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过去的2021年,对于徽商银行和中静系来说都是不平凡的一年。对于徽商银行来说,它的第一大股东中静系,把股权卖来卖去,不仅影响A股上市,面子上也颇为不堪。

而翻开中静系的资本版图,则可发现其上层控股平台为中静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中静集团或中静系),中静集团的持股97.5%的绝对大股东,为上海宋庆龄基金会,出面为中静系做事的高央及其关联人,仅持有2.5%股份。

那么,既然上海宋基会是中静系背后最大的股东,为什么在中静系如此三番五次地叫卖徽商银行股权中,上海宋基会怎么没有任何的声音?

在郑永刚的股权纠纷中,双方各执一词,诉求的标的资产都在数十亿以上,为什么不见上海宋基会出来澄清?高央与上海宋基会合唱的是一出什么大戏?(高央的来历,见智圣财经社此前报道:《一位奥地利华人的中国淘金史》)。

其实,梳理中静系与上海宋基会股权关系的过程,这位奥地利华人高央,不愧是远渡重洋的归国华侨,其借助于上海宋基会的这套资本玩法,国内的那些所谓的资本玩家们,以前看都没有看过,更别说亲自玩过了。

话说上海宋基会成立于1986年,由中国福利会发起成立,其宗旨是关心妇女、儿童等健康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实现捐赠者的慈善意愿,推动行业和社会进步。

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上海宋基会已经成长为一家聚焦妇女儿童事业,具有一定知名度、美誉度和品牌影响力的5A级公募基金会,它的100多个品牌项目及活动,覆盖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直接受益人达数百万人次。

2011年12月,上海宋基会与高央达成协议,高央和关联人将他们持有的中静系97.5的股权,捐献给上海宋基会。

从时间来看,公益基金会很少有接受股权捐赠的,笔者翻阅历届中国慈善排行榜,都是捐献的现金。比如2021年中国慈善榜中排在第一名的马云,捐献现金数额为30亿元左右。

如果以资产而论,马云跟高央真的没法比啊。其他的且不说,仅就中静系持有的徽商银行14%左右的股权,其对应的资产价值就在2000亿元左右。

当时的2011年底,中静系已经颇有规模,持有北京汽车和徽商银行的股份,价值至少也在百亿之巨。所以,上海宋基会应该是乐于满足高央的慈善意愿,收下这97.5%的股权的。

海外华人高央在中国的慈善意愿,为什么如此强烈?上海宋基会当时知道吗?

10年过去了,时间真是个好朋友,你与它做朋友,它就会告诉你一切——时间告诉我们,这其实就是个玩法,是由奥地利华人高央引进国内的一个玩法,隐秘但不复杂,只不过国内的资本大佬们,以前没有见过而已。

其实,这个玩法能玩下去的关键,就是2011年12月,高央与上海宋基会签订的捐赠协议中,设置了关键条款,这个条款就是高央捐赠的股权,为限制性资产,这块资产产生的收益,为先限定性收入。

进一步解释就是,资产或者资产所产生的收益,比如投资收益和利息等,资产提供者对其设置时间限定和用途限定,这就是限定性资产,由此产生的收益,叫做限定性收入。

说白了,这个限定性的收入,基金会是不能随便用的,只能按照资产提供者的指定的用途来用。

高央捐献给上海宋基会的3.9亿元的净资产,就归属于限定性资产,每年带来的收入,比如2017年带来了5193万元的投资收入,就属于限定性收入,上海宋基会没法用,只能按照中静系的意图来用。

就中静系捐赠给上海宋基会的这块资产产生的收入,其限定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上海宋基会自己的公益项目不能动用,只能按照2011年12月与中静系签署的捐赠协议,把这个收入存入“鲁家贤、高文英专项基金”,由这个专项基金再对外委托理财或者委托贷款,或者用于它自己的公益项目。

二是这个限定性收入,不纳入宋基会的指标考核。比如,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公益基金会当年的公益支出,不得低于上年总收入的70%,那么这个“上年总收入”里,就不包含这个限定性收入。

比如以2017年为例,上海宋基会捐赠收入7040万元,捐赠项目支出4979万元,支出比例为70.7%,正好达到了要求。如果加上来自于中静系的5193万元投资收入,则总收入达到了1.3亿元左右,4979万元的捐赠支出,远远达不到70%的比例。

那么,话说回来,上海宋基会从中静系分配来的这个所谓的限定性收入,自己不能动,也不能用,那到底都干什么了呢?

