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股海小鲨鱼

只要还活着,我对祖国的回报,就一天也不终断。

据央视新闻,金利来集团创办人,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届、九届、十届委员,香港著名企业家曾宪梓,因病医治无效,于9月20日16点28分在梅州逝世,享年85岁。

1934年,曾宪梓出生于广东梅州市的一个农民家庭,幼年丧父,少年辍学的他因为政府资助,重新获得接受教育的机会,并于1961年在广州中山大学毕业。曾宪梓的男装王国创建于1968年,迁居香港之后,他凭借一把剪刀、一台缝纫机开启了金利来的历史,并逐渐发展成为著名的“领带大王”。

曾宪梓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致力于发展、捐助内地及香港文化教育、体育、医疗与社会公益事业,历年捐赠的金额逾12亿元。数万名大学生、教师都曾收到曾宪梓的捐赠。内地的许多著名大学,也都有以曾宪梓命名的大楼。

改革先锋曾宪梓

资料显示,曾宪梓1986年开始到内地投资设厂,1989年合资成立中国银利来有限公司,成为我国首家专营领带生产的中外合资企业。1992年,金利来集团有限公司在香港成立。同年,公司上市。

来源:金利来官网

据《中国人大》杂志报道,1984年,中英发表联合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消息一公布,曾宪梓毫不犹豫地将准备投向美国的资金转投香港和内地,因为他深信,香港的命运只要和祖国联系在一起,就永远是光明的,祖国越发展,香港也会越美好!

曾宪梓曾3次荣获国家民政部颁发的"中华慈善奖"、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大紫荆勋章"。编号第3388号小行星被命名为"曾宪梓星",以表彰曾宪梓为国家发展做出的卓越贡献。在2018年12月举行的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曾宪梓等100人获得改革开放先锋称号。

近期,梅州市领导还多次看望在梅州修养的曾宪梓。据《梅州日报》报道,今年8月和9月,梅州市委书记陈敏和梅州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陈俊钦先后登门拜访了在梅休养的曾宪梓,代表市委市政府向曾宪梓送上美好祝愿,并通报了梅州经济社会发展近况,听取了他对家乡各项工作的意见建议。

曾宪梓在梅州捐赠的小学 来源:金利来官网

曾宪梓说,对家乡的新变化、新气象感到由衷的高兴。他表示,自己和家人将一直秉承爱、爱国、爱港、爱乡的理想信念,为国家富强、为梅州发展不遗余力、多做贡献。

金利来官网资料显示,曾宪梓还分别获北京、哈尔滨、沈阳、大连、北海、广州等多个城市人民政府颁授“荣誉市民”称号。

“只有一个愿望就是报效国家”

1978年,暌违家乡15年的曾宪梓站在了他的母校——梅州东山中学的校园里。校舍多年未变,亲切却有些破败。在香港创业初成的曾宪梓当即捐出30万港币新建一座教学楼。

对当时的曾宪梓来说,30万港元也是一笔巨款。此前,他在香港的创业极为艰难。用他自己的话说“不知道明天有没有饭吃”。1968年他从泰国到香港,带着妻子、老母做领带,全部资金6000港元,租60平方米房子,一半工坊,一半家居。

70年代,他的“金利来领带”在香港叫响,事业逐渐发达。但他自己,在灯红酒绿的香港生活多年,始终克勤克俭,从不赌马,也不去娱乐场所。他给自己规定的每天生活费是10港元(后来随物价上涨到30港元、50港元),常常是一个盒饭打发一餐。

“我没有个人爱好,只有一个愿望就是报效国家!”对祖国的需要,他却慷慨解囊。

曾宪梓为何如此执着?因为他的心底有一颗种子。曾宪梓幼年家贫,长年辍学,是新中国成立后一个土改队员将他送入了东山中学。曾宪梓忆及往事,常常老泪纵横:“那个时候学校给我被帐,给我吃给我住,一切免费,还给我三块钱助学金。我十几岁还没有用过钱,是个没有见过钱的农民孩子。那个三块钱对我的心灵的震撼是多大啊!是祖国抚育我成长的。我觉得我跟自己的祖国是血肉相连,无法分开的。”

