通过票数仅为44票对42票，其中39名共和党人和5名民主党人投票支持该法案，显示出对《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的分歧极大。
立法过程中，美国国内学术界也发出了前所未有的警告：1930年，著名经济学家保罗·道格拉斯、欧文·费雪等人起草了一份公开信，得到1028名经济学家的联合署名，敦促胡佛总统否决该法案。
这封信直言高关税将提高物价、损害多数消费者利益，并引发外国报复，最终使美国出口受阻。胡佛总统本人对法案中工业品关税的大幅提升也颇为不满，称其为“恶劣、敲诈勒索和令人厌恶的”，但由于法案包含了他承诺给予农民的保护，胡佛骑虎难下。
1930年6月17日，胡佛屈服于共和党、内阁和其他商业领袖的影响，不顾众多经济学家的谏言签署了《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使其正式生效。
《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生效后，美国对应税商品的平均关税水平接近历史峰值，仅次于1828年的关税法案。胡佛签署法案后三天，《商业与金融纪事》杂志就在报道中评论道：“如果外国商品卖不出去，外国就无法获得购买我们商品的资金。”这句话一语成谶。
《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的通过，不仅巩固了共和党传统的高关税立场，也宣告美国在经济危机面前选择了贸易保护主义道路，为后续的国内外影响埋下伏笔。
未能实现的复苏初衷
关税法案的初衷《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本意是通过提高关税来保护美国本土企业和农民，减轻经济危机带来的冲击。最初，关税似乎取得了成功。法案实施后，美国对应税商品征收的关税平均提高了约20%。许多先前面临国外竞争压力的行业受到名义上的保护。
短期来看，这些高关税确实使进口商品价格陡升，失去竞争力，这在表面上为本土厂商提供了更大市场空间，然而，这种“保护”的效果非常有限和短暂。
一方面，贸易在当时美国经济中的比重相对不大，削减进口对整体需求的拉动作用十分有限。另一方面，更高的商品价格削弱了大萧条下本就脆弱的消费者购买力，普通美国民众不得不削减开支或转而购买更廉价的本土替代品，但在经济萧条背景下，大部分家庭本就捉襟见肘，进口商品需求弹性不高。
这意味着关税法案未能实现刺激国内就业和复苏的初衷，受保护行业并未出现预期的繁荣，反而因为整体经济下滑和后续海外的报复行动而持续陷入困境。
关税法案的负面冲击
出口导向型企业和依赖国外进口的部门首当其冲地感受到负面影响。由于美国大幅提高关税，其他国家迅速采取报复措施，许多国家对美国商品加征关税甚至禁止进口。这直接伤害了美国的出口行业。
例如，美国农业高度依赖出口市场，约15%–17%的农场收入来自对外贸易。报复性关税使得美国农产品在全球市场受挫，农民发现海外买家锐减。制造业中出口占比较高的机械设备、汽车等行业，也因国外订单骤降而被迫削减生产。
同时，那些依赖进口原材料的产业因关税增加而承压。
例如，化工行业需要的染料、化肥原料，汽车工业依赖的橡胶等，也都面临高昂的进口关税。这些依赖进口的行业面临成本上升的困境，利润空间被挤压，不得不缩减生产或提高售价，进一步抑制了国内需求。
正如1930年那封经济学家联名信所预见的：“更高的关税将提高生活成本，绝大多数行业将因此受损；限制外国对美出口也必然缩减美国的出口机会。”《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的执行很快印证了这一点。
关键经济指标显示出法案通过后美国经济迅速恶化，尽管这部分是由于大萧条的余波，但显然关税法案并没有让经济走向政策推行者们期望的复苏。 首先是失业率飙升：1930年法案通过时美国失业率为8.7%，但关税并没有像支持者设想的那样创造就业机会。相反，第二年失业率跃升至约16%，到1933年更是达到了24.9%的历史峰值。 在法案生效后短短两三年内，全国失业人口增长了两倍。这固然与大萧条整体环境有关，但高关税引发的贸易收缩和物价上涨无疑是雪上加霜。 
此外，工业生产急剧萎缩。1929-1932年间，美国工业生产指数累计下跌超50%。许多工厂停工停产，钢铁产能利用率骤降，汽车销量从1929年的约530万辆断崖式下跌到1932年的约130万辆，跌幅达75%。
福特汽车公司员工人数在1929年春有12.8万人，到1931年8月仅剩3.7万人，裁员超过七成。耐用品行业受创尤甚：1929-1933年耐用消费品制造业就业人数减少了约48.4%，而非耐用品行业就业降幅约为19.4%。包括受法案“保护”的重工业在内，大批企业因内需不振和海外封堵而大规模裁员、关厂。
金融领域也难以幸免，银行体系遭受打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农产品的高价刺激了美国农民通过借贷投资土地和机械以增加生产，20世纪20年代农场债务大幅增加。到了1930年代初，出口受阻导致农业部门收入锐减，大量农场主和企业无力偿债，银行坏账激增。1930-1933年间全美约20%的银行倒闭。此外，法案实施后，关税壁垒使得一些国家难以向美国出口获取美元，反过来导致这些国家的银行也相继倒闭。
