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宏观小兵 詹艾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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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直认为中国是一个高储蓄率的国家,年均储蓄率40-50%之间。

关于中国高储蓄率,我们有很多“常识”和“共识”,而这些往往经不起细细推敲,有些甚至还被专家们传颂。比如8月7日,2019博鳌房地产论坛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在演讲中这样说到:

“为什么中国有这么大的炒房需求?这就是我们储蓄率太高的问题,我们曾经有几年是50%的储蓄率,我们过去20年(储蓄率)在40%以上,这就使我们国家成了一个人均收入还比较低的、但是财富量巨大的国家。储蓄了就得有点回报,就得做点投资,股市表现又不好,到境外投资又受控制,房地产成为重要的投资对象了。”

且不论房产投资本身的价值,我们今天来探讨一下中国储蓄率到底为什么这么高,以及房产投资是否储蓄?这也就是我们常见的一个论调:“买房是投资”,“根据宏观经济学里的恒等式,投资等于储蓄”,所以“买房就是储蓄”。

听上去还挺有道理的,直到你想到:贷款进行买房,咋就成了储蓄了?首付是你原来就储蓄下来的钱,这个钱只不过换了一个手,咋也就成了储蓄了?

矛盾的归结点在于,西方宏观经济学里对于投资和储蓄之间关系的考虑没有出现过我国这种情况,因此他们的理解是不完整的。而学术权威未对此进行过质疑,因此你会发现人们日常讨论中关于“投资”和“储蓄”的理解经常是矛盾的。

投资储蓄恒等式

宏观上,收入要等于支出,等于产出,等于消费,因此

总产出=消费支出+投资支出+政府支出+净出口,简化就是总产出=消费+投资。两边同时减去消费,得出

总产出-消费=储蓄=投资

所以所谓的投资储蓄恒等式就是这么来的。

按照这个公式的逻辑,投资和储蓄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所以如果一个经济里,投资占GDP比重比较高,那么储蓄率相应也会高。所谓的中国高储蓄率也是这么推断出来的。但是这个公式其实假设的是均衡条件下(失业率接近自然失业率,产出接近潜能)的经济体。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人口2000万,假设当时耕地极限产能为年产2000万吨粮食,1800万人就可以生产这些粮食了,超过1800万人进行耕种不增加产量,并且假设每年每人最低需要消费1吨粮食,其他经济活动忽略不计,考虑以下情形:

情形A:如果2000万人口都从事耕种,经济实际产能低于潜能(其实1800万人种粮食就可以了,还有200万可以干其他事情),产出=消费=2000万吨

情形B:如果1800万人口从事耕种,产出2000万吨粮食,1800万吨用于自己消费,还有200万吨结余。其余200万人从事“直播”行业,靠载歌载舞把耕种者200万吨节余赚过来,作为自己的口粮。这时,消费=耕种者消费1800万吨用于食用+耕种者耗费200万吨在直播上+直播从业者消费200万吨用于食用=2200万吨=产出=2200万吨(2000万吨粮食+200万吨粮食对应的直播服务)

情形C:如果1800万人口从事耕种,产出2000万吨粮食,1800万吨用于自己消费,还有200万吨结余,他们用200万吨结余雇佣剩下200万人修建水渠,改善水利设施,消费+投资=耕种者消费1800万吨用于食用+耕种者耗费200万吨在修建水利+水利修建者消费200万吨用于食用=2200万吨=产出=2200万吨(2000万吨粮食+200万吨粮食对应的水利修建)

情形D:如果1800万人口从事耕种,产出2000万吨粮食,消费1800万吨。秦始皇征收200万吨的税,用于组织不从事耕种的200万人修建长城。产出=2200万吨(2000万吨粮食+200万吨粮食的成本)=消费(2000万吨)+投资(200万吨的成本)

进行这样一个思维实验的目的在于,对比情形A、情形B、情形C和情形D我们可以得出一些初步的结论:

情形A下,劳动者生产效率低下,经济产能小于潜在产能。

情形B下,耕种者的生产效率提升到了最高值,解放出富余的劳动力,富余的劳动力可以从事直播行业丰富精神生活。

情形C下,这是最典型的经济体通过储蓄进行投资扩大再生产,也是我们通常理解的投资=储蓄的内涵。

情形D下,秦始皇把从事直播的人拉去了修长城。

无论情形A、B、C还是D,要维持人口不减少,粮食消费都是2000万吨,整体上是不会存在粮食结余的,即“储蓄”的。储蓄只是体现在经济产能的使用方向上,如果用于修建固定资产(无论是沟渠、大运河还是长城),那么就是投资就是储蓄,如果用于消费性质的活动(如情形B里的直播)即为消费。

修了几年长城后,触发了情形E:

匈奴的先知看到了未来,告诉他们早早归降大秦。匈奴和周边其他地区率领500万人口来投降,然而当地有100万人口从事畜牧业足以把产量做到极值了,其余400万为富余劳动力。由于长城也不用修了,200万长城修建者也被遣散。经济体里有2500万人口,其中600万富余劳动力,失业率为24%。