捐助超过3万名优秀大学生

对于因贫穷而未能升学的莘莘学子,曾宪梓感同身受,并以能助一臂之力而欣慰。1992年曾宪梓与教育部合作,设立了曾宪梓教育基金会。当时他为基金会的成立捐赠港币一亿元。自1993年至1999年间,基金会连续奖励了高等师范院校、教育学院、中等师范学校(包括幼师及教师进修学校)及师范性较强的综合性大专院校中有成就、有贡献的优秀教师共7028人,金额达4502万元人民币,鼓励并促进优秀教师到师范院校任教。

由2000年起,曾宪梓基金会实施“优秀大学生奖学金计划”,用于奖励家境贫寒及在高等院校就读的品学兼优学生。计划实施以来,参与此计划的重点大学共38所,资助奖励优秀大学生30940人次,累计奖学金逾一亿二千二百万元。

此外,曾先生还斥资1亿港元成立载人航天基金,捐资1亿港元(后追加到3亿港元)设立曾宪梓体育基金。曾宪梓体育基金会奖励曾在奥运会上获得金牌的中国内地体育健儿达176人次,奖金总额逾港币七千五百万元。据新京报报道,曾宪梓还是“水立方”大额捐资人。

小编发现,在曾宪梓的家乡广东梅州,有曾宪梓中学,曾宪梓体育场、曾宪梓大桥。在广州的中山大学,有曾宪梓堂、曾宪梓堂南院、曾宪梓大楼,还有曾宪梓奖学金、曾宪梓灵长类研究基金和曾宪梓医疗科研专项基金。曾宪梓先后捐资予母校中山大学的金额达5300多万元。

此外,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湖南大学、浙江大学、河南大学、华侨大学、厦门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宁夏大学等,均有曾宪梓捐资的大楼。

曾宪梓曾经说过:“只要‘金利来’不破产,曾宪梓不死,我就要报效祖国。”后来,他自己却“反悔”了。2007年在接受央视采访时,曾宪梓表示,“金利来不会破产的,因为我实力相当强,我不借款,而且我是现金交易的,所以金利来不负债,还有很多生意,就是金利来生意做少了,或者没得做了,我们产业手里的资金还可以足够,我们私人来讲,几代人用不完。曾宪梓会死的,我死了以后,资产肯定在我们总资产的10%以上,就是用来做慈善事业。”

从小就是苦孩子

谈到自己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曾宪梓都会哭。

别人是长大的,他是苦大的。

曾宪梓1934年2月2日生于广东梅州扶大镇珊全村,到他4岁时,父亲就去世了,他也开始了“每天稀饭都吃不到”,“有难关,自己过”,“你瞧不起我,我做给你看”的苦成长。

幸运的是,母亲有难得的远见。她咬紧牙关,磕着响头把曾宪梓和哥哥送进了全村唯一的小学,避免了他们成为文盲的命运。

但只念完小学,母亲就实在无法供孩子们上学了。16岁的哥哥去了泰国,11岁的曾宪梓则放牛砍柴,翻地种田。“有难关,都是自己过”。

几年的小学,给曾宪梓的不只是知识,也包括志气。

哥哥走后,很多人瞧不起他们孤儿寡母,欺负他们。他就在心里发狠:“你瞧不起我,我要争气,改变这种贫穷的命运。”

但真正让他改变命运的,是新中国的成立。

“一个搞土改的同志看我在劳动后喜欢看书,亲自把我送到学校,对老师说,这个孩子很苦,家里情况也不好,要多关照。

靠着国家给的每月3块钱的助学金,曾宪梓从梅县重点中学——东山中学开始,一直读到中山大学生物系毕业。

在东山中学,曾宪梓含着泪学会了《没有共产就没有新中国》,也在同学们的嘲讽中咬着牙“夸下一个海口”:

