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阅读量最高的文章当属巴菲特给股东的信。它也的确配得上最高流量，除了在投资理念上一如既往地输出高质量鸡汤，在投资决策上的经验教训也开诚布公。
抛开股价涨跌带来的浮盈不谈，经营业绩中铁路和公用事业两个板块2023年表现“弱于预期”。按理说，在价值投资的框架下，阶段性的利润波动不一定是长期价值的折损，但长期结构性的变化除外。
老巴对业绩的分析篇幅不长，但也直击要害。铁路业务受累于长期资本消耗和人工成本上涨，前者是商业模式固有的通病，后者则是预料之外的。公用事业则受累于政策，他没有把原因展开得特别具体，但又是个传统市场经济规律以外的因素。
近代以来，西方在意识形态和经济理论方面大体经过了这样的转变：从古典自由主义，到凯恩斯主义，再到新古典自由主义；从推崇看不见的手，到强调政府的作用，再回到小政府理念。表面上看是左右摇摆的历史进程，背后的核心驱动因素则是对当时生产力困境的被动应对。在螺旋式发展的背后，是一条明确的上升曲线，无论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们如何大声疾呼将权力还给市场，在西方国家中，政府实际上还是越来越“大”了。
由于统计口径不同，很难直接做各国政府在经济活动中参与度的横向比较，但可以做各自国内的纵向比较。日本、英国和德国在战后经济发展中，政府消费支出对GDP的贡献度在过程中有波动，但整体上普遍是显著提高的，英国提高了四到五个百分点，日本提高了约十个百分点，德国仅在过去三十年中就提高了大约三个百分点。我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贯被认为有较大的看得见的手，但政府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却远低于英、日、德。
巴菲特所在的美国，恐怕是全球新古典自由主义最坚固的堡垒，也呈现出典型的萧条期政府加大作为，繁荣期让市场自行其是的逆周期调控特征。老巴在铁路和公用事业板块遭遇的困境，既非偶然，也难言终点。
似乎偏题了，但并未偏题。国内资本市场上也有很多新古典自由主义的拥趸，以及众多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的粉丝，但没有哪个简单模型可以解释全部经济现象。如果你的分析模型过于简单，就容易把灰犀牛当作黑天鹅，进而不断遭遇新的灰犀牛。
巴菲特的能力不仅体现在善于抓住机会，更体现为善于在不利中反思，这点才是最值得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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