秦始皇发现原来荡平四海之后还是有不断的烦恼。匈奴青年卸甲却没有田归,还经常跑来咸阳搞什么“阙勒霍多”,令人头疼。然而,办法总是比困难多,秦始皇想到,将富裕劳动力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比如水利工程村村通。不过秦朝这时候一年只能收上来200万吨粮食的财政收入(见情形C),一下子收不上来足够的实物赋税发给富裕劳动力,发明了情形F。

情形F:

发货币工资给600万基建工人,一年一人一元,一元最初对应价值为1吨粮食,一年总共发600万元,货币可以用于买粮食、直播打赏、咸阳买房。假设这时耕地加畜牧业,总粮食产量2500万吨(且不考虑一吨肉对应多少吨大米),每人吃上一吨维持温饱是可以保障。

当年GDP=总产出=2500万吨粮食+600万基建劳动力修建的基建=3100万吨=消费(2500万吨粮食)+投资(基建劳动力的工资600万吨)

失业问题终于解决了,“阙勒霍多”的根源解除了。然而出现了很多新问题:

问题1:纸币发了又不会收回,存量越积越多,原来一元可以买1吨粮食,后来一元只能买半吨粮食或者更少,为了确保基建工人的生活水准只能提高名义工资,这意味着发更多货币,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困扰着大秦帝国。

问题2:同时,很多基建项目缺乏考核,但是发行纸币又没有成本,导致居然跑去匈奴的大草原上建了一个罗马竞技场,仅仅因为(该内容无法显示)。

问题3:再次,经济体里的纸币无处安放,都放在了什么钱庄里,钱庄搞不好就跑路,恶性事件颇多。

情形G:为了解决情形F的问题,

首先,组建银行,货币纳入统一管理的体系。

其次,各郡县、基建项目运作方、工程施工方、原料供应商和银行都进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这提高了项目的经济效益。

再次,国家财政不再直接发行新的货币补偿劳动力,支出的货币只能来源于税收收入或者来自信贷筹集的货币(也就是现在所谓不直接增加M0、M1,而是信贷增加M2)。

假设GDP与情形E里一样,这时候就体现为

总产出=2500万吨粮食+600万劳动力修建的基建=3100万吨=消费(2500万吨粮食)+投资(直接财政收入200万所支付的基建工资+各类信贷400万所支付的基建工资)

对比情形F和情形G我们发现,

其实与情形A、B、C、D一样,最后整个经济产出和消费的实物是一样多的,所谓的储蓄只是经济产能用于了投资性支出(即修建长期资产)的反映而已,通过留存收益投资扩大再生产、印钞发基建工资、甚至通过贷款创造的货币发的工资,都可以构成投资和“储蓄”。

细心的读者在这里就会问到,印钞、举债本身恐怕不能创造真实的GDP吧,否则阿根廷为何沦落到百年孤独?是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投资=储蓄在西方国家相对更加适用。当经济处于比较均衡的状态时(也就是说,经济产出接近实际潜能),如果靠大规模信贷进行投资,则会导致物价上涨,即使名义GDP上升了,剔除通胀之后的实际GDP变化不会很大,甚至由于通胀的扰乱可能反而减少。

但是就像情形F和G,当一个国家有非常庞大的显性(指完全失业)或隐形(指非充分就业,比如原来一块地1个人耕种就可以了,因为没有足够多的工作所以2个人耕种着)失业人口(如上世纪70年代的中国),劳动力的供给接近无限,无论开工多少项目都吸收不完潜在劳动力。这时候信贷的创造如果投向了投资性支出,经济的产能可以得到扩张,而物价不一定同幅上涨,此时实际GDP会上升。

那细心的读者可能还会想到,信贷创造1元发给了工人作为工资,最终这1元会体现在某个人/企业的银行账户里,这一期的储蓄不是上升了吗?但其实,这1元只要被创造出来了,总归某个时刻在某个企业/个人的账号里,并不代表真的是储蓄,只是烫手山芋在谁手里而已。

如果我们简化理解,一个公司借了100万去修公路,公司账上多了一个100万元的固定资产,多了100万的负债,工人手里多了100万资金,银行多了100万的资产(贷款)和负债(存款)。企业的负债和银行的资产互相抵消,工人的存款资产与银行存款负债互相抵消,整个经济体里净增加的是成本为100万元的公路。因此,当剔除了货币的因素,投资=储蓄的真正内涵在于,投资性支出所创造的长期资产就是整个经济体的储蓄,在劳动力过剩,信贷主要投向固定资产(而不是阿根廷式的坐吃山空)的背景下,贷得越多,投得越多,储得也越多。

所以中国高储蓄率只是中国大量信贷投向了固定资产建设的折射,并不代表人民群众储蓄率有多高,积累了多少储蓄,某些专家以为我们储蓄率真的有40%,50%然后据此觉得这6个钱包鼓鼓待收割是对于“投资=储蓄”在中国经济特殊背景下的误解。

结论:中国的高储蓄率只是宏观经济统计方式的定义,信贷扩张叠加劳动力供给过程背景下的固定资产累积作为投资,同时也视为储蓄,贷得越多,投得越多,“储蓄”也越高,而并不是人们缩衣节食导致“储蓄率”很高。

*作者于四大会计事务所从事财务尽调,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构成投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