将来要给学校捐一座更漂亮、更高级的大楼。

利用自己当班长为同学编座位的便利,他还让全班最漂亮的女同学黄丽群和自己同桌,并在高考后将黄同学变成妻子。

“从17岁到27岁,国家养了我10年。没有共产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也就没有我,是祖国抚育我成长的。”

功成名就之后,这成了曾宪梓回忆人生的开场白。

时代潮流 人生转折

1961年,曾宪梓被分配到广州农业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工作。就在他努力工作,立志报效国家时,人生轨迹却被改变:已去泰国的哥哥,因与叔父就父亲当年在泰国的遗产发生了争执,要他前往助阵。

曾宪梓舍不得走,但却不得不走。

跨过边境的那一刻,他说自己的心境像是欠债要逃的人。

“国家在那么贫困的环境,把你培养出来是多么的不容易!曾宪梓啊,你就这样离开祖国,你对得起国家对你的培养吗?当时,中泰尚未建交,曾宪梓要先拿到香港身份证、做好护照后才可去泰国。人地生疏,操着客家乡音,连问路都困难的他,为了安身立命,借住到一个姑姑家。

一时找不到工作,又不能白吃人家的,他就帮忙带孩子,做保姆。“一个大学生,做男保姆,夜深人静,心里不是滋味。

不久,更不是滋味的日子来了。

想去泰国看儿子的母亲到了香港,没有别的住处,只能和已经30来岁、有了两个孩子的曾宪梓一起挤在几平米,头都抬不起的走廊斜坡里。

这样的日子过了9个月后,曾宪梓满怀期待与喜悦到了泰国,迎接他的却依然是伤悲。为了钱,哥哥和叔父争得互不相认,受共产教育的他,以放弃一切财产继承权的牺牲,调停了斗争。

解决完争产的问题,国内形势巨变。想要回国的曾宪梓获悉,国暂时是回不去了。他只能往返于香港和泰国之间,做一些小买卖,并将妻子黄丽群也从家乡接来,借住于已在泰国小有成就的哥哥家里,帮其经营领带小厂。

寄人篱下,低人一等,曾宪梓夫妇每天勤勤恳恳,起早贪黑地帮助哥哥、嫂嫂,说话都不敢大声,吃饭都不敢多夹几筷子菜。但时间一长,哥哥嫂嫂还是非常嫌弃了:“每天都给我们脸色,让我们走,快点走,即刻走。

被嫂嫂驱逐的那晚,曾宪梓和妻子黄丽群一夜没睡,两人既无奈,也想不通:为什么这么努力,小心翼翼地做人,这人生还是越走越窄。

第二天,曾宪梓到贫民区找到一处房子,和妻子住了进去,没有安顿的安顿好后,他厚着脸皮向哥哥请求,希望自己还能继续在厂里工作。

哥哥拒绝了。

痛心不已中,曾宪梓卖掉所有财产——一只普通手表和一部普通相机,找客家乡亲借了一台缝纫机,开始了自己的创业:做领带到唐人街卖。那期间,对这个不爱钱的侄儿很有好感的叔父曾桃发,曾多次表达要帮助他的意思,但曾宪梓依然像当年那样:一直贫穷,但始终活得骄傲。

叔父给他钱,他不要。叔父给他换房,他拒绝。实在没办法,叔父将自己本来要做西装的布料给他,让他帮忙加工成领带,付给他10倍于正常的加工费,变着法地帮他。

为了生活,单子他接了,但多的钱,他一分没要。

6000港元 开始创业

1968年春节前,一心想要回国的曾宪梓回到香港。他原计划找好房子后再与家人团聚,但房子还没着落,已不想在泰国多留一日的母亲和妻儿也跟随到了香港。

走投无路之际,叔父辗转汇来一万港元。靠着这笔钱,春节还没过,曾宪梓就已找到一个60平米、既可住、又可做工的房子,办起了一个名叫金狮领带公司的小作坊。多年后,他还清楚地记得:

开工时,手中已只有6000港元:房租花了1000多;感谢姑姑当年的收留花了2000;购置生活和开工必需品花费近1000。“这6000元可以花多久呢?一天生活50元,一个月就1500元。4个月吧。

