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应当拥有闲暇的观点一直令富人感到不可思议。
19 世纪初期的英国，成年人每天工作十五小时是正常现象。儿童有时也要工作这么久，至少每天十二小时是常态。如果有爱管闲事的人提出，他们的工作时间太长，人们便会反驳说，工作使得成年人免于酗酒，儿童无暇捣乱。
记得在我小时候，工人刚刚获得投票权后不久，法律赋予了他们一定的公共假期，上流社会对此极为不满。我记得当时一位老公爵夫人说：“穷人要假期干什么？他们就该工作。”现在的人自然不会说得如此直白，但这种观念依旧存在，而且是造成众多经济乱象的原因。
现在，让我们抛开迷信，坦诚地讨论一下工作的道德。人要生存，就必须消耗一定数量的人类劳动成果。或许我们可以假设，劳动总体来说不令人愉悦，那么，一个人的消耗超出产出便是不公正的。当然，他的贡献也可以是某种服务而非商品，比如他是医护人员，但无论如何人都要做出一定贡献，用以平衡自己的食宿消耗。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工作的确是每个人的义务，但义务也就仅限于这个程度了。
事实上，在现代社会，许多人甚至连这种最低程度的劳动都无须履行，比如继承大量财富或嫁入豪门的人，对此我不打算详谈。我不认为一些人能够游手好闲的事实，对社会的危害能同让劳动者不是过度工作就是忍饥挨饿相提并论。
假设社会采用某种适度、理性的管理模式，普通劳动者每天工作四小时，便可以生产足够多的社会所需，还不会造成其他人失业。这个观点令富人大为震惊，因为他们确信，穷人不知道如何打发这么多空闲时间。
在美国，即便是富人也常要加班加点地工作，因此，听到有人主张赋予劳动者更多的闲暇，这些人自然会感到愤慨，除非是将闲暇当作对失业者的严厉惩罚。事实上，他们也看不惯自己的儿子闲着。
不过，奇怪的是，他们虽然希望儿子拼命工作到没有时间去做文明人，却又一点都不介意妻女无所事事。在贵族社会，对悠闲自得近乎势利的羡慕，男女都会有，而在财阀政治的社会却只限女性，但这并不表明如今的现象更符合逻辑。
必须承认，合理利用闲暇是文明和教育的成果。一个终其一生都在劳碌的人，突然清闲下来会觉得无聊。可是，一个人如果没有充分的闲暇，便会同生活中许多最好的东西失之交臂。如今已经没有任何理由剥夺大多数人享受闲暇的权利，只有替别人受苦的愚蠢的禁欲主义在让人们坚持过度工作，虽然当初工作的需求早已不复存在。
在支配俄国统治的新信条中，虽然很多都与西方传统教义大相径庭，但一些观念还是坚固如初。统治阶级，特别是那些负责教育宣传的人，只要提到劳动的尊严，就和世上其他那些宣扬“诚实的穷人”的统治阶级如出一辙。勤劳、节制、为长远利益努力工作，甚至是服从权威，所有这些信条再次浮出水面。
俄国无产阶级的胜利与一些国家女权主义者的胜利有一些共通之处。长久以来，男人都承认女性圣洁的高贵，通过强调圣洁比权力更重要，来掩饰女性地位的低下。女权主义者最终认定，她们既要圣洁也要权力，因为她们中的领袖人物愿意相信男性对女性美德的吹捧，却不接受男人所说的政治权力无用论。
在俄国，体力劳动者的经历也差不多。很长一段时间，富人和他们的奉承者都在大书特书“诚实劳动”的概念，赞美简单质朴的生活，宣扬穷人比富人更可能上天堂，试图让劳苦大众相信，改变物体在空间中的位置这类工作尤为高尚，就像男人试图让女人相信她们从役中获得了某种特殊的高贵。
在俄国，一切对体力劳动的赞美都备受重视，以至于体力劳动者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受尊重。不过，从本质上说，呼吁恢复这一信条的目的和此前不同：它是为了让能超额完成生产任务的工人投身于某些特殊任务。劳动者被塑造成年轻人的理想，也是一切道德教育的根基。
从目前来看，这种做法可能确有可取之处。一个自然资源丰饶又不太可能依赖信贷的大国迫切需要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努力工作必不可少，甚至可能会带来巨大回报。可是，如果社会发展到人们无须长久劳作便可以获得舒适的生活时，又会发生什么？
在西方，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多种多样。既然无意实现经济公正，大部分生产总量便落到了小部分人手中，他们中的多数人都无须从事任何劳动。由于生产过程没有任何国家统一调控，一大堆压根儿就不需要的东西被生产了出来。
我们让相当大比例的劳动人口无所事事，因为我们可以强迫另一部分人超负荷工作。如果这些方法均效果不佳，我们就制造战争：像刚刚接触爆竹的孩子，我们安排一些人生产烈性炸药，再安排另一些人将其引爆。通过将所有这些手段相结合，我们终于维护住了普通民众唯有终日辛劳的观念，虽然这个过程异常艰辛。
在俄国，由于经济相对公正，生产集中管理，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另辟蹊径。合理的解决办法是，一旦能满足所有人的生活所需且让全民实现基本的舒适，就开始逐步缩减工作时间，并在各个阶段召集民众投票，让大众决定是要更多的休息还是更多的商品。
不过，既然宣扬了辛勤工作是至高美德，政府便很难致力于打造一个让人们多休闲少工作的人间天堂。更有可能发生的是，他们会不断找到新方法，牺牲当下的闲暇以提升未来的生产。
我最近读到，俄国工程师提出一个巧妙的方案，通过在喀拉海峡建造堤坝，提升白海与西伯利亚北方海岸的气温。这个计划的确令人敬佩，只不过，北冰洋的冰天雪地虽能彰显劳动的可贵，却将无产阶级的舒适生活推迟了整整一代人。这类事如果真的发生了，那只能意味着人们在为了辛劳而辛劳，而非通过辛劳这一手段，去实现不再需要辛劳的生活状态。
事实上，改变物体位置的工作虽然对生存来说必不可少，却绝不是人类生活的目的。如果真是那样，我们就应该认为筑路工的地位高于莎士比亚。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其实是被两个因素误导了：第一便是让穷人感到满足的必要性，这让几千年来富人一直在宣扬劳动的尊严，与此同时又小心翼翼地确保自己处在“不体面”的生活状态；第二便是机械装置带来的新乐趣，让我们不禁为能在地球上实现如此惊人巧妙的变革感到愉悦。
不过，这两个动机对实际参与工作的劳动者来说并没有吸引力。如果你问他们，生活中最美好的是什么，他们不太可能回答：“我热爱体力劳动，体力劳动让我觉得我是在完成人类最崇高的使命，我也乐于想象人类能为地球家园带来的巨大改变。没错，我的身体需要定期休息，我也会尽可能满足它的需求，但要说最开心的，那无疑还是清晨到来，再次回到繁重却令人无比满足的劳动中去。”
我从未听过哪个劳动者说过这种话。在他们眼里，工作只是谋生的必要手段（这种观点合乎情理），他们享受的无论是何种乐趣，都只能在闲暇之际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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