股市方面，《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的通过也进一步打击了市场信心。1929年末爆发后，道琼斯指数曾在1930年初有所反弹。然而，随着参议院在1930年3月通过关税法案以及对胡佛签署的预期增强，投资者情绪再度恶化。当年6月，《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正式签署的消息使股市遭受新一轮暴跌，签署法案当周道指暴跌超10%。市场普遍认识到贸易战将使企业销售和盈利雪上加霜，进一步打击了投资者对美国经济的信心。
政治上，《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在国内也是非常失败的。公众很快感受到物价上涨和经济恶化带来的痛苦。
在1932年总统大选中，选民以选票表达了不满：胡佛所在的共和党在总统选举和国会选举中大败，民主党候选人弗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赢得总统选举，民主党也在国会取得多数。值得一提的是，斯穆特和霍利两位法案倡议者均在1932年竞选连任失败，被选民“赶出国会”。
由此可见，《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在美国国内被普遍视作政策失误，其承诺的好处（保护就业、复苏经济）未能兑现，反而加剧了大萧条带来的痛楚。
以汽车行业为例，美国汽车产业在1920年代后期处于巅峰，1929年全国销售量突破530万辆。然而在1930年，汽车销量比前一年减少约200万辆，1932年又比1930年减少200万辆，跌至约130万辆。这75%的销量跌幅远非关税所能逆转——因为其主要原因在于国内大萧条导致消费者购买力锐减。
同时，美国汽车出口也遭到严重打击。欧洲各国在报复美国关税时，往往将汽车列为重点目标。
结果是，1930-1932年美国汽车出口骤降，车企不得不依靠削减开支和裁员来维持生存。福特、通用等纷纷关闭部分海外销售办事处。经济萧条冻结了国内消费者购买汽车的热情，更高的关税壁垒则阻挡了美国汽车工业的海外出路。
贸易战全面打响
主要受影响国家及报复性措施
《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被普遍认为在国际上引发了“关税报复战”。美国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其提高关税的举措令其他国家出口美国的商品滞销，各国很快采取报复性关税以保护本国利益。自1930年法案通过后两年内，至少有二十几个国家跟进实施了高关税措施。这些国家涵盖美洲、欧洲、大洋洲等各地区，几乎构成了对美国的“关税同盟”。
从上图可以看出，左边两列是美国不同口径的进口关税税率，从19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美国对所有进口商品的关税率提升了3.6%，对应税进口的关税率提升了9.4%。而欧洲国家的关税率提升幅度均超过10%，德国更是高达18.9%。《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引发的贸易战可以说是两败俱伤。
作为美国当时最紧密的贸易伙伴之一，加拿大迅速采取行动。早在法案正式签署之前，加拿大就警告将会报复。1930年5月，加拿大总理威廉·莱昂·麦肯齐·金对16种美国产品征收关税，占美国对加拿大出口总额的30%，具体包括农产品（如鸡蛋、农作物）和原材料（如木材）等美国对加拿大的重要出口品类。
但这样的政策力度被反对派视为对美国的妥协和软弱。当理查德·贝德福德·贝内特在1930年接管加拿大政府时，他进一步提高了对美国进口商品的关税，同时调整贸易战略，转向与大英帝国加强经济联系。
欧洲各主要经济体同样采取了报复措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在1930-1931年陆续提高了针对美国产品的关税税率。欧洲各国采取了一系列不同形式的报复措施，要么直接征收关税，要么通过进口配额、多边贸易协定等手段增强本国产品竞争力。
拉美国家对美国市场依赖较大，主要向美国出口初级产品，如古巴的糖、巴西的咖啡、阿根廷的农牧产品、智利的铜和硝石等。美国高关税使这些国家出口受阻，经济遭受重创。许多拉美国家被迫进行贸易调整和报复。更严重的是，出口收入锐减引发了拉美债务违约潮，因为这些国家以往依赖出口收入偿还外债。
1931-1933年间，拉美有十多个国家相继宣布暂停或延期偿付外债。在贸易和金融困境下，拉美一些国家的政局也动荡不安。因此，美国关税政策在拉美激起了强烈的反美和民族主义情绪，不少国家转向与他国加深贸易合作以减少对美贸易依赖。
除了以上地区和国家外，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大英帝国自治领也提高了对美国产品的关税，以保护本国工业并平衡贸易逆差。这些举措都增加了美国商品销往全球各地的障碍。