必须马不停蹄地工作,才能让一家人活下去。

但即便马不停蹄,他的每天也都是在担心吃不起饭的危机中度过。卖一打领带只能赚10元,曾宪梓夫妇必须每天做出并卖掉5打,才能养活得了家。

别无选择,他只能拼了。

“推销的时候,老给别人赶出来,一进门,就让我走。但我下了一个决心,卖不到5打就不回家,我要学怎么做生意,我和我的家人要吃饭。”

那期间,曾宪梓的汗水洒遍香港每个角落,马路上的地摊小贩,也都咬牙舍本请人吃饭,拜托他们帮忙代销。

而另一边,已是六口之家的家庭,每天的菜钱只有1港元。轮到他买菜,还要更节省:

“只买8角钱的,觉得不能一下子将这1元钱全部用完。勤俭,这也是从负债开始创业的曾宪梓,很重要的一个创业经验。

“如果有了点钱都用掉了,资金很难积累。所以我就节省,省吃俭用,积累我的资金。”

即便自己这样拮据,有了些积蓄之后,他还是第一时间还了叔父的钱,而且是加倍偿还。

叔父因此在泰国替他大做人品广告:我这一辈子还没有见过不爱钱的,这一次,我是见到了。

不达目标不回家的坚持下,曾宪梓的生意渐渐打开局面。

首先被改变的是总挨骂的情形。

一次,他到一个做西服的洋货部推销,刚进门,老板就大声斥骂。走出店门的曾宪梓,一边寻找下一家,一边落泪。

但,香港不相信眼泪。

他找到一个人少的地方坐下,不断问自己:为什么总会挨骂?是自己做错了?还是有钱人都这么不好?如何才能不这样?

第二天,曾宪梓穿西装打领带,什么也不带,再次去了洋货部。

“等店里没人时,叫了咖啡两个手送上,‘老板,不好意思,昨天十分对不起,惹你生气了。我今天是特意来跟你赔礼道歉的’。”

老板有些不可思议,他说:“奇怪,一般人给我骂了永远不会回头,我昨天那么严厉地骂了你,你还专程来道歉。”

一翻诚意交谈后,老板告诉曾宪梓,“你做生意,我也做生意,我有客人在这里,你来以后,影响了我对客人的招待,所以就骂你,赶你。”

后来,他们成了好朋友。“不但买我领带,还给我建议。”

再后来,一想到骂过、赶过自己的人,都能成为主动跟自己要货的客户,曾宪梓就充满了信心,路也越走越宽。

打败国外品牌

当时,法国、意大利等外国名牌领带霸占着香港主流市场,几百家本地服饰服装厂,生产的领带却只能在街边店铺售卖。

已经给自己的领带取名为“金狮”的曾宪梓觉得这里面有机会:生产高质、高价、高档的领带,把香港的领带市场从洋人手里夺过来。

第一步是到大百货公司买回最流行、最高档的四款国外名牌领带,将其拆到不能拆,对其内外用料、剪裁、缝合、图案、颜色、商标进行深入的解剖式研究。第二步是把这些拆得七零八落的外国领带,按照原有的缝合方式恢复原状。一遍又一遍地剪裁、一遍又一遍地缝合,直到掌握这些技术。第三步是自行生产。苦战几十个昼夜后,曾宪梓做出了四打以德国高档领带布料生产的高档领带。他拿出4条,跑到一家熟识的百货公司经理面前:

“这8条领带,4条是我向德国订购原料自己做的,4条是在你这里买的外国名牌。现在请你不要看商标,分辨一下,哪些是我做的,哪些是买来的。

经理比较了大半天也分辨不出来,曾宪梓趁热打铁,把四打领带送进这家公司,和外国名牌摆在了一起。不到一个星期,经理便打电话给他:

“赶快再给我送四打来。”

初战告捷,曾宪梓决定打入更多百货公司,但其他公司一听是香港货,直接拒之门外:“不是名牌,卖不出价钱。”

不平之下,曾宪梓决定自己做一个名牌出来!

