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创新药改变了全球药业格局，是因为什么？

撰文丨柴妍

华尔街日报医疗领域的资深专栏作家David Wainer，于2月7日发表了一篇重量级文章，题为《制药行业正步入其专属的DeepSeek时代》。

该文深刻剖析了当下一个引人注目的时代趋势：正如DeepSeek凭借其算法创新和成本优势，勇于向科技巨头OpenAI发起挑战一样，中国的Biotech公司也正凭借着在研发领域的卓越性价比与高效速度，日益赢得海外大型制药企业的青睐，竞相购买其研发管线，并在这一领域内与美国Biotech同行展开激烈竞争。

Wainer认为，创新药行业的DeepSeek时刻在去年秋天已经到来。

彼时，由亿万富翁鲍勃·杜根（Bob Duggan）创立的Summit Therapeutics宣布了一项震撼业界的研究成果：其研发的药物在针对肺癌的头对头临床试验中展现出了优于默克公司药王Keytruda的疗效。Keytruda作为年销售额近300亿美元的重磅炸弹，长期稳坐制药行业的销售冠军宝座，并牢固占据市场的主导地位。

因此，这一竞争产品的出现，无疑在行业内引起了巨大震动。更为引人注目的是，Summit的这款药物，竟是两年前从一家原本鲜为人知的中国生物技术公司——康方生物（Akeso）那里获得的授权许可。

这一消息如同一剂强心针，令Summit Therapeutics的市值飙升了数十亿美元，即便该公司目前尚未有任何药物获得正式批准，却也因此一跃成为生物科技行业的小明星。

尽管Summit的药物仍在等待美国监管机构的获批，但这一突破性成果无疑为整个行业树立了一个分水岭，强烈地昭示了来自中国的日益加剧的竞争压力。

中国在生物技术领域的崛起已历经数载，而今这一趋势已不容忽视。

据DealForma的数据显示，2020年，在交易额达到5000万美元或以上的大型医药交易中，涉及中国的比例尚不足5%。

然而，这一局面在随后的几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到2024年，涉及中国的此类交易占比将飙升至近30%。

更令人瞩目的是，有预测显示，在未来的十年间，众多进入美国市场的创新药物将源自中国的实验室，这标志着中国在生物技术领域的全球影响力正日益增强。

中国创新药的繁荣景象，与其在科技领域的崛起轨迹不谋而合。在这两个领域内，中国都成功实现了价值链的跃升，从传统的制造业基地转变为更加复杂且富有创新力的中心，积极参与并重塑了曾经由美国主导的行业格局。

中国创新药快速增长，背后有多重因素推动。首先，过去十年间，大量在美国接受过高水平培训的杰出科学家选择回国发展，他们的归来极大地促进了上海及周边地区生物科技中心的蓬勃发展。

其次，正如DeepSeek在资源受限——包括预算紧张和芯片资源有限——的条件下，依然打造出一款功能强大的聊天机器人一样，中国的创新药公司同样展现出了非凡的拼搏精神，它们凭借技术精湛、成本相对较低且行动迅速的劳动力，不断推动创新边界。

此外，在中国进行临床试验的成本仅为美国相应成本的一小部分。与此同时，中国监管体系近期的一系列变革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不仅简化了临床研究的审批流程，还大幅缩短了启动研究所需的时间。

当前，中国的生物技术创新大多呈现出渐进式的特点，而非颠覆性的突破。众多企业聚焦于对现有药物的优化与改良，这包括调整其化学成分、增强治疗效果，或是在某些关键特性上实现差异化，以使药物更具竞争力。

然而，中国的创新步伐正在稳步加速，并已悄然开始对美国的药物开发生态系统造成扰动。数十年来，美国的生物技术产业在波士顿-剑桥地区、旧金山湾区等核心枢纽蓬勃发展，这得益于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等世界顶尖学术机构的人才源源不断地涌入。

