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曾困扰了无数人,刘毅就是其中一位。

1967年,刘毅出生于安徽,其后毕业于天津大学分析仪器及工业管理专业,1995年他回到母校,联合几个同学创办了九安医疗,推出国内首款电子血压计。

2010年,九安把血压计与手机相连,得到苹果公司的支持,并在硅谷设立iHealth Labs Inc.子公司。自此以后,刘毅每年都要往返硅谷3-4次,iHealth与苹果、谷歌这些伟大的公司也成为了邻居。

经过梳理和分析,刘毅发现硅谷缘起于“斯坦福+硅谷”模式。

这里就不得不提两位“硅谷之父”——斯坦福大学副校长弗雷德·特曼和诺奖获得者、“晶体管之父”威廉·肖克利。

起初,斯坦福大学既不是“985”,也不是“211”,只是个平平无奇的二流大学,建校四十年,斯坦福大学财政已经捉襟见肘。

特曼采取了一系列新规则:鼓励学生们创建自己的公司而不是去读博士;技术和知识产权转让变得极为容易,3分钟就能拿走……特曼还将两位学生从波士顿劝回来,为他们借到了1000美元的贷款,在一间车库里创建了惠普公司,这就是硅谷的开始。

正是因为旧金山湾区聚集了很多半导体公司,而半导体的主要材料是硅,硅谷由此而得名。

而肖克利就是那个带来火种的人。

1956年,在特曼的支持下,这位物理天才离开贝尔实验室,在加州创立了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他以代码形式在学术期刊上刊登广告,为实验室招来8名天才年轻人。

由于业务分歧和管理不善,8人集体“叛逃”,创办了此后堪称传奇的仙童半导体。

仙童不仅是硅谷最早的风投项目之一,也是半导体界的“西点军校”,向半导体和风投界输送过成百上千的人才。

乔布斯说:“仙童半导体公司就像个成熟了的蒲公英,你一吹它,这种创业的种子就随风四散飘扬了。”

刘毅认为硅谷的成功主要有两点,一是斯坦福大学的创新创业生态,为硅谷源源不断地输送人才,世界上至少有5000家公司,其创办者是来自斯坦福的教授或学生;另一个则是硅芯片风口,再加上硅谷创新的“催化剂” ——风险投资,共同打造了硅谷全球领先的创业生态系统。

在世界各地,学习“硅谷”模式的俯拾皆是,人人都想再造一个“硅谷”,但因为种种原因都未能成型,更糟糕的是,有的地方学得走了样,把高校科技园变成了房地产生意。

中国今天的创新应该怎么走,除了政府力量,企业和民间的力量不可或缺,在认真思考硅谷的成功经验后,刘毅开始寻找本土化答案,在他的推动下,天津大学摸索出一套独具特色的创新创业“天大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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