第一个要做的是改名字。当时的香港赌风盛行,不少朋友都劝他,将广东话发音为“金输”的“金狮”改名,“金输金输,什么都输掉了。”

曾宪梓冥思苦想新名字之际,机会和灵感居然一起来了。

一个做推销的朋友,邀他一同去澳门玩,要介绍当时著名的百货公司——永安、先施百货公司男装部的几个部长给他认识。

旅行中,曾宪梓想出了新名字:“金利来”。

再过几个月,香港主流市场的门,也被他打开了。这个过程,也是他在回忆自己的创业故事时,尤其自豪的一段经历。

“我跟那几个部长根本不熟悉,但想办法跟他做朋友,一起玩,到澳门以后,我就请客,结果交上朋友了。”

走到这一步,通常的想法是,该请对方销售自己的领带了,但曾宪梓不急。

“交上朋友,他们不问,我也不主动说,我是干什么的。一个月,两个月,大家在一起只是吃饭,聊天,不谈买卖,建立了很好的关系。”

不急的另一边,曾宪梓几乎每天都在等待对方的一句话。

不久,他就等到了。

“终于有一天,一个部长问我,曾先生你是干什么的?往你家里打电话,说你去推销了,你推销什么啊?”

曾宪梓坦诚作答,“我是家庭手工做领带的,推销领带。”

部长说,“我们需要啊,你拿来看看,如果合适,我们买。”

“三个月,我等的就是他这句话。

之后,金利来,火起来。他发动广告战,有一点钱就打一份广告,不赚利润赚品牌。

他独家赞助了正风靡全球的中国乒乓球队,在香港的乒乓表演赛的电视转播,打出“金利来,男人的世界”这句后来响遍神州的口号;

他花7万块在无线电视台转播尼克松访华的节目中大做广告;他还赞助了1972年的香港小姐选举……

一轮轮强势猛攻下,质量可靠、品牌也足够响亮的“金利来”领带,走进香港各大百货公司,生意滔滔不绝。香港,迅速成了金利来领带的世界。

创新商业模式  成功上市

1973年,香港遭遇经济萧条的冲击,百货公司纷纷限额购货,很多以百货公司为渠道的工厂或公司受此牵连,经营不济,甚至关门破产。

危机之下,曾宪梓的生意却逆势上扬。

他逼自己想了一个办法——一个可以载入商业史的新办法、大办法。

曾宪梓找到百货公司:“你借个领带架子给我,借个台子给我,我自己供货,自己找人来卖。卖好了,我七你三,卖不好,我兜底。”

老板们觉得这种不拿本钱备货,不出人力,还能保证一定效益的方法十分可行。曾宪梓就一个公司、一个柜台的攻城掠地。

“通过这个方法,我们比把货卖给他们再由他们卖,生意高出五倍。”

不久之后,曾宪梓发明的这个方法,成了很多公司采取的营销方式之一并沿用至今。这个方式的名字今天被称为:专柜模式。

谈及这个经历,曾宪梓说:

做生意,首先靠脑子,看到什么,就要思考,这个事情和自己的生意有没有关系?如果有,怎么把它用起来。其次,要靠行动,决定了以后,要及时而且果断把想法付诸于行动。最后,就是要勤奋,不能偷懒。

“我天天都在想,在总结,我今天做了什么事?起了什么效果?有什么错处?为什么会错?怎样才可以做得更好呢?而今天的问题解决了,明天又会有新的问题,所以我说企业家的脑子,是不能停的。想偷懒是不会有结果的。”

专柜模式让曾宪梓化解了危机,也开启了金利来更快速的规模化成长。

至20世纪80年代初,金利来已由单一的领带迅速扩展至皮具、男士配饰,并将业务拓展到中国内地及东南亚。

1992年6月,金利来在香港上市。此后,金利来迅速火遍神州大地,“金利来,男人的世界”,成为一代人共同的记忆。

(来源:小鲨鱼财经的财富号 2019-09-21 12:43) [点击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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