报复并不仅限于关税形式，一些国家通过双边协定将美国排除在外。例如，英国帝国特惠关税体系使成员之间互相免税或采用低税率，而对美国等非体系内国家征收高关税，这些都属于“隐蔽的报复”。《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因此点燃了史上最大规模的贸易战之一，美国外交关系也因关税问题急剧紧张，国际合作环境恶化。
关税的恶果：衰退阴云久久不散
报复性关税旋风对全球贸易和经济造成了毁灭性打击。各主要经济体相继筑起关税壁垒，导致国际贸易流动急剧萎缩。
1929年至1934年之间，全球国际贸易额下降了约65%，这一跌幅是惊人的。美国对外贸易数据显示，美国从欧洲的进口额从1929年的13.34亿美元骤减至1932年的3.90亿美元；同期美国对欧洲出口从23.41亿美元下降到7.84亿美元，均缩水约2/3。美国与世界其他地区贸易亦大幅下滑：对拉美、亚洲、英联邦等出口均腰斩。
除了数量上的锐减，全球贸易体系本身也发生了分裂与重组。高关税促使国家之间形成区域化的贸易集团，例如英联邦内部贸易量占比上升，而跨集团（如英美之间、欧美之间）的贸易占比下降。
贸易争端还激化了国际关系的紧张，加深了各国之间的不信任。在这样的背景下，国际经济合作在1930年代初几乎陷入停顿。
1927年日内瓦世界经济会议曾呼吁各国降低关税、加强合作，但《斯穆特-霍利法案》的出台被各国视为对多边合作的沉重打击。随后，各主要国家纷纷退出自由贸易轨道。正如美国国务院历史办公室所述：“该法案无助于在经济或政治领域促进国家间的合作，反而成为1930年代‘以邻为壑’政策的象征”。这一时期，各国更多地把邻国当作竞争对手而非合作伙伴，贸易政策的协同性荡然无存。
《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引发的全球关税报复战使世界贸易体系陷入前所未有的收缩和割裂状态。各国经济进一步沉沦，大萧条的阴云久久无法散去。这段惨痛历史促使各国反思贸易保护主义的危害，并为战后建立开放的多边贸易体系提供了教训和动力。
《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失败后，美国迅速调整贸易政策。1934年，罗斯福政府推出《互惠贸易协定》，授权总统可与他国直接协商降低关税，开创了双边贸易协定的先例。
在此推动下，美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签订了多项互惠降税协议，以促进贸易恢复。结果成效显著：美国商品出口额从1933年的16.5亿美元迅速增至1937年的33亿美元。
该法案持续延期直至二战结束，奠定了美国数十年的贸易政策基调：通过谈判开放市场，而非“以邻为壑”、互相升级贸易壁垒。
对特朗普时期的启示
与胡佛同样作为“商人总统”的特朗普，一向以自己“交易的艺术”为傲，通过极限施压等策略攫取短期利益，似乎在上任之初就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然而，他忽略了一个关键点：长期的交易关系往往需要建立在互惠共赢的基础之上。
尽管如此，特朗普的贸易政策与胡佛时代相比也存在显著差异。特朗普的关税政策是在全球经济高度融合的背景下实施的，全球供应链的复杂性可能会使得贸易壁垒带来的连锁反应比1930年代更为剧烈。
另外，特朗普的关税策略展现出更大的灵活性，不同于1930年代单方面提高关税的做法，特朗普频繁将关税作为施压工具，采取“先威胁后谈判”的策略，为政策调整和让步保留了空间。
例如，在2月和3月，特朗普先是宣布对加拿大和墨西哥提高关税，随后又提出了有条件的推迟，几乎未付出实质性代价就得到了加拿大和墨西哥在边境事务上的重大让步。
胡佛失败的历史经验表明，保护主义贸易政策往往会引发广泛的国际报复，而麦金莱时期之所以成为例外，主要是因为当时最重要的经济体英国坚持自由贸易原则，为美国关税政策提供了获利空间。
当前形势下，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已经引发了多国的反制措施，尽管目前大多数经济体的反应相对克制：欧盟将报复性关税的生效时间从3月底推迟至4月中旬，以留出谈判余地，中国行动迅速，但相比于美国的全面加征关税，中方在商品选择上相对克制，本月公布的报复性关税仅对约220亿美元美国商品征收11%实际额外关税。英国政府虽然表示“所有选项都在考虑之中”，但目前还没有宣布具体的报复措施。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表示，英国将采取务实的方法，并正在积极寻求与美国达成贸易协议。
当前政策不确定性处于前所未有的高峰。美国政府是否会及时悬崖勒马，还是会引领全球陷入类似胡佛时期的关税战升级漩涡，4月的关税政策走向或许能为我们揭晓些许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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