这些生物技术公司拥有着一个庞大的客户基础——大型制药公司，它们对新药的需求极为迫切，不惜高价购买以替代那些即将专利到期的药物，从而维持其市场地位和盈利能力。

尽管这一传统模式在短期内不太可能彻底消失，但大型制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们正逐渐拓宽他们的战略视野。既然能够以极低的价格从中国获得具有相似疗效的分子的授权许可，那么，他们为何还要斥资高达100亿美元去收购一家仅拥有中期临床阶段药物管线的美国生物技术公司呢？

Wainer举了近年炙手可热的减肥药作为例证。在这一领域，礼来公司 $礼来(NYSE|LLY)$ 和诺和诺德公司 $诺和诺德(NYSE|NVO)$ 凭借GLP-1药物占据了主导地位。考虑到减肥药市场的当前发展阶段，一些大型制药公司选择放弃开发注射剂型药物，转而将精力投入到更为便捷的口服剂型的研发上，这一策略转变无疑是明智的。

默克与阿斯利康 $阿斯利康(US ADR)(NASDAQ|AZN)$ ，均将目光投向了正在中国开发的早期口服药物。至2024年底，在广泛搜索市场上的肥胖症治疗管线资产后（其目光很可能瞄准了Viking Therapeutics等公司，市值约为37亿美元），默克决定从中国的翰森制药获取一种口服GLP-1药物的授权许可。这笔交易包括1.12亿美元的预付款，以及最高19亿美元的里程碑付款。

而早在一年前，阿斯利康也采取了类似的行动，在与中国的诚益生物的交易中预先支付了1.85亿美元，并设定了总额接近18.3亿美元的未来里程碑付款。

这些“性价比极高”的交易对大型制药公司而言无疑是一大利好。然而，对于美国生物技术公司及其风险投资机构来说，它们却构成了实实在在的挑战。由于难以预测来自中国的竞争态势，投资者在对早期生物技术公司进行估值时变得越来越困难。这是标普生物技术ETF在过去两年里基本持平，而同期标普500指数却飙升了48%的原因之一。

Stifel投资银行董事总经理Tim Opler也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毫无疑问，这对美国生物技术生态系统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他接着表示，“如今，我们面临的真正挑战是如何适应这一变化。具体而言，我们需要在提升成本效率和加速研发进程的同时，继续维持创新的领先地位，这无疑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大难题。”

从患者的视角来看，日益加剧的全球竞争无疑是一种胜利。癌症患者或许并不关心药物是在哪个国家研发的，他们真正在意的是药物的有效性。然而，对于那些致力于维护美国竞争优势的政策制定者而言，中国生物技术的迅猛发展无疑敲响了警钟。创新竞赛的疆域远远超越了人工智能或加密货币等领域，它已经深入到生命科学的核心地带。

默克公司注意到了Summit与康方生物之间的合作。在Summit的临床试验结果对外公布仅数月之后，默克公司便宣布，其已获得了一种极具潜力的抗癌药物的授权许可。

这种药物基本上沿用了Summit-康方所采用的双靶抗体策略，即同时靶向PD-1（一种被癌症利用以逃避免疫系统攻击的免疫检查点）和VEGF（一种促进肿瘤新生血管形成的蛋白质）。

那么，默克公司究竟是从哪里寻获了这一药物的呢？答案是一家总部位于上海的民营生物技术公司——礼新医药。

Wainer的这篇文章，让我们看到了全球创新药的新趋势：中国创新药公司成功实现了价值链跃升，在药物研发领域开始担任重要角色，并重塑了曾经由美国主导的行业格局。

而在这个过程中，行业链条中的各个参与者将会遭遇截然不同的境遇。对于MNC而言，它们能够在中国市场寻觅到性价比更高的研发管线，这无疑为它们提供了丰富的选择。

而对于美国Biotech和风险投资基金来说，它们则需要开始正视来自中国的强劲竞争对手。

至于中国Biotech及其投资机构，则正迎来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一个能够分享全球市场这块庞大蛋糕的盛宴正缓缓拉开序幕。

END