如上所述,在捐赠开始,中静系就做了“顶层设计”:在上海宋基会下面成立了“鲁家贤、高文英专项基金”——鲁家贤和高文英,他们是高央的父亲和母亲。中静系的分红或者投资收入,全部进入鲁家贤和高文英专项基金,再由这个专项基金,把这部分资金用于委托理财和委托贷款或者项目。

比如,2016年中静系向上海宋基会分红了3176万元,紧接着鲁家贤高文英专项基金,就将这3176万元,交给了交通银行,用于委托理财,抑或是委托贷款。

而贷款的对象,又恰恰是中静系自己的公司。你看,这是多么精妙的设计!国内的那帮资本玩家们,只能汗颜了。

至于具体的贷款金额、周期、利息以及是否按时归还,迄今外界均知之不详,仅能从一些有限的信息,了解到一些情况。

比如,2018年12月18日,上海宋基会与交通银行上海奉贤分行、现代创新控股有限公司三方,共同签订委托贷款展期合同,约定原上海宋基会委托交通银行奉贤分行,贷款给现代创新控股公司的资金,其中的3000万元,由2018年12月26日展期到2020年12月26日,其中的2274万元展期到2020年6月17日。

其后的2年时间里,2019年的贷款所约定的保值增值收益,也就是利息,在年底及时地打到了基金会的账上,但到2020年底,本该分别在当年6月17日和12月28日到期的本金,以及当年的利息,都没有回到基金会的账上。

而这个现代创新控股有限公司,正是中静集团持股60%的控股子公司。当初,高央持有的北京汽车的股份,就是挂在现代创新控股公司的名下。

有媒体报道称,高央将中静系97.5%的股份捐献给上海宋基会,但约定的分红比例,高央及其关联方占75%,上海宋基会占25%。

笔者认为,这种比例只能是形式而已。比如,上海宋基会持股的中静集团,只是一个持股平台,所谓的资产和利润,都在子公司或者孙公司,穿透之后,持股平台也是比例寥寥。

其次,既然是限定性的收入,就不能用于上海宋基会的公益支出,而是由鲁家贤高文英专项基金另行运作公益项目。这种收入对于上海宋基会来说,即便运作再大的公益项目,也是派不上用场的,近水不解近渴。

但是中静系,却大大的不一样了。这么多年来,中静系一直是上海宋基会控股是企业,奥地利华侨高央亲自担任上海宋基会的理事。那些金融机构,见到了高理事,都是笑呵呵的。

高理事的套路,真是不服都不行啊。

沿着这个套路一路走来,奥地利华侨高央,也就是上海宋基会的高理事,这些年挣了多少钱?也许只有当事人心里自己才能有数。

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路上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有了路,套路多了,便等于没有了套路。近两年来,随着中静系叫卖徽商银行的价格越来越高,从120亿飙升到160亿元,上海宋基会的分红,虽然是“限定性收入”,却也是越来越少了,2019年和2020年,竟然是0元和2.38万元。

分红“见底”之后,2020年,高央从上海宋基会的理事名单中消失了,消失得悄无声息。

杉杉控股的郑永刚在媒体上说,高央买徽商银行股份的钱,开始是跟他借的,后来是跟别人借的,颇有点不平的样子。

但大多数人都认为,当今时代能借到钱,也算本事。

奥地利华人高央,那是真的有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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